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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2日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郝赤勇在CCTV中国报道节目中谈到大陆在年内将仿照西方国家施行绿卡和放宽中国公民出境申请制度时说，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至1978年内，中国大陆出境人数计21万，年均仅7000人；自1978至1985年邓小平打开国门后的7年内出境人数即达35万人，年均5万人；而自1985至2000年的15年内，出境人数激增1500多万，年均100多万。最近二年中国大陆出境人数更以惊人的速度加倍递增，如自2000年至2001年的一年内，大陆出境人数竟高达300万以上，而自2001年至今，中国公民出境的人数更在300万人的基础上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递增。为此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已在考虑开辟中国公民出入境专用通道来应对这一问题。
打开国门，出境自由，本是一件好事，但对中共这样一个本性难移的专制独裁政权来说，即便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将国门稍许开大一些，也要千方百计的趁机对国人加强箝控和限制，从骨头缝里榨些油出来。故郝局长在表示要对中国大陆的出入境制度进行所谓“改革”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公安部将对犯有刑事罪案的五类人员限制其出境，这五类人员中有一类便是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危害的人员。
中国政府所指称的所谓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其实是指政治异见人士和地下教会成员，近几年来又增加了一类新的物件即法轮功学员。
对异议人士、地下教会成员和法轮功学员因其思想、追求自由的宗教信仰和修炼某一类功法而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帽子限制出境，这在民主国家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台湾以前在威权政治时期也曾有过对台独人士限制入境的做法，现在当然早已成昨日黄花，如对台湾新政府大加鞑伐，骂不绝口的冯沪甯、李敖等人现在不但可以自由进出宝岛，而且还可以在尚未结束敌对状态的大陆的媒体上放肆高论，语惊四座。至于香港人民则至今仍在享受着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不但可以自由出入境，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皆可享受免签证待遇——除了香港民主派人士没有进入大陆的自由之外。
其实按中共一贯的“区别对待”，也即把人分为几类几等的政策，就是在限制出境这一问题上也大有文章可做。例如对一些影响较大，活动能力较强，能与警方斗智斗勇，突出奇招的民运人士，中共当局一般采取驱赶出境的方法，甚至公开威胁他们赶快去办赴美签证，否则就会有牢狱之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魏京生、王丹、王军涛等人了，他们都是作为人权筹码被中共从牢中直接押上飞机，流放美国的，故所谓出境后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危害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其第二类则是能在中共的威胁利诱下将功赎罪，出卖同伙的民运人士，他们在警方的凌厉攻势和长期洗脑下已沦落成了警方的线人，凭他们过去在民运中的资历和影响，如衔命办事有时能起到警方卧底所起不到的作用。对这一类或明或暗的线人和准线人，中共当局自然对他们的出境乐观其成，配合有加，让他们在海外民运中进一步发挥作用。至于极少数天良未灭，一赴海外便金鳖脱钩者也自有小辫子抓在中共手里，自此之后说话、写文章都底气不足，有的当了寓公或干脆隐居起来莫谈国事了。至于第三类小打小闹，有反心无反骨，中共视他们为鱼饵者，以及御准在某一范围内可以在网警眼皮底下发表各种反共文章或公开组什么党部。什么道路党的人，这些人才是中共所谓“限制出境”的物件，其原因当然决不是他们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什么危害了。
饱受这种“区别对待”限制入境的还有大量流亡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他们被中共当局死死的关在国门之外，且限制入境的黑名单逐年递增。许多偷渡出境者除了能从中国领事馆高价买到护照的人之外，凡申请政治庇护和脱团滞留在西方国家的人也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历年来，中国政府除了允许他们将打工的血汗钱寄给国内的亲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外，就连奔丧、上坟、探亲都得不到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苛政，在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大陆外恐怕只有朝鲜、越南、古巴等极少数共产极权国家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公民出入境专用通道将通向审查新老反革命份子的现代东厂，中共所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公约等也不过是一叠叠废纸罢了。说到底，不允许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回国并来去自由，出入境制度再改革也只是中共专制政治的障眼戏法而已。
真正的出入境自由其实很简单，哪怕你坚持要戴着“三个代表”的假面具，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也罢，在出入境制度上只要比照港、澳、台即可。因为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口头禅谓：“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那麽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大陆的出入境制度为什么就不能同港、澳、台一样？这“一个中国的原则”到底是真原则还是准备对台湾买主权的椟，还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珠，岂非令世人一目了然了吗？
二00二年九月十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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