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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日讯】1、为十三大报告画速写（10月29日）
参加讨论起草13大报告的设想，于光远、林子力、吴象、王愈明、郝怀明、陈进玉、贾春峰、罗建平和我参加，郑必坚主持。
郑必坚说，报告要突出强调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言可以兴邦，以后再也不要吵着要搞共产主义了。
谈到群众对现状的不满问题，郑必坚说，刘宾雁提到第二种忠诚，姑且不论，但确实有第二种不满，这种不满是爱国的表现，要给予肯定。
林子力谈到，民主的基础是商品经济。比坚马上说，那公有制就是集中的基础了。中国这么大，没有一点集中不行，老人家在，不要紧，要是不在了，谁听你中央的，听你张三李四的？
光远提出，要讲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下午谈到所有制问题。必坚说，我们再也不走过去那种搞所有制过渡的老路，不搞个体到集体，小集体到大集体，大集体到全民的过渡，要承认个人财产。
谈到政治改革，大家认为就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必坚说，随着人道主义的发展，将来城市里的裸体雕塑会多起来。到西欧去，看到一些裸体雕塑，给人很深的印象。人体是很美的，值得留恋和爱惜，随便把人象蚂蚁一样抹掉是丑恶的。
总的设想是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前五年的回顾和下一步的打算；第二部分写改革；第三部分写建设；第四部分写外交，第五部分写理论，第六部分写党。
说来颇有意思，似乎整个中国发展方向的首创权，就操在这几个人手里。所以，在中共历史上，起草班子从来都很重要。这工作有意思，要好自为之。
2、大笔杆子郑必坚（10月30日）
继续讨论13大报告的设想。
讨论到理论部分。大家认为，一是要强调小平同志的理论贡献，国内外都认为他是务实派，没有什么理论，这次要讲清楚，小平首要的贡献是理论。二是要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回击那些所谓经典派。
看来，郑必坚这个人是个值得研究的人。他文史哲知识基础比较雄厚，思想解放、开明而又沈稳，语言风趣幽默，又不失之滑稽轻浮，他谈出的思想，给你以冰山尖顶的感觉，下边还有更多的东西含而未露。他从不发表公开的讲话，不写公开发表的文章。他给人博大之感。也许真的博大的人，并不急于显露自己。他象大自然，让人们去观赏。相比之下，我这种人，就显得浅了。
3、学习打下手（10月31日）
根据前两天讨论的内容，必坚、春峰、怀明、建平和我把它细化并具体化为文字，写成了第一稿。
有一些重要的提法，如果通过，将使中国有进一步的开放。当然，在有些问题上没有触到问题的本质。我想，不必着急，急了反而坏事。几天不见，女儿未未的语言能力大有长进，会说想爸爸了。
4、耀邦怒批刘宾雁（11月1日）
把起草13大报告的设想又改了一稿。早餐时，耀邦秘书李汉平说，有一本《人才》杂志，说他们得到了最优秀的人才刘宾雁的支援。耀邦大怒，说有些人专门和我们作对，你批评谁，就说谁好。他算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算什么？耀邦的另一个秘书也说，刘宾雁走到哪里，人家的状就告到哪里。苏维民（郝建秀的秘书，也在我们书记处办公室工作）说，”要说人才，张贤亮算个人才，刘再复也是，但我对他们讨厌透了。”我默默地听着，能说什么呢？
5、邓力群争夺中宣部阵地（11月2日，天气不错。）
晚上诚德（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秘书）来谈中宣部的情况。他担心中央领导过于重视13大，轻视了眼前的局势。从中宣部看，”左”派们又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放出风气说，朱厚泽、万里和胡启立受到了中央批评，邓力群还提议让胡绳任社会科学规划小组组长，安排厚泽当副组长，着意贬低厚泽。部内已出现复杂局面，几个副部长不支援厚泽工作。凡是得罪人的事，都往他这儿推。新闻局、出版局等局长离任前，都提出了新的组阁名单，如果照此任命，中宣部就完了。可分管干部的副部长照常划圈。有的副部长还急于安排自己的人。
这种局面，不独中宣部一家有。全国所有的领导班子，能协调一致工作的并不多。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猫鼠班子”，另一种”螃蟹班子”。只要主要领导人有特别过硬的后台，地位不可动摇，他就是”猫”，其他成员都是一群”耗子”，不敢则声，一切听猫的。据说有一家报纸，副主编决定节日电影票每张一角钱，结果遭到总编的痛骂，要收一角五，什么理由？不知道，反正你不能在任何事情上作主。更多的班子是”一筐螃蟹”，你夹我大腿，我夹你肚脐，谁也别想动。我们的领导班子产生的方式，既非选举制，也非组阁制。任命谁，不任命谁，是上级班子力量对比的结果。每个下级班子，都是上级班子安插自己代言人的场所。各有主子，便都有恃无恐。于是争权夺利，民无宁日。即使是同时效忠同一个主子，也会争宠不已。况且，精于权术的主子，也需要下属斗个不休，斗得越凶，他们各自对自己的需要和依赖就越甚，就会不断发挥创造性来效忠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要搞什么首长负责制，只能落空。你怎么负责？你想干的，你的同僚不想干；你想筑台，他拆台；你想说东他说西。你到一个新单位，他给你留下一个老班底，使尽浑身解数给你出难题，引颈翘首看你的笑话。我们的怪事就是比人家多。在西方，人家是新上任的首长组阁，我们是谁离任谁组阁。为什么新班子工作难有起色？它是老班子的影子。要想真正实行责任制，必须实行组阁制。
6、按图索骥（11月3日）
全天讨论起草13大报告的设想，光远、子力、吴象和愈明也参加了。
早餐时，耀邦的两个秘书很愤慨地诉说一件怪事。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副书记写信给耀邦，还附上一张和耀邦合影的照片，那是耀邦外出视察时照的。他要求见耀邦。昨天，他来京按图索骥来了，非见总书记不可。问他有什么事，又说不出来。听说亳州市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北上了，原因是没有当上市长。”太不象话了，照一次相，就要见，那还得了？””可能发昏了！”他们的话引来一片议论。那又怎么样？我想，不是另有所图，怎么会有那麽多人要和首长照相，你以为首长比杨贵妃还美么？
7、戈扬与《新观察》（11月4日）
回中宣部拿工资。几个人见到我，尽说些让人肉麻的话，如果我是从监狱出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和郑仲兵一起去看戈扬老太太。她是《新观察》的主编，年愈古稀，想早点退职写点东西，但又怕杂志落入”左”鬼和平庸之辈手里。她想让仲兵去当副主编，先控制局面。戈扬主编的新观察，是受苦人伸冤的法庭，是回击”左”先生言论的阵地，是鼓荡改革之风的云帆。有苦的人，受委屈的人，遭迫害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来找新观察。黄宗英还住在戈杨家里。她在深圳办了个影视公司，她的一个副经理，国家安全部安插的人员，在香港把她公司借的一笔钜款卷逃海外。从此，政治迫害迫使她四处流离，说她是逃亡者的同谋。”共产党的这招把戏，比国民党的老虎凳还厉害呵！”说着，黄宗英女士的眼圈就红了。一秒钟里，她又破涕为笑，抹上口红去出席一个外国人的晚宴了。
“你有点象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听见我这样说，戈扬的眼睫毛上便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8、体验尴尬（11月5日）
去看王至元。谈起所有制问题，他们都劝我尽快把我的想法写成书。
下午中共中央农研室的罗海纲来，我劝他研究一下发展中国家家庭农场的可能性，这也许是解决目前我国农业规模效益差、难以搞现代化等问题的一条出路。
晚上山东的吴晓梦来家谈。他走后，看苏联片子《战地浪漫曲》。忽然对我目前的处境感到难过。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本性来生活，这种生活也许有成功，但不会有幸福。我的本性是自由自在地创作，没有遮拦地倾泻感情。而现在，我必须学得持重，学会看别人的脸色，学会讨一切人喜欢，学会掩藏自己的思想感情。闷得很呵！
这一切，为了什么？可能有一个很神圣的目标，但那个目标可能永远达不到，也可能本身就是可笑的。我们每个人的悲剧，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特别可悲的是，一些很有智慧的人，也往往怀着殉道者的庄严感情，干着后代人看来很荒唐的事情。或许人活着，就应象一江春水，一泻千里，活得酣畅淋漓。但是又一想，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不断地违反自己的天性，在难以沉默时保持沉默，在难以作出牺牲时作出牺牲，在难以忍受时坚持忍受，这些都只有人才能做到的，没有这些品格，不锻炼这些品格，也许我们也做不成一件正经事情。
9、胡启立与”第三种势力”（11月6日）
进玉来谈了一些情况。
总的看，形势不错。但有”第三种势力”值得注意，启立和万里关系非同一般。万里让首钢写了一个材料攻击紫阳，结果首钢受到批评。万里人不错，改革很积极，他与紫阳的矛盾，还应该是改革派内部的矛盾。万里嫌紫阳过于保守。
启立则不同，他试图在各种势力中保持平衡。此人水平极有限，尤其缺乏主见，再加上一个坏秘书杨仲瑜给他出瘦主意，就更糟。他几个月前，大批了一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人，说现在又面临着”1957年夏季”的形势。幸亏厚泽把住了，没有传达。没几天，习仲勋通知中宣部不要传达。前几天，中宣部研究室搞了个材料，说有人认为”第二次文革”不可避免，他又义愤填膺地批示说，不要让这些人胡说八道，不要发他们的文章。没几天，又有人通知，不要传达这个批示。
可是，他要开明起来，也开明得很，关键看他受谁的影响，在什么关口。六中全会前夕，许多人攻击决议稿，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跑到武汉去了，不去支援耀邦。从各方面看，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历史可能在打盹的时候，把某个小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但是这种小人物在舞台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象茨威格说的那样，他们并没有感到兴趣和喜悦，也没有为大展鸿图、实现抱负而焕发出惊人的天才，而是惶恐不安，作不出重大决定，坐失良机，最后毁了自己，也害了民族。我猜想，启立这种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会存在多久。
不能及时、坚定地起用自己的支持者，是耀邦的缺点，特别是不能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这种事若一再发生，会使人寒心。一个好的政治家，要注意克服这个缺点。
10、胡耀邦父子谈”自由”（11月8日）
读到《文汇报》上于浩成的文章，题目是”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由”，与吴建国的一篇关于对自由的”反思”的文章商榷。吴文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强调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会有自由。这篇文章居然受到胡耀邦的赏识，并作了批示，说现在许多年轻人对大量的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特别需要象吴文这样有说服力的文章。这个批示是思想理论界感到困惑，因为吴文从根本上否认我们现在有争取自由的必要，肯定这样的文章，无异于是对邓力群之流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吴建国是左派大本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得力干将之一，这种人可轻易赞扬不得。
为了抵销吴文和耀邦批示的影响，新观察杂志决定发表一篇反驳文章，文汇报也发表了于浩成的文章。看来，要在现在和将来的社会中赢得和保持威信，光靠权力不行，要需要思想和智慧，需要政治家的胆略和判断力。耀邦问儿子胡德平，这篇文章怎么样。德平刚看了几行，以为谈自由就不错，便顺口答道，”不错，和我那篇’为自由鸣炮’差不多。”耀邦听后笑道：”你算老几，人家和你一样！”于是便有了那段批示。这是德平自己说的。
下午去见山东省委秘书长高昌黎。吴晓梦多次称赞此人非同一般。聊了约两个小时，果然不错。许多思想深刻、新颖。他分析了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农业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提出，改革要成功，要起用一大批改革人才。用好人，光靠组织部不行。论知人，它还不如办公厅。办公厅的同志伴随省委领导左右，了解上下左右干部，有实感，组织部了解人，靠的是档案材料。为此，他要在办公厅下设一个秘书室，专与领导作伴，一起讨论问题，研究对策，起草报告，考察工作，每二、三年，人员换三分之一，放下去就当地市级领导干部。这是不组阁的组阁，有远见。
11、兼职副教授（11月9日）
武汉大学教学改革搞得不错，想了不少点子。该校经济学院来京聘请一批近几年来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做兼职副教授，随时可去该校讲课，或代培研究生。被请的有周其仁、田源、卢健、华生、张少杰、郑洪庆、曹远征、杨沐、王诚德和我。今天上午在国谊宾馆与大家见面。慷慨陈辞者有之，危言耸听者有之。我基本一言未发，对那种情绪已经感到陌生。
12、官多民少（11月10日）
典华找我有事，晚间去见他和仲兵。
他们谈到理论局和中宣部的处级调研员的评定，其目的是要解决工资待遇问题。理论局共有23名干部，其中副处级以上的干部13人，包括局长、副局长3人。评级以后，有4个局级调研员，6个副处级调研员，两个正科级一个副科级调研员。全是官。算起来，有7个局级干部，13个处级干部，3个科级干部。这是整个中宣部干部状况的缩影，也是整个社会干部状况的缩影。中办的《综合与摘报》摘登湖南省委党校罗小凡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目前邵阳市干部已成倒金字塔型：处级以上干部700多人，科级干部800多人，一般干部才500多人。官本位加上”官禄同轨”，造就这座倒金字塔。
13、胡耀邦是邓小平的”促退派”（11月11日）
耀邦与起草小组谈13大报告起草设想。他看了我们搞的那个提纲，认为不太理想，主要问题，一是庞杂，二是语言陈旧，三是行文沈闷。
他谈到小平同志与中曾根谈话要点，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同领导层年轻化和素质好有密切关系。小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13大要进一步，14大、15大要更进一步，要选拔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耀邦问大家有没有看电视里的智力竞赛，第一名叫李少军，是个炮兵排长，反应很敏捷，知识面很广。要考察一下，要行就调上来，到团中央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考察人，了解人。不少部门既不学习，又没有热情，霸着位子不放，一提年轻化，就说太快了。青年团干部要更新，每年都要用一批素质好，有才华的人，不要总是老实人，只是老实听话，选拔人的标准要变化。看来，耀邦还是把团中央看成党中央干部的后备队。
他谈到小平同志的第二个目标，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邓强调，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要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行。苏联模式、西方模式都不能搞，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人多了怎么办？”耀邦问道。他并不是在征询答案，而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果然，他紧接着说，有些干部退下来，说没有事情干。怎么没有事情干？放下架子，事情多得很。当人民代表，当中小学教员、做居民工作，多得很。一退下来，就要安排，到人大，到政协，还是要当官，要当长。人大干什么？代表人民说话，联系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工作，要到群众中去。人民代表嘛，要争权力，哪有那麽多权力？看来，耀邦不赞成把人大搞成权力机构。代表人民的没有权力，不要权力，那权力从何而来？还有，干部退下来还要当官，当然有个人作风问题，我想还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是平民生活与官员生活差距太大，一退下来，不能适应；二是我们的官员素质不高，许多人除了当官，不会干别的。习惯于命令别人，不习惯为别人服务。
耀邦继续说，小平同志讲的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权力要下放。
耀邦主张报告不要分6个部分，分得过多，显得庞杂，启承转合也有困难。他认为分三部分比较合适。第一个部分总结前5年的成绩，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要从事实出发，夹叙夹议。我们原来都以为前10年翻不了一番，事情的进程超出我们的预料，87年就可翻一番。除了经济，还可以讲政治上的安定，讲整党，讲外交，讲个七、八条。总的要求，要站在高处，用清新的语言进行高度概括。能不能讲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把”之一”去掉？过于谦虚不是我们的品格。启立跟在后面附和了几句，耀邦没有答理他。
耀邦还讲了一段吐露心曲的话。他说，这几年的艰难，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我当了总书记，除了下去，我从未离开过办公室。82年我在军委会上讲，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步履维艰呵！对”左”的也不能斗，一斗就乱套了。有些青年人讲，你太软弱了。不是那麽回事。有人批评周扬批错了（指胡乔木），你反过来又批评批评周扬的人行嘛？不行。
第二部分写我们今后几年怎么走，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作5年打算，有的要有长期考虑。华国锋搞的抓纲治国八条，我还有点欣赏，那八条归纳得可以，给人一个好的概念，水平不低，语言的表达还是蛮生动的，要言不烦（耀邦不知道，那正是在座的大笔杆子也是他的秘书郑必坚和龚育之主持起草的）。缺点是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讲了我们所处的情况，今后的目标，抓什么事，再讲要有什么条件，讲国际和外交。
耀邦说，第三部分写改善党的领导，抓住三、四个环子。我们的事业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领导、党的组织。我们有权力与全国人民一道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党能象我们党这样把国家搞得这样好。现在讲党的怪话太多了，我心里很不舒畅，又不能压服。要说服。
然后讲改善党的领导，一是不要包办一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二是要坚决废除终身制，要讲一大批老革命家带头退下来的意义。13大人家主要报道这个，报告里没有反映怎么行？年轻人上来的意义要讲充分，不然人家造谣。特别要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带头退下来的意义讲够，一、二百字讲不清楚，不然，深圳青年报说，功劳是他的，他妈的！（耀邦对陆铿谈话，说小平要全退，陆铿违反耀邦和他的约定，在国外透露了风声。深圳青年报听风下雨，要小平13大退休，老头子震怒。有人向小平告状，说耀邦要小平退休，是促退派。耀邦很被动，因而对深圳青年报很生气。）第三讲党内民主生活，党组织要有造血功能，要有免疫力，要讲新东西，每个党组织每个细胞都要自我完善。现在大案要案都要上边查，你不查，他不解决，他妈的！（他已经骂了两次娘，怪不得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动不动就在餐厅里大骂什么人她妈的。）第四，要用马克思主要观点、立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毛病，现成的药方找不到，要充分地讲一篇话。
耀邦最后说，他要尽快找小平同志一次，把主要意思谈谈。13大全世界都注意，老同志退下来了，年轻同志中不中用？政策会不会夭折，事业会不会停滞？这个问题要回答。报告要在选举前5天发表，不然，有人造谣。在座的同志，还不知道我们中央人事变动盘子，一大批老同志一退到底，一大批年轻人上台。
启立接着说了些言不及意的话，耀邦没有接话，他要大家发表意见，点了兆国、家宝等人，就是不点启立。
袁木、鲍彤、吴象、光远、家宝都发了言，赞同耀邦的思路。鲍彤的发言有点意思。他说，党的领导要”一少三好”，威信才高。具体事情少管些，出的主意要好，模范作用要好，联系群众要好。权力集中，责任集中，挨骂也集中。党内民主，要有程式，要有表决制（郑必坚后来对此嗤之以鼻，我想是嗤错了）。我们各级组织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没有及时由革命体制转向建设体制。革命体制要求保证主要目标不错，不惜付出代价。我们不惜拆了机器用零件，搞许多临时机构，不注意发挥常设机构的正常职能。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个庞大的单细胞社会，只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西方不同，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都有明确规定，一个办事员就办了。办事员认为不能办的，你找总统也办不了。
鲍彤很健谈，颇有点学生味，口才极佳，但给人不够稳重的感觉。稳重和才华是有矛盾的。果然，大家对他的发言评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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