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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2日讯】 研究日本史三十多年的前哈佛大学教授，现在东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教的赫伯特·毕克斯（ Herbert P. Bix）于2000年出版了一部正文长达六八八页，注释八一页及包括十六页珍贵相片的钜着‘裕仁天皇与近代日本之形成’，并于2001年获得普立兹传记奖。
毕克斯教授此书探讨的重点就是裕仁天皇不能以身为元首与最高统帅的身份对这场奉其名且由他积极指导的冗长战争，公开承认他负有道德、政治、与法律上的责任。大难临头时他并未逊位，深信自己是奉有天命的君主，也是日本国家不能或缺的元首。裕仁全未觉悟到他本人应对日本侵略他国的作为负责，也从不对自九一八事变起历时十三年又十一个月造成生灵涂炭的侵略战争承认罪愆。而这种“皇道”理念竟对日本各界（包括军方）提供了思想与感情的出路，导使国民对于日本之恣意施暴，自以为是地伤害他国不再敏感。而最后裕仁成为日本民族压抑战时的记忆象征，只要老百姓不去追究他在战争中的核心角色，日本人遂不必责问自己的历史经验。日本人战后长期不肯认错及蓄意篡改历史史实皆源于此。
值得令人深思和借鉴的是：以革命名义发动全面内战，杀人越货甚于日本侵略者的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与日本右翼势力尊奉裕仁天皇一样至今仍尊毛泽东为中囯共产党的太上皇，尽管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之深已远远超过了八年抗战，连中共自己都称之为“十年浩劫”，党内要求清算的声浪不断，但包括被毛整得三起三落，批之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邓小平在毛死后仍不肯做中国的赫鲁雪夫，更进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四项基本原则”，遂使中国大陆不但没有象俄国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适时向民主社会转型，反在专制独裁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也为今后中国大陆的分裂分治和社会大动荡埋下了祸根。
长期以来，中共不但残酷的镇压党内和社会上的异己人士，肆意篡改历史，容不得任何批评意见，且从不为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运动罪行认错道歉，一再伪造党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之类的神话，要求“四统一”、“全党服从中央”、“全国人民坚决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等等。正是在这种阴暗的政治需要下，不但暴君毛泽东和下令‘六·四’开枪的邓小平相继被捧上神龛，就连毫无建树，反出卖大批土地予俄国的江泽民也在中共十六大前不断的收到劝进表，就差一点没有做袁世凯第二了，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情和一衣带水的东瀛邻邦一样需要一个令十三亿人民压抑文革记忆，麻木不仁地继续接受专制集权统治的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皇权中心。
徐福为求长生不老药携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掌故，虽然并不能完全证实日本人与中国人是同文同种，但日本“皇道”的理念与中国五千多年“真命天子”的世俗观念却如出一辙。也正是这种世袭或经改朝换代而夺得的皇权统治造成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奴性、盲从以及在“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画皮底下，不但不敢对历史作出反省，反而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将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入灾难的深渊之中。且为祸四邻，遗臭万年——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与中国的“抗美援朝”便是例证。
日本幸而战败已丧失了其重建军事力量的可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降至最低，这是付出了几乎亡国灭种的惨痛代价才换来的历史教训。可怕的是中共至今仍不放弃对台动武和继续发展核武器，更不择手段的提出了所谓“超限战”理论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有力支撑，中国大陆目前已沦为亚太地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历史的教训其实并不能抑制现实的政治需要，而战争往往是政治所耍的最后的一个花招。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共当局究竟要向何处去？恐怕会令海外的“中国通”们又一次跌破眼镜。至于一直深恨日本人不肯认错和蓄意篡改历史史实的中国人又是否应当好好反省一下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的异同之处呢？
二00二年七月九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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