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0日讯】（中央社记者黄菁菁东京特稿）台湾连日来的“削凯子”风波(电视主播薛楷莉事件)，引发了各方对此事件报导是否过度的争议。人权保障及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来取得平衡？日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争议不休，但是他们正设法希望透过法律的规范以及媒体的自律，来保障新闻自由及个人隐私权。
日本于今年三月在国会上提出的“人权拥护法案”，针对媒体和人权侵犯之关系做了一番界定。“过度采访”也是其中的类型案例之一，他们对“过度采访”的定义即，不断打扰拒绝接受采访的事件关系者及其家人，其所谓“打扰”的方式有埋伏、等候、跟梢、不停打电话、传传真等。
法案中主张保护“因媒体报导而隐私权遭侵犯的人”例如，犯罪案的受害人姓名、相片等个人资料遭公开以及“遭过度报导而无法过平稳生活的人”例如，媒体围堵跟监使得受害人无法自由进出家门等。受害者若出面指控，法务省的外围组织“人权委员会”便会调查事件经过，并采取命令媒体停止采访等措施。
为何遭受媒体过密骚扰者有被保护的必要？大多数案件关系者往往不习惯受到媒体穷追不舍的包围，容易引起情绪失控、失眠等身体和精神的伤害，个人资料、相片的曝光甚至也会影响其无法过正常平静的生活，因此有必要借法律来保障个人隐私及人权。
媒体记者在激烈的竞争下，挖新闻的冲劲可能不比私家侦探差。再者因为消息来源层出不穷，好不容易入手的消息可能为了抢快，而没来得及查证便公诸于世。各方消息充斥的结果，难免造成被报导者蒙受莫名的伤害。
法案中同时提到在保护受害者的同时，必须充份顾虑到新闻的报导自由及媒体的自主性。其实即使法律言明要保护受过度报导侵害人权，但是其中多少又与新闻自由相互冲突，其间的关系相当微妙，如何来拿捏分寸也引人争议，要预防过度报导，最终还是要靠媒体的自律与自省。
日本的二十一家主要媒体包括报纸、电视、通讯社加盟的“在京社会部长会”组织于本月二十五日定出“集体过度采访”的对应方针；希望透过遭受媒体过度采访的受害者出面指控，由这个组织来决定对应策略，借由集体协定的制裁力量来防止或处理侵犯人权的过度采访行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