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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学者:中共战略野心和对全球威胁(一)

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寇谧将(J. MICHAEL COLE)(任侨生/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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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10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田青编译报导)近日,加拿大智库MLI(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寇谧将(J. Michael Cole)撰文阐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的战略野心和对全球秩序的威胁。

文章回顾了自2012年11月习近平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着手加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的中国,简称:中共国)所谓的“复兴”,以挤入世界超级大国之列。伴随着中共国在其国内不断加强的独裁统治,和在其自认为的势力范围内的独断专行,动摇着国际秩序,引起了民主社会的担忧。而在民主社会中担当主要旗手的美国,却似乎越来越无法或不愿继续担任这一角色。

文中称,受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许多民主国家似乎失去了自我动力与信心。这为中共国创造了一个机会,标榜其专制统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更好,并应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替代品。

同时,奥巴马政府没有去制止中共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这鼓舞了北京方面在其势力范围内有所动作。目前华盛顿方面在国际舞台上的淡出,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到离开世界卫生组织,再加上川普(特朗普)政府对联盟体系的弱化和从国际机构撤退,都为中共带来了新机遇。北京方面立即抓住了这些机遇。

文中强调,到了2020年,已经无法忽视专制中国对我们的社会、机构、企业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从腐蚀我们的民主体制,到积极展现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力量,和伴随而来的高风险武装冲突,中共国不再是曾经的遥远而可怜的抽象概念。它已成为现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学会与此相关的进退。

该文着眼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国在战略野心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析其运用的各种成长和渗透的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灰色地带”等方面),以及这种现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最后给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建议。

该文部分译文如下:

习近平与“中国梦”
中共国特色外交


习近平与“中国梦”

习近平上台之时恰逢中国人相信,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隐忍,中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外国势力的限制和毛泽东时代灾难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中共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时机。多年之后,中共国抛弃了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僵化意识形态,并开始尝试自由的市场经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进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并最终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当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干扰到中共国的崛起时,例如,1989年6月的天安门大屠杀导致国际制裁,或者1995-1996年间针对台湾的导弹演习,北京方面的退让成功地重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任期内,中共国表面上接受了国际体系,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继续强调其对“和平崛起”的承诺,即国际社会将因此而受益。尽管有证据表明中国少数族裔遭到了广泛虐待,但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以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令国际社会一叶障目、无暇顾及。

在此期间,美国在海湾战争(1991)中表现出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台湾海峡导弹危机(1995-1996)期间向台湾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遏制了北京的扩张野心。直到不久前,中共积累了足够的军事能力,在其势力范围内采取了挑战美军的行动。

海湾战争后的两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CMC)修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军队,PLA)的军事指导方针,放弃了长期以来以保卫中国大陆不受外国入侵为中心的承诺,而转向“在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中赢得胜利”。新的指导方针将在未来的三十年推动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强调中共国有必要“以新的作战方式针对有限目标发动战争”。

所有这些动态在2012年左右日渐明显,在1990年代初期中共就开始培养的躁动的民族主义推动下,习近平的“民族复兴”野心引发了人们的梦想——“中国引领的世界秩序重组”(Michael Schuman 2020)。尽管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向中共十八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北京在南海(SCS)和东海(ECS)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自信,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是“通过外交联系和会员制实现国际机构中的一体化”,而“含蓄地遏制、平衡或威慑”等要素则扮演了次要角色(Dueck 2015)。

习近平掌权后,美国(和西方)对华政策也反映出当时公众对中国的看法远优于今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资料,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前一年,有5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赞同态度,而36%持负面态度。 次年,有更多美国人(40%)对中国持负面意见。到2020年,只有26%的人对中国持赞同态度,相比之下,有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皮尤研究中心2020)。

多年来,北京一直保持着防御性的军事姿态,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这些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53年12月中共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政府举行的谈判。

然而,问题在于北京对“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的解释,这些术语被用来捍卫其对台湾、东海和南海等有争议地区,以及与邻国有领土纠纷的其它地区的主权诉求。在野心勃勃的(通常是修正主义)历史主张而不是国际法的指导下,中共国纳入了周边领土(例如台湾),尽管不符合国际法的主权界定,但仍将其视为主权领土。

因此在理论上,如果受到外界或当地力量的挑战,中共军队会采取“防御性”的反应。中共国如何定义主权是问题的关键,并且是与邻国以及美国之间存在潜在军事冲突的根源。这种态度还导致北京无视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否认了中共国对大多数南南合作项目历史权利的法律依据。

1993年实施的中共军委的新准则还纳入了战略第一要素,即进一步阻止美国对中国势力范围内的突发事件进行军事干预。中共军队将获取外国军事技术(主要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本土发展作为其空军和海军的优先事项,辅助手段是间谍、盗窃信息和以学术交流为名的“千人计划”。中共军队的导弹武库旨在“威慑台湾”,同时威胁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后来,中共军队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增强了其反进入的能力,其目的是防止美军进入西太平洋并抑制其在战场上安全行动的能力。

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在国防开支连续十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共军队向区域大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长期安全保证国美国摆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态。装备了日渐强大的海军:一艘正在运营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另一艘最近服役的山东号,还有更多正在建造中的武器和更强大的空中防御构架(S-300,S-400导弹系统,拜俄罗斯所赐),高空监视,更强大的远征部队及巡航和弹道导弹武库。现在看来,中共军队在有能力战胜区域大国的同时,也能够与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抗衡。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在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说:“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有趣的是,这是“习近平强军思想”首次出现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为了表明“习近平思想”在中共国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于2018年成立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习近平强军思想”呼吁,“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遏制和压制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建设服从党的指挥的强大军事”。

它还说:“领导世界的大国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其综合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结果。重要因素之一是其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习近平说,这支新军队必须“敢于打赢战争”。另一个专门研究“习近平思想”的学术中心,是2020年7月成立的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短语“习近平外交思想” 由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于2017年首次使用。(下文有更多详述)

北京方面还利用心理学以及核武库的威胁提醒美国,北京比华盛顿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例如台湾的“统一”)。拥有现代化的中共海军和空军已加强了其在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以及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的运输。

2013年初,中共国还单方面在东海宣布了航空识别区(ADIZ),加剧了与日本、台湾和美国之间重叠的航空识别区的紧张局势。现在,它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进行定期的实弹射击演习,并增加了在台湾海峡通过的次数(包括偶尔入侵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和海峡中线),还定期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入侵,并在南海建造了人工岛并部署了各种军事设施。除了依靠传统的海军舰艇和潜艇跟踪或驱逐外国“入侵者”之外,中共还依靠“海上民兵”(表面上是民用渔船)骚扰东海和南海的船只,从而模糊了民用和军事资产之间的界限,并使对手所面对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进一步限制美国的势力范围并扩大自身的海岸线,中共还利用外交、基础设施投资、贷款和精英掠夺来加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太平洋岛屿上的地位。 2019年9月,北京成功说服所罗门群岛政府将建交国从中华民国(台湾)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在其它方面,中共国也努力使海军拥有在全球参与事务的能力。其中之一便是2017年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启动的一个海军基地,它已建成并正在扩展。

中共军队的新准则所主张的周边地区的中国领土及所涉及的资产,加上中共有意培养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在危机时期的隐形指挥链,都增加了沟通不畅和发生事故的风险,导致东亚的军事对峙升级。中共国由于民族主义或受害人情绪而产生的舆论环境,也可能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骑虎难下,因为他担心被指软弱无能。


中共国特色外交

在习近平领导下,军事力量只是中共国崛起为近乎大国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外交、经济和灰色地带的活动等其它要素,在使中共国升至今天的地位方面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020年8月在讨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强调了习近平和中共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2018年,习近平将自己任期延长为终身制。

习近平思想重申其不同于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意识形态:“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是外交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外交领域的历史性飞跃。”

习近平思想还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习近平仍然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他坚持提出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是在表明中国模式已经可以替代现在西方主导的体系,他认为中共国的制度体系实际上优于其它国家。在习近平偏执的治理方式下,新设立的法律严重削弱了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或为中国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能力。北京实施了更严格的意识形态指导方针,对中国的非官方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攻击,也限制了中国公民与外国同行的互动。

除了被视为“核心利益”一部分的领土(如台湾、香港、澳门、新疆和西藏)外,习近平的愿景既不是将中国的模式强加于其它社会,也不是为了最终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引发革命。相反,中国试图以有利于自身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方式来塑造国际体系,学者John Keane将其描述为“新专制主义”。

因此,和平共处仍然是中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但是,当一个不同的模式有可能威胁其野心时,中共国认为现在它有能力或合作、或强迫、或劝阻,并在必要时进行威胁。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北京的世界观中,在这种世界观中,中共国处于巅峰状态的特定国家体系允许大国统治小国。

正是在这个关头,联合国等旧模式和体制迎合了中共国的新野心,西方引领的国际秩序面临着最大的挑战——意识形态的冲突导致一些评论家提到“新冷战” 。

例如,在联合国,北京一直在发挥长期作用,并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重塑人权的定义,降低少数群体的政治、公民、文化和权利的重要性,在中共国模式下,这些权利“不适用”, “并破坏了中共对社会的一党控制” (Piccone 2018)。两个系统的碰撞所产生的摩擦,远比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复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另一个对全球秩序长期存在的威胁,源于中共国的“新专制主义”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我们不应低估国家控制经济和专制治理模式的吸引力,也不应忽略中国的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中东欧“17 + 1”合作,这些项目可以吸引那些对西方领导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失望的国家,或者其政府正在寻求基础设施援助、同时又不想遵守西方通常的民主和透明条件的国家。

正如盖茨所说,中共国“似乎特别善于利用其发展项目来培养(和奖励)受援助国的领导人,并将援助转化为获取和影响力”(2020年)。因此,中共国维护了专制政权,其中主要是伊朗和朝鲜的专制政权,同时与包括柬埔寨、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其它国家形成了互利或“特殊关系”联盟。中共机构也对乌干达和赞比亚建立监督网络提供了这种服务(Parkinson,Bariyo和Chin 2019),或提供针对外国记者的培训(以及必要的灌输)等方面的援助(Crismundo 2019)。

 责任编辑:岳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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