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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4日讯】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北京开枪镇压天安门抗议群众，造就了中华民族最为伤痛的一刻。镇压暴露了中国集权政治的本质，成为中共挥之不去的阴影。
十三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歌舞升平。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那就是人们已经把“六四”彻底淡忘了。刘晓波先生满腔义愤地指出：“自私懦弱令良知泯灭！”身在北京的刘先生，是一位极有正义感的独立知识份子。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慨。一九八九年的示威是来来往往的流水席，仅仅在北京，有人估计最高峰时达到百万以上，这些走向广场的人们不都是出于最基本的正义感吗？自始皇帝起到满清王朝，政府镇压人民虽然层出不穷，但自从结束帝制实现共和之后，早已不是人民可以忍受的了。难道连这最基本的原则也可以放弃吗？近代中国人百年奋斗，为强盛，为尊严，到了科技昌明，资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竟然向强权俯首称臣，听任指鹿为马。无怪刘先生疾呼：“中国人怎么了？”
我与刘先生情感同在，尤其赞赏他对十三年来各种思潮的脉络和作用的分析。也许出于性格，我不如他激越，但比他乐观。我认为中国人没有变，中国人将沿着“五四”、“六四”的路继续走下去。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群众自发的运动总有许许多多层面：道德精神、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层面，乃至偶然的、技术上的层面。经过历史的筛选，有的泯灭，有的淡化，有的凸显，有的升华。所有这些，与其说取决于对当事人或者同龄人的价值，不如说取决于对后继的历史创造者的价值。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直接的、带有偶然性的原因是抗议学生到北京政府的曹汝霖家放火，起火之后，警察总监下令捕走三十二人，引发了罢课和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发展到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条约》，导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去天安门举行抗议活动。至于对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品格和责任的评价，这些历史上的细节，已经不重要了。对后人来说，这些细节已经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只有“民主”，“科学”，“新文化”， 这些 “五四”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成了后人公认的历史遗产。也只有这种精神上的升华才对后人更有实际意义。
同样，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也有不同的层面。短短的十三年，对历史来讲仅仅是一瞬间。“六四” 精神的升华对未来的中国历史，必将比对今天更有意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 “六四” 偶然的、技术上的层面还具有一定影响，还会情不自禁地为某些“学生领袖”令人失望的表现痛心疾首。但是我相信这些偶然的细节实在无足轻重，对未来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创造不了也伤害不了新的历史。
“六四”的经济诉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物价飞涨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官倒”即腐败的不满。物价这个因素，现在许多人淡忘了，但在当时，是个非常敏感的触发点。 “工资赶不上通涨”，推动城镇居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现在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异常稳定，是用牺牲农民利益换来的。它确实缓和了当局和市民的矛盾，同时也加深了当局和农民的对立。当年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事实在城镇居民记忆中被淡忘是正常的，现在农民对当局长期冻结主要农产品价格的愤懑也同样是正常的。这两个因素，都将在今后继续起作用。
至于“反腐败”，今非昔比，少数腐败变成全面腐败，草根腐败变成庙堂腐败，昔日分散的“官倒”们早已成群结队把持了从能源到电讯、从材料到金融的行业和产业。如果承认“六四”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经济，也就不难解释：“中国人怎么了”。一九八九年的通胀率是18%；2000年的通胀率是不到1%。十三年来城镇居民得到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城乡差别近一步扩大。中国更腐败了、更不平等了、民主和自由更是不要提了。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其实没有变，至少是“没有怎么变”。
“六四”精神升华了，她没有变，也不会变。这种升华在历史上也象历次群众运动一样，比运动所提出的一切实际的、具体的主张更重要。“六四”明确彻底地暴露了中国集权政治的真面目。什么是“六四”精神？“六四”精神就是坚持人民主政的共和原则，就是“民主”。中共建政以来，迄今所有一切自发的群众运动，不管具体的起因如何，无例外地都升华到了“民主”的层次。五十年代由中共发动，但事与愿违的“大鸣大放”、七六年的“四五”、七九年的“民主墙”、八九年的“六四”，无不如此。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我看以后任何广大人民的诉求，都不可能与集权主义不发生冲突、最后的诉求也不可能不是“民主”。
对“淡忘”，其实不必担忧。试想八九年，如何一天之内在北京至少有一百万人想到“民主”？ 群众性的顿悟，自然也会有群众性的淡忘，而且还会有群众性的再醒悟。群众“淡忘”了吗？当政者可是一天也不敢或忘。不然也就不会有九十年代的“稳定压倒一切”，也不会十三年如一日每天在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了。
“六四”的精神是民主，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搞错的，也是当政者回避不了的。当政者应该明白，如果“六四”的导因是经济，那麽防范“六四”再次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既然农民的愤懑在增长，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当然应该是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惠。经济上顺应民意是当政者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政治上的高压绝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历史上、世界上已屡试不爽，历历在目。最近就有两个明证。一个是前几年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危机，经济尚好不思政治改革，等到经济不好了，人民怨声载道，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并发，怎么得了？另一个是最近的俄国，靠民主政治安全地度过了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机，社会日趋稳定。正面和反面，两个实例都在眼前，中国的当政者不妨借鉴借鉴。
-原载《信报》200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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