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中共病毒（俗称武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日益加剧，政府为何无法缓和危机引发关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马克斯·费舍尔（Max Fisher）分析认为，中共的政治体制可能阻碍政府应对冠状病毒爆发的能力。而这次危机也正暴露了这个体制的深层缺陷。
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于2019年底在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爆发，当局开始采取隐瞒信息的政策，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武汉协和医院医师林羽接受官媒访问时披露，当地官方在疫症开始时严厉管控消息，此举“太寒心了”；如果一开始就说清楚疫情，50%、60%的民众就会做好防护。
费舍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这种似乎在拖延信息的做法，在中共体制下司空见惯。这表明地方官员可能淡化了疫情的早期警告信号，或者干脆没有采取足够的协调行动来发觉问题的波及范围。
文章称，外界可能怀疑拖延的背后是企图掩盖事实真相，但在专家看来，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中共）体制存在的根本弱点。
中共官僚体制鼓励地方官报喜不报忧
文章说，中共僵化的官僚体制不鼓励地方官员向中央上级报告坏消息，而它们可能需要中央的帮助来应对现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真正听说过在中国某个局部地区出现问题”，印第安纳大学研究中国健康危机应对的约翰·安田（John Yasuda）说，“等我们听说的时候，问题已经到了中央政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文章说，虽然此次疫情仍有许多未知之处，但一个共同主题正在显露出来。与之前其它健康危机一样，中共病毒正在暴露出中共体制中一些最深层次的缺陷和矛盾。
这些长期困扰着中共领导人的缺陷似乎无处不在，从官员应对冠状病毒爆发的速度，到中共多年来无力解决某些健康风险问题，专家们早就警告说，那些风险可能导致如今的这种疾病爆发。
在2002年和2003年SARS导致约800人死亡，8000多人感染。由于初期的报告被中共地方官员尽可能地淡化处理，导致疾病在一开始得以毫无抑制地传播。人们后来知道，地方官员之所以淡化处理，担心的不是公众不满，而是惹得上级领导不高兴，这些人掌握着他们官场生涯的生死。
帮助鉴定了SARS病毒的香港传染病学教授管轶指责中共当局在这次中共肺炎爆发后再次拖延行动，包括阻挠他本人调查这次疫情。
“这在中国（中共）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你不想成为那个（为上级）带来坏消息的人，”牛津大学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许慧文（Vivienne Shue）说。
她说，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与从事日常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员之间的鸿沟，在这个体制的运转中是一个“核心难题”。这样一来，位于中央与地方分界线两边的官员们就会“做出许多适得其反的、不合理的事情”，以求控制和摆布对方。
这包括隐瞒有关潜在危机的报告，因为地方官员希望能在上司发现情况之前解决问题。
安田说：“它（中共政体）不擅长处理正在浮现的问题。所以它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中共的奖励制度使地方官只顾自己
中共领导人制定优先事项，然后奖励那些执行情况最好的机构和官员。费舍尔的文章认为，这就形成了一种结果比程序或问责更重要的文化，所有领导者都只为自己负责。但疾病和污染是不受省界或市界的限制，需要各地联合起来制定一个清晰可行方案才能有效应对。
因此，中共体制下的这种治理方式在处理健康和环境问题时，可能是灾难性的。安田说，任何健康或环境法规要起作用，都需要“将它标准化，要透明，要有问责”。但中共的体制不强调这些，这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费舍尔举了一个例子很能形容中共体制下，下级官员为争功，只为自己负责，而不顾及整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1年北京要求省级官员减少工厂造成的水污染。许多省份干脆把工厂搬到了本省的边界，好把污染物排到界线的另一边。全国范围内，水污染问题反而恶化了。
费舍尔说，这件事（中共肺炎）已经让人懂得了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的政治弱点，随着感染的蔓延，这些弱点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
外界质疑中共隐瞒数据
中共当局每天更新中共肺炎的死亡人数和确诊病例数量，但法国媒体法新社在武汉一家医院采访的报导称，一些武汉民众表示，官方公布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
美国对于中共当局收集数据的方式表示质疑。1月26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富奇（Anthony Fauci）敦促中共政府，邀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个疾病侦测团队赴华，检查武汉中共病毒的数据，并弄清楚中共当局是如何收集数据以及是否正确。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CDC长期顾问威廉·沙夫纳（William Schaffner）表示，他们担心中共卫生官员仍未发布有关中共病毒爆发的基本流行病学数据，这使得遏制疾病爆发的工作更加困难。他说，如果这次疫情在美国，那么这些问题现在就会得到答案，这些答案将有助于疾病研究者更快制止疫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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