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言：一段被中共掩盖的卸磨杀驴的悲惨历史

更新 2020-10-24 7:30 PM 人气 1079

【大纪元2020年10月24日讯】

一、“卸磨杀驴”是中共的一贯行径

在历史上，中共卸磨杀驴的事例数不过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也有许多了。典型的事例至少包括：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壮大曾两次和国民党合作，都以其暗中破坏以图独享政权而终止；

中共在建政前伪饰开明姿态许诺民主党派联合执政骗取民意，夺取政权后即刻食言。

中共煽动仇恨利用农民充军、抢夺田产和破坏农村秩序，达到目地后再把所有田产充公同时压制农民利益。这几乎成为一种循环，每当中共遇到危机时就会利用和安抚人数众多的农民，之后不久就再次抛弃。

中共建政前许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承诺保障私有财产（见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建政后不久就把工商业资产占为己有。文革后和1998年金融危机后，中共多次放开民营经济以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公有制经济，然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共真心会保护民营经济吗？

中共在建政前煽动工人阶层游行暴动，建政后剥削工人收入欺骗工人无偿加班，再到打破工人阶级铁饭碗，号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共真的是代表工人阶层的利益吗？

中共特工、红卫兵、造反派、四人帮、国民党投诚官兵、吴晗等中共帮凶等等都是前车之鉴，而中共官员之间忘恩负义的事例就更是屡见不鲜

中共前高官赵紫阳曾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中共前高官杨尚昆日记更是揭开了几个中共在内部实施灭口的罪行。

然而，与前面提到的事例比较，下文介绍的一段中共“卸磨杀驴”历史则更是登峰造极。

二、一段被中共掩盖的“卸磨杀驴”的悲惨历史

中共在1961年和1963年相继发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及整风整社运动）和四清运动。中共后来宣称这两场运动是整肃自己的中下层干部，轻描淡写的把它们归结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左倾”错误。

事实上，这两个导致共约六百万基层干部遭整肃约十多万干部被整死的运动，是中共“卸磨杀驴”的不光彩历史。通过这两场运动，中共把造成3000～5000万农民死亡的大饥荒罪责推到了基层干部身上，同时借运动重新恢复了对农村的控制。

1. 民主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

1960年底，当中共一手造成的大饥荒使河南信阳饿死百万人的消息传播开来时，中共有丧失民意以致政权败落的危险。这时，中共毫不犹豫的使出了阴毒的招数：找替罪羊。

1961年元旦，中共展开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把信阳地区饥荒诬陷为国民党旧员和地主富农搞破坏所致，因而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毛泽东写道：“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

“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毛泽东的言论只不过是给造成大饥荒的一系列错误找借口。农村的地主和国民党旧员等不少早就被迫害死了，剩下的也是活在迫害的恐怖中，大饥荒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地主和国民党旧员等人只是名义上的替罪羊，真实的替罪羊只能由中共的基层干部承担。

在1961年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共又要求开展以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为核心的“整风整社运动”，正式把大饥荒的责任一股脑儿的推在基层干部身上。

具体操作运动的刘少奇称信阳的党政部门完全是坏人当道，派出军队接管信阳地区的党政权力，将15～20多万县、公社、大队几级基层干部包括公共食堂会计、司务长等全部逮捕，逼迫交代问题和肆意用刑。

紧接着，中共把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推广到了饿死人严重的河南、山东、贵州、甘肃、青海等地，共有超百万基层干部受整肃。

中共基层干部作恶多端不假，他们是搞迫害、草菅人命和造成大饥荒的基层黑手，但是他们确实只是中共邪恶政策的履行者。

信阳地区一些被撤职、逮捕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100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是按省委指示干的呀！

中共信阳地区原地委书记路宪文描述把基层干部当替罪羊处理的场景：“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抓入监狱，15 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

贵州湄潭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被处决。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在部分地区处死了一批县以下基层干部和个别县级干部。在运动中自杀和被整死的基层干部数目要更多一些。但在全国范围内，于大饥荒后期出现的这两个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不久就草草收场了。

2. 四清运动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出现在大饥荒的后期，仍处于死亡边缘的农村群众无暇顾及它事。这两个把责任推给基层替罪羊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达到重新骗取农村民意的效果，反而使基层和中层干部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墙头草，客观上和农民抱成一团。

1961下半年至1962上半年在全国兴起的“包产到户”风潮被中共高层叫停。然而经过惨烈的大饥荒，基层和中层干部良心发现，暗中或变相支持搞包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这样发展下去中共将在农村面临威信扫地的危险。

以至于在后来的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认为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毛又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进一步称：“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基层政权基本上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成了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共在骗取民意的手段中，最擅长于挑起仇恨斗争，它在背后渔翁得利，这一次也不例外。可是，农村的地主富农乡绅和国民党旧员早已被斗倒了，他们已不适合做新运动的仇恨目标。而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中充当中共黑手的农村基层干部就成了绝佳的仇恨目标和斗争对象。

1963年2月，追查农村基层干部在大饥荒中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农村基层干部迅速的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被中共煽动的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些基层恶霸。全国有数百万基层干部被抓捕，许多都经受了批斗、酷刑和逼供。昔日的迫害者在中共的翻云覆雨中变成被迫害者，可谓是不拘形式的“恶有恶报”。

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的事例可以看作四清运动的一个缩影。四清工作组进驻新庄大队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已经外逃下落不明。余下的基层干部都历经刑讯逼供式的整肃，其中唯有大队马书记坚决不认罪。

马书记对四清运动工作组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四清运动工作组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书记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过了几日，在工作组鼓动群众批斗马书记的大会上，他差点被群众当场打死，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中共通过把基层干部当作替罪羊批判，推卸了中共的罪责，部分平息了农民的愤怒，重新掌控了农村基层组织，还起到了灭口的效果。

从此，中共开始堂而皇之的把无中生有的“三年自然灾害说”、“苏联逼债说”、“基层干部左倾说”等做为大饥荒的主要成因宣传，绝口不提自己跨越数年的一系列邪恶政策 – 大饥荒的真正成因。

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到四清运动，以整肃约六百万基层干部，整死近十万人的代价，中共毫无心理负担的通过“卸磨杀驴”维护了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