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2月15日讯】胶着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是何人、何党会当选的选战，更是正与邪的大战，而且关乎美国会不会由自由民主、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体制。为何川普总统三番两次拒绝社会主义，甚至极力批判？究竟社会主义是何物？其可怕之处又在哪？日前偶然间翻阅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2003年出版的《活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这本17年前面世的旧书，觉得很可以提供一般民众以宝贵参考。
我知道本书作者索威尔是在1994年4月，当时的台湾《卓越》杂志制作了一个“《到奴役之路》五十年纪念”专题，邀我写一篇简介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文章，另一篇就是索威尔所写的〈一条由善意铺就的地狱之路〉，那是取材于1994年1月17日出刋的《富比士》（Forbes）杂志上索威尔的文章。当时我不但在文章中引用了索威尔的论点，而且对其人印象深刻，因他对海耶克这位看似孤独、实则坚强且乐观的“终生在揭露社会主义真相”大儒的思想底蕴，有着清晰独到的理解。
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铺路
索威尔在1994年初那篇文章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对“世界的未来”之看法，我在此将该段全文如实抄录如下：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里所指的‘热的社会主义’，从一九四零年代开始，已在它实际所到之处，以及看得到它实际后果的地方，失去了光泽。当时他真正忧虑的对象是：他称之为‘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这些人不是有意地追逐极权体制，但他们个别鼓吹的政治主张全部加起来就是极权主义的理想。
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因为被现代科技的重大成就迷住了，以致于心神恍惚地想像经济与社会体系也可以当做是工程问题来加以处理；另有一些人则是希望建构‘某种具有合作精神的社会，其中各种产业组合均拥有半独立与半自治的〈封建特权〉’──好比是当今的‘产业政策’和‘医疗联盟’所保障的特权地位。
《到奴役之路》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单就更长了，它还包括主张为弱势族群积极争权者、极端环保主义者、爱滋行动派、极端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计代价”实现他们政治主张的人士，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公开主张极权主义的，但是他们的行动都会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因为只有权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之所以刻意抄录这段文字，旨在凸显二十六年前索威尔所指称的“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名单更长了”，真是不幸而言中的先知之言，他忧心的是：《到奴役之路》书中所描绘的世界并未随苏联解体、中共经政、东欧改制等似乎显示共产和集权主义已全面崩盘而消失，反而藉由在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这与欧洲早年的自由主义正好相反）包装而大行其道。无独有偶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 1912~2006），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经济斗士及捍卫者，在1993年2月于其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82年版中文译本自序中指出：
“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书中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
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就某层次而言，可说更能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的生活。最重大的行为变革，发生在原本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及中共……，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
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形态。……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形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索威尔和弗利曼的警语在2006年所谓“中国经济崛起”，并广被正面称颂的时节，更显现出“暮鼓晨钟”。可怕的是，世人正被披着自由经济外衣的“中共政权”所蒙敝，共产主义其实并未如弗利曼所说的“瓦解”，反而像是“披着羊皮的狼”在隐蔽处更为活跃、危险。借尸还魂的中共已够让人寒心了，再加上自由世界里“扩大了的极权主义者的名单”，更令人愁上加愁。
美国健保计划早已受质疑
索威尔在当年那篇文章最后曾写到“克林顿政府的健保计划可以说已是美国为购置社会主义而预付的一大笔订金，未来所需的分期付款金额势必比现在宣传的还要大上许多。不管是以金钱来衡量，或以失去自行购买适当医疗服务的自由来衡量，这些分期付款都要由美国人民来承担，这可是不折不扣攸关个人生死的问题”。但柯林顿主政八年中，美国政府庞大的预算赤字竟曾神奇达成平衡且尚有盈余，而1990年代涵括柯林顿政府期间又被称作“狂飙的十年”，指的是繁荣盛世。然而民主党政策却接近美国自由主义的偏向管制、保护，身为柯林顿策士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史迪格里兹（J. Stiglitz），在2002年、2003年分别出版《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狂飙的十年》（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借着检讨其在七年官场生涯和柯林顿政府施政，提出他“迈向新民主理想主义”的愿景，可说等同于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知性模型’，它可以比作一部车子的设计，然而却是用纸制作以为可以上路的一部车子。
史迪格里兹可说是迄今全球最具影响力者之一，原本就是著作等身颇富盛名，再加上在柯林顿政府的七年全身而退的成功官场生涯，造就他理论和实务俱全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桂冠的加持，更加重他一言九鼎的力道。此外，由上提他的两本通俗著作，完全可以感受到其人“拥有一颗温暖的心”，且坦率、真诚，并具有正义感。这样一位人物，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他“为弱势者，进而为增进全人类福祉”的心意，虽然他也似乎认同市场的重要，但在他“市场和政府取得平衡”的理想愿景中，却隐含着深重危险性，特别在现代“上下交征利”、“自私自利极度凸显”、“政治挂帅”下，政府干预陷入“政府失灵”死胡同几乎是可以确定的。史迪格里兹自认是凯因斯学派，他不但在总体经济政策上主张政府应扮演重大角色，且在个体经济的“管制经济”领域上学术成就非凡，也因为有此成就，他对所谓“市场失灵”自认非常了解，对政府介入也信心满满。
社会主义者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这样一位学养俱佳的好人，我们实在不忍批评，但回顾历史，还是必须再搬出当年海耶克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描述。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认知是：任何社会只须有同情心，都可以透过政府的“规划”与经济管制，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环境。无论是从道德标准或是从效率标准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必须依据海耶克所谓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须假定我们已拥有全面性、钜细靡遗的知识，因此，只须再多一点同情心与意志力等主观决心，社会主义的优越理想即可实现。
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是“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在此一行列之中，有许多人“其真诚与无私不容置疑”，也有许多“学术声望卓著”的人物。社会主义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时，高估可能达到的目的，却低估附带之危险之人士。
海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者“帮极权主义开路”。碍于自身的道德矜持，他们没有能耐去从事让极权国家机器得以转动的那些肮脏丑事。因此，在其理念逻辑所要求的极端行动之前，他们就缩手不管──让位给那些无所忌惮的冷血人物收拾残局。海耶克就是这样剖析纳粹党徒在德国之所以崛起，乃是因为维系法治、政府分权与市场经济等自由社会的观念与价值，先被社会主义者摧毁殆尽所致。
对照海耶克描述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史迪格里兹是不是很类似？他在《狂飙十年》书中强调“经济管理失灵”，将雷根、大小布希与柯林顿比较，贬前三者扬后者，而以通用的总体经济指标数据，好似可以提供佐证。问题是：可用这样子的“实证”方式吗？21新世纪启幕新经济泡沫破灭，狂飙十年结束，是因为小布希政策错误或柯林顿主政时对科技产业过度纵容且管制失当所致呢？经济体系当真可以“妥当管理”吗？对“能否妥善管理”的认知正是关键所在。史迪格里兹批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以及对政府经济管理失当的批评，与一般社会学家的说法类似，他们认为是“管理者无能”，而非“松绑不必要的管理或废除这些已完成阶段使命的机构”，他们期待“圣人、能人”的出现。是的！古代有“仁君”、近代有诸如蒋经国晚年的“善心独裁者”，但由历朝盛世晚期的堕落及可遇不可求有如射飞镖的“甚低概率”产生之仁君，就可知这种主张的危险性。索威尔说“法西斯、共产、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近亲繁殖”，应该再加入“凯因斯管制、干预学派”。
政府无法适当管理经济体系
史迪格里兹“打着市场旗帜怀疑市场”，憧憬“政府可适当管理经济体系”，可能为极权者开路已如上述，关于他对“中国经济崛起”抱持极为肯定的看法，更显现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本质的肤浅了解。他在上提两本书中都贬抑俄罗斯的改革（所谓“震荡疗法”）而颂扬中共经改，亦即“赞扬”渐进看贬“急进”，完全忽视当时已经由三次民选总统后成为“浴火凤凰”的俄罗斯之成就，却对早已出现“后发劣势”、系统性体制性贪污舞弊、社会问题异常严竣，抗议和血腥镇压频频出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中国经济予以高度评价，他还曾在《亚洲周刋》专访中，对中国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给了“巨大的成功”之评价，他认为中国已吸收了充足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这种只看到表相、完全忽视内部真相的看法，十足显出史迪格里兹只能是“顶尖的经济工程师”，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但由于其言论的巨大影响力，恐怕早已鼓励全球资金加速流入共产中国，充当极权者打压异己的资源，并延迟“体制改革”，让中国经济的黑洞更为扩大，此对中国人民、台湾人民、以至世人都不是好事。
海耶克七十多年前揭穿社会主义及其拥护者的方式，或可敲醒史迪格里兹及其同路人的迷障，可惜海耶克早已辞世。不过，不必失望，我们还有索威尔，虽然他的名气难望史迪格里兹项背，但索威尔的功力不可小觑。说也真巧，就在史迪格里兹两本著作出炉的几乎同时，索威尔也出版了《活用经济学：跳脱单阶段思维方式》这本更为通俗的著作，书中论点正好可戮破凯因斯学派和管制经济学者的似是而非说法。关键就在“单阶段或短期或政治观点”以及“第二轮效果或长期或经济思考”之区别，凯因斯的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鲜活点出了“急功近利”，以及为政客们不负责任政治主张和饮鸩止渴经济政策（亦即不必顾虑庞大不良后遗症的政策主张）掩护的用意。
揭穿社会主义迷障的通俗著作
在索威尔的书中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剖析这个基本课题，他以“成本效益”、“机会成本”，以及人应由“试误学习”中长大等等观念彰显出价格机能的威力；第二章就“人”本身点出唯有自由选择才是累积有用“人力资本”的最佳方式，政府管制、保护政策如最低工资等，对弱势边际劳工有“爱之适足以害之”的相反悲惨后果。接着第三、四、五章，各将人生中最重要的“医疗”、“住宅”、“风险”，以及“歧视”这些生活要事，揭开政府管制政策的迷雾。最后一章则由各国经济发展差异问题驳斥“剥削理论”、保护政策的谬误。
这本书和50年前享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那本《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所标榜的“不只观察任何行动或政策的立即影响，更要看较长远的影响；不只追踪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看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异曲同工，点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误思想毒害的读者，是有必要仔细阅读这两本书。不过，这两本书都是生活事件的应用，有必要再出现自由经济思想的根本哲理性著作，我们期待索威尔完成这项任务！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约研究员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