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0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田青编译报导）近日，加拿大智库MLI（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寇谧将（J. Michael Cole）撰文阐述，习近平时代中共的战略野心和对全球秩序的威胁。
文章回顾了自2012年11月习近平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着手加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的中国，简称：中共国）所谓的“复兴”，以挤入世界超级大国之列。习近平野心勃勃的计划，伴随着中共国在其国内不断加强的独裁统治，和在其自认为的势力范围内的独断专行，动摇着国际秩序，引起了民主社会的担忧。而在民主社会中担当主要旗手的美国，却似乎越来越无法或不愿继续担任这一角色。
文中称，受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许多民主国家似乎失去了自我动力与信心。这为中共国创造了一个机会，标榜其专制统治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更好，并应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替代品。
同时，奥巴马政府没有去制止中共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这鼓舞了北京方面在其势力范围内有所动作。目前华盛顿方面在国际舞台上的淡出，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到离开世界卫生组织，再加上川普（特朗普）政府对联盟体系的弱化和从国际机构撤退，都为中共带来了新机遇。北京方面立即抓住了这些机遇。
文中强调，到了2020年，已经无法忽视专制中国对我们的社会、机构、企业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从腐蚀我们的民主体制，到积极展现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力量，和伴随而来的高风险武装冲突，中共国不再是曾经的遥远而可怜的抽象概念。它已成为现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学会与此相关的进退。
该文着眼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国在战略野心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析其运用的各种成长和渗透的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灰色地带”等方面），以及这种现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最后给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建议。
中国的“灰色地带”工具包
尽管其经济具有吸引力，但中国还是在笨拙地利用其“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培养朋友。诸如孔子学院之类的尝试，在全世界的学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人们担心这样的机构会充当中共宣传和审查的巢穴。为了表现中共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更大自信，中共国大使馆也参与了“战狼式外交”，经常威胁或粗鲁地对待他们的东道国，这种行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变得尤为明显。中共国对台湾的强横态度以及在香港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使其在全球的“面具外交”失去了支配地位。
由于无法实施以类似于二战后的美国方式将其文化转变为“软实力”的手段，因此当传统外交失败时，中共国需要依靠其它手段，其中大部分属于所谓的“锐实力”活动。
2016年，习近平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统一战线工作。这些统战工具通过破坏目标国家和组织的透明度和可靠度，帮助北京塑造了有利于中共的国际环境。通过收购、投资和插入，中共已将其宣传、审查制度和模式出口到国外媒体，特别针对华人商铺（在2019年12月的中共病毒爆发的最初几周，中共国境内的审查制度还展示了信息隐藏如何导致了全球大流行）。
在电影制作上投入巨资的中共国，一直在规范好莱坞电影的审查制度，将其作为在中国市场发行电影的先决条件（Pen America 2020）。中共选择了一些外国学者，他们受到研讨会、研究经费或听起来不错的实体的邀请，免费访问中国，而这些机构与统一战线工作部门 或中共军方有联系。中共还经常通过“腐蚀性资本”，或在中国企业、赌场等提供有利可图的机会，来俘获外国政府官员、退休军事将领、情报局长和外交官等。
所有这些都增强了中共国在目标国推行其政策的能力。腐败和缺乏透明度给北京提供了充足的机会，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吸引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官员。
中共国还利用其经济实力鼓励外国公司影响各自政府的政策，并在他们赞助的外国智囊团中左右研究重点。对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官员的贿赂，以及对一些精英人物的掠夺，让中共国在联合国大会发挥了更大的影响，选举出若干中共国人员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负责人。
这些联合国机构常常屈服于北京的政策偏好，例如其“一个中国原则”，导致台湾无力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甚至无法成为观察员。这一盲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变得更加明显。中共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与统一战线组织一起，动员海外华人抗议被他们视为“反华”的政策；而中共国官员和各种代理人对海外华人社团、少数民族，包括法轮功修炼者、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湾人、藏人和维吾尔人，实施监视和恐吓等有组织的犯罪（Tsavkko Garcia 2019）。
同时，中共国还利用其影响力渗透和分裂上述组织。令人不安的是，中共扬言，汉族华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获得哪种国籍，都继续承担着“为祖国（中共国）服务”的责任（Parker 2020）。这不但给东道国带来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让中国侨民中的绝大多数守法成员成了受到怀疑和排斥的目标。
每当中共心目中的“次要”国家对北京的命令提出挑战时，中共国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即通过武器贸易、旅游业，或扬言减少全额付费的中国留学生流向现金匮乏的大学（Bagshaw，Hunter和刘2020）。在更极端的情况下，2018年12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并可能被引渡之后（Connolly 2020），中共国直接绑架了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等外国人。
近年来，中共国拘留了瑞典人（桂敏海）、澳大利亚人（冯崇义、成磊、杨恒军）和台湾人（李明哲），或其他具有外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个人，在中共法院系统中以不成立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审判（参见Kuo 2020，Greene 2017，Bagshaw 2020，Al Jazeera 2019，BBC 2017）。在2020年6月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后，人们对中共国国内法的域外性质的担忧日益增加，它威胁到被中共设定为目标的个人，这些人去往与中共国关系密切的任何国家都有危险（见《自由之屋》2020）。
中共国还通过利用商业渠道捐款，以及在目标社区中使用社交媒体、内容农场（content farm）和传统代理媒体发起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来干扰外国的选举。“网络水军”和修正主义的内容农场已被用来干扰有关新疆集中营（Allen-Ebrahimian 2020）和2019—2020年香港动乱（Li 2019）的真相报导。中共国实体还诉诸“法律”或威胁采取法律行动，在媒体和学术界恐吓和审查对中共国进行批评的人。
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我们法律体系的灰色地带，部分非法行为对执法和情报机构构成了挑战，同时也难以进行起诉。总体而言，中共国的“强权”侵蚀了我们的民主体制和对民主体制的信念，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中共国的努力助长了腐败、破坏了透明度，虚假信息和“强词夺理的伪善”造成了概念混淆和虚假的道德对等，而客观真理已不再重要。同时，中共宣传喉舌通过强调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念，试图使我们的社会士气低落、信心萎缩。
建议
为了成功应对一个专制独裁的超级大国所构成的威胁，民主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一挑战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它对长期存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秩序构成了根本威胁。在民主社会能够适当地反抗中共国之前，民主制国家首先必须通过理智而勇敢的领导者行为，使自己的事务井井有条，对民主理想、透明度和可靠度进行重新承诺，并为领导和塑造国际机构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这些机构中，我们的疏忽和美国的撤退，已造成了中共国愿意填补的真空。
必须修复和调整民主政体的联盟，以应对当前的挑战。成员国必须准备好在美国可能不再对领导地位感兴趣或不再有能力领导的地区分担责任。
其它措施包括：
（1）对从事研究和打击威权主义的项目和机构要加大投资。七国集团和五眼情报界等重要论坛必须加倍合作，扩大成员范围，包括其它重要合作伙伴，如台湾。台湾处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前沿，中共国的军事力量和大量“灰色地带”集中在那里。有关机构还必须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以反映当今最大的挑战，这标志着资源的重新定向，以确保对中共国做出集中的反应。
（2）促进民主发展和人权保护的各类基金会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傲慢情绪令许多国家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民主促进工作的政府资助。鉴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未在1991年结束，并且民主制度再次受到替代模式的挑战，各国政府应考虑相关政策的逆转，并将这些努力与充满活力的公共外交和反宣传运动结合起来。
（3）制定或更新有关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法律，确认中共国对民主社会构成挑战的“灰色地带”的性质；实施更强大的反渗透机制，以减少北京实施精英掠夺的可能性。
（4）更好地理解中共的战略思想、目标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在符合国家利益和捍卫人权和民主原则的情况下，还应有更大的意愿挑战北京。
（5）减少对中共国经济的依赖，以增加我们的机动性并减少间谍和黑客对我们的攻击。
（6）增加与中国侨民的接触，让他们安心生活并从中学习到问题所在，并以防火墙隔绝与我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社区和实体。
（7）增加国防开支，并购买适合当前和未来突发事件的反应系统；转移视角至以下事实：印度太平洋现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地区，也是发生重大武装冲突的最可能地区；加强与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合作及业务联合。
（8）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援助项目、贷款和捐赠，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计划针对的地区；对实施援助项目有良好记录的地区，加强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例如美国千禧挑战公司、日本国际合作社等）；加强战略沟通。
最后，我们必须重拾立足点和自尊心，不理会中国对西方衰落“不可避免”的宣传，而应该对人力资本进行重新投资，并坚持我们的民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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