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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9日讯】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在大陆网民那里激起了新一论“爱国”高潮。如果说去年对“911事件”的幸灾乐祸表达的是对洋人的“伪勇敢”，这次喧嚣则把这种伪勇敢进一步深化在“同胞”身上了。不过这两次“爱国热情”都没有突破长此以往的那种理性和德性：那就是不知生命为何物，暂将口水度无聊。
此文不想更多评论这场新一轮的爱国贼表演以及它和当下中国大陆权力更替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这些喊打声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打”？我给出的不完全的答案是：第一、多年来我们关于政治的全部智慧就是打（辅助以阴谋）。第二、由于“打” 得多了，整个社会逐渐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普遍的人道敏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着重分析一下近年来接踵而至的“见死不救”现像。我们将会发现，如此严重的道德败坏，为杀人和战争鼓掌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凶手和看客的两位一体
就在全民共诛扁的“大批判”形势下，2002年8月6日的《兰州晨报》有这样一篇新闻报道：
因怀疑自己当乡村教师的妻子与学校校长有染，渭源县一职工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有4个月身孕的妻子扒光衣服，连砍78斧头，残忍杀害。在长达2个小时的杀戮过程中，当地派出所干警、司法局局长、乡长、学区校长、学校校长等人在现场目睹了这一惨案的全过程，但却没有一人上前施救。先后三次接到报警电话的公安局长，70多分钟后才派人出警，但已与事无补。
78斧头。70多分钟。2个小时的惨叫和旁观。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想想吧：男权丑恶到一夫多妻、缠足弃婴这种地步、暴力发展凌迟、审美这种境界、麻木深化到智慧明哲这种高度，暴力经生活常识上升到意识形态––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发生这种悲剧，又有什么值得“ 奇怪“的呢？！让“友邦惊诧”吧，那些脆弱不堪、未经斗争淘洗的心灵。这些凶手和看客希望“一夜完胜台湾”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几乎与此同时，一些媒体披露了另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歹徒连奸3女无人敢言 卧铺强奸案震惊广西 ”。2001年9月19日，一辆牌号为川E－05507的长途卧铺班车从川东南与贵州省遵义地区接壤的古蔺县开往广东省东莞市。车上除了3名司售人员，还载有42名乘客。 在这辆长途卧铺班车上，途经广西时，一歹徒兽性大发，竟然如在无人之境般，一路上对车上的 3名女孩强奸5次；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卧铺车上有40多名司机和乘客，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和反抗。
凶残和懦弱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种品质显然多年来是互相改造的。在一般情况下，凶残和懦弱未必是两种人，而更可能是同一种人。一个人在暴力面前的极端懦弱就更可能在更软弱者面前表现凶残。凶手和看客在我们这个民族生活中是“二位一体”的。这种状况进一步造成了在A种情况下我是凶手、在B种情况下我是看客，同时在两种情况下互相支援这种局面。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开列出一分长长的清单（遗憾的是，它永远是不完全的）：
陕西绥德一农村，两名歹徒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学校，将一名青年女教师轮奸。而众多的学生家长、村干部、学校老师及领导竟然围观了一个多小时。
从孔孟之乡济宁发往文明城市青岛的长途客车上，抢劫得逞的暴徒众目暌暌之下将一名
女青年强奸。
南方网2002年05月17日消息：“少女拒调戏被砍8刀 20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该报道说：一名来自湖南益阳的16岁少女，前日(5.15)下午在白云区京溪路，光天化日下被一男子调戏，少女不从，该男子于是找了一把刀，当着20多个围观者，对她狂砍8刀。“当众行凶扬长而去”
大洋网2002年01月28日消息：95港一14岁女遭轮奸 10多人竟围观协助。95港一名14岁女生去年1月惨遭两名青年男子强奸凌辱近3小时，逾十名男女围观和从旁协助。
2001年12月11日消息：12月8日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被劫喋血街头 百人围观竟无人援手。歹徒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名大学生捅成重伤并抢去部分财后从容离去。
中国新闻社2001年07月24日消息：“武汉老法官浴血斗歹徒 百人围观竟无人援手”。制止小偷行窃时，59岁老法官潘先德挺身而出与四名歹徒搏斗，在被刺一刀血流如注的情况下仍追击歹徒200余米，可现场百余人围观竟无人援手。
“毫无道理”的冷漠
如果说面对凶手人们不敢上前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有一种见死不救则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求救者可以说没有任何危险，帮助者也没有什么损失，但人们仍然拒绝帮助，尽管求救者甚至跪地哀求，人们仍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仅如此，还有的“热情观众”见猎心喜，轻者嘲笑之，重者趁火打劫。
《重庆晚报》报导：2002年7月30日凌晨6时许，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1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周围近10条小机驳船对呼救的人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 “刨财” 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底朝天)休息吧。
有研究者统计：仅1996年下半年《羊城晚报》所报导过的相关案例就有：7月11日广东雷州海面发生大风暴，十多名渔民被掀落大海，岸边渔民大呼救命，而停泊在附近的渔船竟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致使12名渔民葬身大海；8月4日，安徽省蚌埠市淮河新桥旁，3名少年不慎落水，同伴急呼救命，而两壮汉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致使三少年命丧淮水；11月23日，广东东莞大?i镇，一妇女被摩托车撞倒，左腿断裂，腿骨外露，血流如注，躺在路边对围观者大?羟缶龋 Q名围观者竟无动于衷←1月24日，广东阳西县沙扒公路 新桥管理区代仔村附近? 患菽ν谐的凶硬簧鞣 乖诘兀 菲蒲 鳎 恢 贡荒ν谐笛棺。 背’槊圆恍眩 该? 壅呷床挥枥 幔 噶竟籊T车的车主们只是停车看了看，又马上把车开走←1月29日晚? 暇 幸幻窬 黄挺痍芊A当场不省汽事，其女友跪在路中拦车救人，一连驶过17辆汽车? 刮抟煌３稻热恕 闭熄?00年3月25日，广东徐闻县一9岁女学生不慎跌落公园的?斡境兀 W学生大呼救人，徐闻县公安局二贷名巡逻接报赶到现场后竟见死不救，在社会?弦_强烈的不满。 ?
如果一个陌生人闯入这个世界，他会提出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问题：这个世界还有活人吗？事实上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反复面临着这样的质问，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经过无数次的见死不救的历炼成为幸存者以后再成为看客。让我们想像一下，下面这三个案例中的儿童如果活下来，他们将怎样评价我们的世界？
大洋网讯2002年 4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广场3个幼童落水，水池边围拢了二三十人无一援手。其中一个孩子在水里踩着水，急得一边哭一边向围观者作揖，岸上的一个孩子的母亲也下跪在地，求会水的帮助一块下水找孩子，但无人应答。最后孩子溺水窒息死亡。 人民网2001年10月26日消息：24日傍晚6时许，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3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附近档口人员求救，围观者几十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下水救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1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小女孩已经没救了。
2001年4月3日下午1时30分，广东揭阳市榕城区仙桥镇11岁的男孩小杨和姐姐从仙桥渡口搭乘揭户0089号船到市区榕城师范附小上学。船行至榕江南河江心时，小杨在船尾边沿掉进了江水中，其姐忙向船上乘客求救。但当时船上20来名乘客谁也没有站出来救小杨。见求救无望，小杨姐姐奔向驾驶室，跪着再三向驾驶员请救，见驾驶员无动于衷，她请求“扔给他一个救生圈也行啊！”但一切枉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扼腕。绝望中，小杨姐姐向船上一外地人借了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小杨的母亲还以为孩子掉进水中肯定有人救，抱着一大堆衣服跑到江边准备给儿子换。一切太迟了，小杨已被江水吞没，母亲哭倒了，而那艘船仍若无其事地往返搭客。当晚7时，在事发点约300米处打捞到了小杨的尸体。
丑恶得令人无地自容。但人类理性所预防的任何道德底线都可能被中国突破。东方网2001年 09月29日有这样一条消息：2001年8月12日下午3时许，深圳鸿强公司两工作人员黄某和蔡某驾着摩托车往宝安28区方向开去，当路过灵芝公园门前“青春发廊”时，摩托车与迎面而来的一辆轿车相撞，黄某和蔡某被撞致重伤，昏迷倒地。蔡某抱在怀里的袋子被撞翻，袋中的材料款50万元港币和7000元人民币散落在地，当时现场有众多看热闹的人，他们不但不及时向伤者施以援手，反而集体哄抢地上的钞票。
什么是我们对中国的祝福？我们祈祷人们凶手不在场的时候尽可能实施救助、我们祈祷人们实施救助的时候最好不要等求救者跪地哀求、我们祈祷旁观的人们即使不施以援手的时候也不要冷嘲热讽、我们祈祷人们即使冷嘲热讽也不要趁火打劫 我们还有路可退吗？如果我们还坚守关于人的定义，我们已经没有路可退了。
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你不感到孤独吗？
幸存者的残忍和冷漠
这样的消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美国女郎武汉街头救人 市民旁观竟无人援手”、“4-15空难韩国人救助伤员，中国人见死不救” 是的，中国人，你到底怎么啦？
中国人是动物吗？不，中国人也是人。只不过我确信，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这种状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很难逆料，但毫无疑问，我们失去“神经”已经很多年了。由于失去同情心，我们更像动物一样地生存，而丧失了生活。社会学家说：“同情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一个人只有理解别人，才能进入周围的生活，才能有意义地生活。他越少同情就越像一头动物，并且越少真正地接触人类生活。”不仅如此，缺乏同情心使我们进入一种精神失常状态，麻木不仁而且审美变态。“一般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可以用同情心来衡量。是否具备同情心可以反应出一个人是否保持着精神健康 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检验方法），精神错乱的实质是在人们大体一致的事情上不能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弱智则被概括为对较为复杂的同情完全不能领会。”（《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P100， 102）易言之，林语堂所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应该有一个比较严肃的解释，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根本有病的民族。
一种常见的社会学解释说：在农业社会由于交往的局限，人与人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因此表现为人的孤独和冷漠。事实上这种解释是同意反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以来囿于这种“农耕文明”？这种农耕文明如何创造了凌迟和一夫多妻这种文明形式？
我的答案是中国人是灾民。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一场或一整场残酷灾难的幸存者，并且是正在发生的灾难的受害者和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都教育我们：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他人是竞争者和敌人而不是同情的对像，而由于苦难多了，苦难已经丧失了对它的注意力。幸存者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是斗争审美和阴谋审美的。在这里，敌人意识、麻木不仁、见猎心喜、落井下石是生存必须和心灵自慰。同样，幸存者的社会舆论呈现“负向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这里的社会舆论完全是扬恶抑善的。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灾民的绝对贫困，任何物质小利上的纠纷都可能大打出手，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高度。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比挥斧砍妻子的那位村民也好不了多少。
除了这种历史性的原因以外，冷漠和仇恨在社会上互相传染。或者说，冷漠和仇恨在社会上互相改造。一个儿童可能怀抱着某种善良的天性，但社会的麻木很快就吞没了他––幸存者的不幸是：无一幸免。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以来中国土地上各种残酷的战争和灾荒对人性的恶化，我们更不能忽视1949年以来以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扭曲，也不能忽视1989年以来伪市场化改革通过权钱崇拜对人性雪上加霜––政府行为在道德领域具有无与伦比的示范效应，这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政府暴行直接制造了死亡事件，这从根源上为见死不救现像出现和恶化扫除了最后的障碍，提供了事实上的前提。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人们无法在国家犯罪中对抗国家，抵抗暴政。国家的专横制造了暴民（正面适应）和顺民（反面适应），国家的自私和不负责任制造了机会主义者和流氓，生活之中因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暴君和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其次，政府缺位的示范效应。在很多案件中，政府作为特殊主体在法律上负有救助责任，但政府部门往往玩忽职守或袖手旁观。年初有消息称：某地派出所门前，多名歹徒将一农村人打得头破血流，几位警察竟呆呆地观看，而无一人制止。当受害人要求严惩歹徒时，在场的警察却要受害人找两个以上的群众证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乡党委书记酒后驾车肇事 见死不救扬长而去”（2002年01月24日20:58:27 人民网）、“山西一法制科长撞死中学生逃跑 110民警见死不救”（2001年05月10日19:24:36 新华网）、“女生避让领导车队落水身亡 副市长被停职”（2001年11月27日07:36:37 人民网）、“学生见义勇为献身 巡警竟然见死不救”（中央电视台）、重庆见死不救的五民警受到处分（新华网重庆７月１１日电）、 “干部有车却见死不救 受伤民工断手被丢在野外”（2001-12-24:千龙新闻网）、“不眵,怌aO俟虻匕 褴警坼竟拒技施救”P瑾而去 ”（法制日^褴）
政府的见死不救不仅仅是官僚主义性质的，也是体制性的。什么是体制性的见死不救？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隐瞒因此客观上导致灾难发生和蔓延。震惊世界的“三年灾害”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当代，恐怕除了几乎每天都发生的各种事故灾难以外，要数河南爱滋病问题最为典型。华中河南省文楼村被爱滋病肆虐得百孔千疮，村民指地方政府故意对患者见死不救。他们已向北京发出哀痛欲绝的请愿，恳求当局救救他们。但是，一直到2002年7月份北京一民间爱滋病观察站被关闭为止，那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看到，一方面，在涉及权力利益的时候政府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政府是肆无忌惮地不作为。一方面，个人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是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个人在他人求救的时候是麻木不仁。幸存者的不幸是，他们在不幸中容忍了一个不幸的政府，同时使自己在更大的不幸中轮回，他们在自己的不幸中渴望他人的不幸，却总能发现自己就也不是幸免者。他们没有政府，也没有同类，并因此使自我在灵魂和肉体上彻底丧失。
沉默––为一种懦弱辩护
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是心安理得的。感谢上帝，每个人都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但是，面对这种内在质询幸存者拥有自己特殊的辩护理论。体制性的“见死不救”的自我辩护先后是：“历史进步要付出代价”、“死得其所”，“先让一部分人活下来”。而民间或知识分子的自我辩护是：真话要慢慢说、或者，“即使沉默或违心说谎但不要伤害别人”。
最后这个命题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最近提出来的，刘晓波先生为此专文加以批驳，为此一些知识分子也卷入了争论。那么怎么看待这场争论呢？
“一个人的同情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他面临的社会秩序，或者说他的同情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部分。”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P102）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钱刘文章都是在讨论同情心和当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确认处境是厘清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
我想二位先生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中国社会当下存在很多权力滥用导致的人权灾难。对这一连串的灾难，从本文的立场上说，沉默与呐喊的区别就是见死不救和救的区别。在这种意义上，毫无疑问，沉默即罪。或者说，“即使沉默或违心说谎但不要伤害别人” 这个命题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是个假命题。也就是说，当悲剧正在发生的时候，而沉默和说谎不可能不伤害别人，也不可能不伤害基本的道德原则。“当下意识”锁定了这样种结局：沉默就是见死不救，或者它在鼓励或纵容见死不救。即使我们拒绝对求救者的倾听，为沉默辩护也伤害了伦理底线。
钱文也许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为沉默辩护这种心理状态，但显然表达了“自我怜悯”这种当下意识。问题是，由于文字发表后这种公共性质，它不能说不包含为“不得已沉默或说谎” 辩护这种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对钱文进行理性的检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能自我原谅，甚至公开为“底线”辩护。这是别人的事情，这是下一代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强权统治的世界里，我们在技术上也很难判断究竟什么是“不得不”。这样一来所有懦弱都得到了宽恕（而且是自我宽恕）。而我们向林昭表达敬意的方式就是虚伪的，就变成了“你很了不起，我尊重你，但我做不到。”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低头忏悔也好，但没有必要为“做不到”找一条道理––做不到是没有道理的，唯一的道理是忏悔。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是，既然你反对鼓吹每个人都当英雄，那么你就要同时反对鼓吹每个人都当狗熊。但我们可以向英雄致敬，却不能向自己的软弱致敬。这也许是底线吧。为沉默辩护伤害了求救者，也伤害了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这些原则和良心事件密不可分。爱默生似乎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只有一半是他自己，另一半则是表达。”社会社会学家Charles No ton Cooley（1864-1929）说：“真正的社会存在是人的观念”。当我们打碎这些观念的时候，人的价值和尊严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人为钱文辩护说，刘和钱由于身份不同，所谓体制内外之别，因此体制外的刘应该比体制内的钱更“勇敢”。这种辩护比钱文走得更远了。不过我们得承认，90年代以来，体制内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为90年代的民族精神犬儒化增加了自己的话语。我们看到诸如保守主义、诸如渐进改革、诸如分工不同等“理论”蔚为大观。但说穿了，这些辩护不过是为一种懦弱辩护，没有什么“理论价值”。至于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道德免责”特权，这完全等于说体制内的人的道德水平就应该低于正常人。我并不反对懦弱，但反对懦弱出道理来，反对懦弱得理直气壮。
害怕，就是这样。而害怕，一方面是现实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一场灾难（对于钱先生等人来说可能是文革）的幸存者。这场灾难还没有结束。
由于害怕我们见死不救，我们是有罪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