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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31日讯】前不久在一位朋友家作客，美酿佳肴，一时让我忘了天涯客愁。朋友是一位哲人，六四后流亡海外，现任职于一所美国名校。酒酣耳热之际，朋友扪着心口对我说，那场风波在许多人那里已经过去了，在他这里一直没有过去，他在反思：那件事到底能给我们留下什么思想成果。他说不久前自己作了一个学术报告，说民主不适合中国。我赶忙向他请教：中国不要民主，有何长治久安之良策。他说，良策就是恢复中国传统智慧，他叫做古典政治学。
类比政体
如果中国能够恢复“古典政治学”，民主都不要了，当然联邦制也可以不要。我主张在中国实行联邦化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在真正的民主化到来之前，未雨绸缪，修好政治水利设施，疏导民主化洪水。虽然我在前十几篇文章里，讨论了联邦制度对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实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作用，但它的最大作用，还是为民主化作准备。中国如果能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非民主化道路，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必要性就失去一大半。所以，在继续讨论联邦化在中国的可行性之前，我不得不停下来先讨论一下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和民主制之外的选择问题。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既非原型的民主制，亦非原形的君主制，但又以现代民主制为其外壳、古典君主制为其内核的混合政治体制。改革前，这种体制被西方某些学派称为“全权政体”或“极权政体”；今天，它接近于某些西方学者所称的“威权政体”。从其君主制内核看，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称其为“现代僭主制”，因其有君主统治之实，而无君主统治之名；从其现代民主制的外壳来看，它是一种“伪民主政体”，因其有民主之表，无民主之里。因此，这种政体也可以被称为“类比政体”：在外部形式上，类比西方民主政体，有选举，有代议，有议院；在内部运作上，类比传统君主政体，有“太子”，有继承，有禅让。
替代型权威资源
“类比政体”有其优点。在传统君主制死亡，现代民主制未生的“青黄不接”的政治“春荒”时期，它给中国社会提供了权威系统，既有民主外表，以满足患有民主饥渴症之社会成员的感官需要；也有君主内核，以适应政治机器对权威的要求。看起来，类比政体左右逢源，既在形式上使用民主制的权威资源，又在实质上使用君主制权威资源。它能在中国发动和促成“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革这样亘古罕见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变迁，便得益于此。
但遗憾的是，类比政体本身并不真正具有“民主权威资源”和“君主权威资源”，这样两种资源都是它借来的。就民主权威资源来说，公民并没有通过选票在候选人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对政府进行授权；就君主权威资源来说，“上天”不再具有对“天子”的“授权”功能，因此，家天下和国家最高元首职位世袭不再具有传统的合法性。按道理，类比政体应当没有运作能力，它之所以在中国运行了50多年，而且目前还在运行，要归功于它在实际上动用了三种替代型权威资源：第一，魅力权威，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第二，“革命”权威，在中国表现为谁打江山谁坐江山的权威；第三，发展权威，它来源于国家的经济增长。
三岔路口上的中国
毛泽东具有魅力权威和革命权威的最高形态，而且想通过大跃进获取发展权威。他争取发展权威的彻底失败，导致他对魅力权威和革命权威的更大渴求。他的权威确实最终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但他的政党、政府却差一点丧失了所有权威。他去世以后，执政党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因为魅力权威和革命权威是不可遗传的，它们随着毛泽东本人进入了他的纪念堂。邓小平上台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魅力权威和革命权威（他本人是打江山的一代，并且是开国元勋），但他知道，在他身后，到了中共第三代，这些权威资源会全部丧失，中共将失去执政的基础。因此，他特别看重发展威望资源，要经济不断翻番，还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这个道理硬就硬在：没有它，政权就会软下去。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行类比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政体，它是在传统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时发生中断而产生的。这种政体当下面临着三种前途：第一，向民主政体演变，获取真正的民主权威资源，这是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第二，向君主政体回归，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和中国的袁世凯做过尝试；今天，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也在事实上恢复了世袭制，这条路虽然难于蜀道，但并非绝无可能成功。第三，维持现状，让类比政体继续类比下去。
中国目前就在这个三岔路口。对于离别的人，在岔路口的感觉一点不好，要不，王勃怎么说“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呢？但对于探索者，岔路口是最有吸引力的。中国在这个岔路口将有何作为，在下面文章里，我将有所揣测。
2002年3月26日于美国麻省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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