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母亲 五四精神实践者的一生

作者:宋闱闱
黄逸梵当时在英国生活,晚年是自己独居,然而,正在四处探寻出路的张爱玲,也没有去投奔母亲,在她的理解,是母亲生怕她去了增加自己的负担。示意图。(Pix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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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来,她们不过是各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间和另一间出租屋里,各自过着独居的生活,然而,骨肉相聚和抱团取暖,于她们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不可企及。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五四运动的最强有力实践者,她长得很美,所以,张爱玲在自传性质的小说《小团圆》里曾经自嘲,母亲这样一个美妇女怀孕时,她在她的子宫里一定深感窘迫。黄逸梵本人满脑子新思想,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也一并卸下教养儿女的责任,没有兴趣去做一对子女的母亲。离婚后,作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的女子,周游世界,过了洒脱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儿子女儿一个也不曾照顾上。

黄逸梵出身名门,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家的小姐,嫁妆丰厚。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后,对这个丈夫诸多不如心意,却和小姑子张茂渊意趣相投。因为这兄妹俩少年时便父母双亡,所以她嫁过来,对这个小姑子是有多重身份的意味的,不仅仅是嫂嫂,长嫂如母,更是闺中密友,尤其黄逸梵很美,而张茂渊不如她好看。后来黄逸梵以陪伴小姑子出国留学的名义,自此摆脱了这桩婚姻。在法国时学画画,在徐悲鸿前妻蒋碧微的回忆录里曾出现过。张爱玲在文章里说过,她从小到大都是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母亲的,母亲代表着一切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而父亲抽鸦片、娶姨太太,象征着穷途末路的腐朽。

张茂渊留学后从欧洲回到上海,黄逸梵也一起回来,和张爱玲的父亲办好离婚手续。而后又独自出国,张茂渊则成为一名在洋行工作的职业女性,自己住在时髦的公寓里,一直单身。几年后黄逸梵再回到上海,住在张茂渊的时尚公寓里。而这个阶段,十岁出头的中学生张爱玲,因为去看母亲未报备,和后母冲突起来,被后母打了耳光,又被父亲暴打一顿后关押起来,她为此重病一场,托赖贴身保母悉心照顾,方保全了性命。病好后,她伺机从父亲家逃跑出来投奔母亲,由此与父亲后母家彻底断了干系,父亲将她所有的东西都发散给佣人,声称只当她已经死了。而从此,张爱玲便自然归母亲负担的了。母亲又是个学校迷,很有名校情节,自然要为她规划出国留学。然而那阶段,母亲的生活情节实在太纷繁,注意力自然不能都在女儿身上,她对女儿的态度,也并非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的慈母,她很自我,有很多的情绪化,同时,她也有很多的约会。 西式摩登公寓里,总是下午茶、鲜花、茶点,以及,在约好的时间内按响门铃走进来的男人。而这时候,女儿就需要识相地出门去,让出空间给母亲和她的男友。张茂渊白天都是出去工作的,这个自闭的小女孩并没有能去的地方,她在公寓的楼顶平台转来转去,风在空中荒芜地吹过,太阳荒荒,她心里激越地想着:是不是要从楼顶上一头栽下去?才能向母亲表明——她是真的不过意的!她不过意花她的钱,住她的公寓,碍手碍脚地妨碍她重建新生活。后来张爱玲成名后,曾经在文章里苦涩地谈到,和一个挚爱的人相处,熟腻到伸手去讨要零花钱的地步,这绝对是一种考验——即便是母亲和女儿之间。

她偷看过母亲抽屉里的信件,《小团园》里瑞秋在信上给远方的男朋友写信,报告每天的生活内容,不外是聚会或画画,慈善筹款等等名媛的日常生活,同时抱怨应酬太多,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会,等等。这样的信件是既矫情,又令人难过的,在瑞秋芳心柔曼的情感世界里,是一个永远在等待爱的单身女郎,没有在不如意的婚姻里努力脱身的经历,也没有一对离婚后缺乏管教的儿女做她的人生背景。她的女儿个头太高,长相又不好看,性情太怪异,穿着后母给的旧衣服长大,心里充满了委屈,内心渴望母亲弥补她重视她;她的儿子留在前夫家里,饱受欺凌,被后妈和父亲随意撒气,时常挨揍,前夫为省钱甚至不让他接受新式教育,渐渐地越长越猥琐,一个儿时人人称道的漂亮小男孩没有漂亮起来,而是沦为被众亲戚,包括自己姐姐所鄙夷的对象。她的后院哀鸿遍野,情伤处处。男人被她吸引,又碍于她是一位离婚妇人的身份,始终不能定下主意来娶她,她一直在男人堆里打转,无所归依。然而,当时的她活得很兴头,一径扮演那个出身于前朝显贵门楣,美丽、富有、神秘的,富有学识和才情的东方女子的角色。她铺排的场面里,并没有这一双拖油瓶儿女的位置,因无处被安置,张爱玲被推得扁扁地贴墙而立。

看《小团园》里,张爱玲的弟弟好不容易从父亲和后母的家里脱身,有机会来探望远洋归来的母亲,那个充满了西式派头的母亲,对儿子叮嘱:你要去看医生,要补钙,要去看牙医。你去某某路某某诊所找某某医生,去拍片子,就说是我让你来的,账单寄到我这里来。这样的随口一说,简直像足一个做慈善的阔太太的口吻。逆来顺受惯了的弟弟,一味地诺诺应答,自然,空口无凭,他不会真的去找到某某路上的那个诊所,和母亲说的那个医生的。这种漫不经心、临时起意的母爱,读起来,只叫人觉得满纸荒凉,人生全无意趣。

张爱玲在母亲的眼里,不漂亮,没有情商,又笨手笨脚,离一个标准的名媛相距遥远。有一次,这个拖油瓶女儿害伤寒,母亲费心费力地照料她,也许是太辛苦了,也许是为此而有不为人知的牺牲,母亲怒不可遏地冲进女儿房间,口气恶毒地咒骂她,说她活着就是害人,早点死了才好。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对此解释,后来姑姑告诉她,为了给她看病,母亲和医生也有暧昧不清,但母亲一生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她听了也不至于格外过意不去。

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被英国伦敦大学录取,因为二战爆发,退而求其次去香港大学读书。在港大文学院求学阶段,因为她实在是太会读书,成绩优异出众,估计平日里看起来也实在是拮据的缘故,于是她的一个老师,一位英国绅士,便在学期末时,自己给了她八百港元作为奖学金,奖励她的聪慧好学。她母亲当时和一群红男绿女的朋友们正好在香港度假,居住在浅水湾酒店,张爱玲常常去酒店探望她,也多少目睹她和各色男女之间的纠结。因为她在学校素来寒苦,校方的那些管理人员——英国嬷嬷们,一直把她归为那一种因为贫穷,放假都不回家,而是在学校白吃白住的学生。然而现在负责开车送她去看母亲,见她的母亲居然住在香港最高端的酒店,一驻留就是多少天,以至于嬷嬷们的表情都格外严厉了,大抵认定她又是一个巧妙会占便宜的中国人家里的孩子。自然,张爱玲是无从解释的,她打小就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求存,中学一直穿后母给的旧衣服上学,又被母亲训诫得绝无好奇心,也绝对没有满足对方好奇心的必要。如今面对嬷嬷也说不清母亲的钱不是她的钱,于是只好装得完全木知木觉。

这次她得了这一笔奖学金,便兴冲冲拿给母亲看,她母亲那时候正处在一个美貌名媛的巅峰期,男女关系太乱,脑子里对万事的打量都脱不了男女关系,她心理以为女儿和她的老师是有私情勾当,不然老师也不会以奖学金的名义给她发钱,当然,她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恶的立场。张爱玲离开时,把那笔钱留在母亲那里,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一下。那么下回再去探望时,打算取回那笔钱,她母亲全程绝口不提,于是她也不敢问,然而,天意一般,一个女亲戚走来坐下,谈起昨晚的牌桌输赢,她母亲刚好输了——输了八百元。那一刻,于张爱玲,是一把锐利的剪刀,终于,一刀剪断她和母亲之间的那根亲情的脐带。

后来对她的姑姑诉说,经历了那一道,从此,好像对于母亲的一切,心里终是淡淡然,再没有什么感触了。而姑姑和母亲,曾经是刎颈之交,两个人一同飘洋过海看过世界的。当年的姑姑张茂渊太爱这个嫂嫂,以至于糊涂到完全想不起来她和自己哥哥的关系,一心赞同她闹离婚,在英国留学期间,黄逸梵和一位华人留学生恋爱,鉴于她的已婚身份,小姑子张茂渊当时竟想出一个昏头主意——自己和那个人结婚,用自己的身份,以遮世人耳目,好有个方便以供这对情人暗渡陈仓,二人生下孩子来,则由她来负责养。然而,世事白云苍狗,到了1940年代,这对姑嫂完全隔阂了,曾经混在一起的账目,也力求算得清清楚楚,临别时,为一个饼干盒子的归属,彼此客客气气谦让了半天,一个说你拿去好了,一个则谢绝,说自己去买一个好了。全然没了从前那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亲密。姑姑听见张爱玲谈起母亲的种种,则以她一贯的冲淡口吻,简单地道,她这趟走之前,又和我算账,我就赶紧卖掉了一条弄堂,把钱还给她。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耳濡目染,张爱玲不在乎钱也难。她大学失学后,在沦陷期的上海,自己写小说发表,一举成名,有了赚钱的能力。在文章里,自诩第一回遇见“拜金主义”这个词,就忙不迭地前去认领——标榜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她一直在攒钱,因为受了太多的气,她自少年起就立志要还钱给母亲,那笔钱要装在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一打殷红的玫瑰花里,足够刺到她心里去的。

最后一次她母亲回上海,张爱玲执意还给母亲二两金子,此时她母亲已经老了,红颜老去,孤身一人,气势也再不是从前那种锋利伤人。这曾经的摩登女子,对女儿执意要还钱给她,表现得十分惊悚,羞骇不已,她掉着眼泪,为自己申辩道:“虎毒不食子哎……”

她一生的种种先锋和放纵,至此,全成了难堪,唯恐被女儿蔑视到底的难堪,她竟然哭道:“我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

这真是人世间最最惨淡,最最难堪的景象,然而,文中的九莉(张爱玲),她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只在心里淡淡应对:你不要也没有了,别的都没有了。而姑姑说的,卖掉名下的一条弄堂房产,还钱给曾经的嫂嫂,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可见事过境迁,情帐两清。这是一个结尾,母亲这一趟离开上海后,中国大陆旋即改朝易帜,她再不曾回过上海,和张茂渊,和自己的儿女都不曾再见面。

离开上海后,有段时间黄逸梵是住在马来西亚的,在一间学校教书,那时候她的财产在战乱中都流失殆尽,生活也不算富裕。最近两年我还读到过一篇文章,是黄逸梵在教书时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采访文章,二人当年是忘年之交,那位女士一直保留着黄逸梵送给她的礼物和通讯的信件。据她所言,黄逸梵从来没有对她提及过张爱玲。这和黄逸梵长年旅行在外,儿女心很淡有关系,但也从侧面表明了,女儿在母亲那里,也从来都不曾成为她的精神支柱,是她心里视为可堪依靠,可堪信赖,可堪眷恋的女儿。

1952年,张爱玲见势不妙,遂抽身离开红色中国,而姑姑则选择留在上海。她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改朝换代的人,彼此约好,不再通信。自此一去,姑姑和张爱玲也不曾再会面。《对照记》里有姑姑和她的照片,姑侄二人在公寓楼顶上,身着单旗袍,笑语嫣然的样子,十分美好。她深情地写下,这是姑姑和我同在上海时的样子,在我心里,她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张爱玲来到香港,在孤立无援,前途未卜的境遇里,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又不会做家事,又要寻求出路,很是吃了一番苦头,据当时去探望她的宋淇太太的回忆,张爱玲在出租屋里是打地铺的,所有东西都摊在地面上。她也没有能完成在港大的学业,母亲来信,对此指责不已。黄逸梵当时在英国生活,晚年是自己独居,然而,正在四处探寻出路的张爱玲,也没有去投奔母亲,在她的理解,是母亲生怕她去了增加自己的负担。论起来,她们不过是各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间和另一间出租屋里,各自过着独居的生活,然而,骨肉相聚和抱团取暖,于她们是天方夜谭一样的不可企及。

她母亲1950年代后期因病过世,临死前写信给女儿,诉说“如今就还想见你一面”——张爱玲没有去,但寄去了一点美金。后来,接收了她所剩无几的遗产。在她的《小团圆》里,她提到过她母亲留给她的遗产,形容依然是苦笑。这样的无情无味无余韵的母女情缘,读来只是满心骇然。

然而,身为读者,我们全部都接受,因为懂得,这都是真的,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残酷的,还有的母女关系比这更残酷。而再是美丽的母亲,再是有才华的女儿,到末了,都是苦的。根本上,我们的人生,万般都是苦楚,尤其是当传统的家庭观念被摧毁后,我们需要很清醒地看到,在五四精神,西风东渐的影响下,女性在挣脱了家庭束缚,不如意的婚姻之后,她获得了人身自由,意志自由,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放弃了责任和社会身份的女性的自由,并不一定每次都等同于幸福。对这样的自由鼓吹的声音,我们女性应抱有警惕和自身的鉴别能力。@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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