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2月02日讯】2020年中共提出的经济政策中，最突出的当属“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是，“国内大循环”不畅的现实，却是习当局无法回避的。而“国内大循环”不畅背后的利益固化格局，就习这几年的施政风格来看，是难以打破的；笔者所说的中国经济四大问题，这是其中之一。
“国内大循环”不畅的现实，习近平、李克强都是心知肚明的。例如，9月9日，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消费堵点”，称“要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更大释放内需，增强经济恢复性增长动力”；同日，习近平主持财经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也谈堵点。“堵点”之外，党媒也还有“断点”一词。堵点和断点无处不在，“国内大循环”如何畅通得起来？
笔者在“‘十四五’是中共不可能胜利的持久战”一文中，给出了“国内大循环”是“一个幻梦”的五点理由：“诸侯经济”问题；全球产业链重组，“去中共化”无可避免；对外科技依赖；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中国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这里不再重复。本文简要讨论“国内大循环”不畅背后的利益固化问题。
本文把“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分为四类，各自背后的利益固化格局是不同的，破除起来，难度迥异。
第一类，个别性、技术性堵点、断点。举个例子。全国许多地方都能见到“断头路”，不仅给交通带来了堵点，也成了当地市民心中的痛点。“断头路”本身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为什么普遍存在？都是形形色色的利益搅在一起，有人浑水摸鱼，小病拖成顽疾。所以，当看到诸如“2020年度深圳市政府民生实事提出‘打通15条断头路’的任务目标”，“西安计划2021年4月前打通58条断头路2019年打通了几条”这类新闻，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
中共搞拆迁，那可是雷厉风行，效率特高，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怎么到解决“断头路”这类问题时，就婆婆妈妈、优柔寡断、左顾右盼了呢？一句话，既得利益在做怪。举一反三，“国内大循环”之不畅，在微观层面，这类堵点、断点之多，既得利益者的千勾百结，也就无需多说了。
第二类，历史性堵点。中共搞跛足改革，经济巨大增长的同时，中共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更强了，攫取的经济资源、利益更多了（例如，许多年里GDP的增速赶不上税收增速）。中共政权成为最大获利者，把老百姓抛进权贵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的泥淖来，对老百姓的历史欠账都不管、不给补偿，任老百姓自生自灭，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历史性窟窿，最终转化为一个个堵点。
举个例子：养老金问题。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共建立了一个畸形的社保体系：五险一金合在一起将近是40%的缴费率，缴费水平如此之高，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即使这样，养老金也不够用（2019年4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养老金坐吃山空，2035年后耗尽累计结余）；而且，统筹级别低，确定的2020年目标也只是全面完成省级统筹。
2020年11月1日起，社保转由税务局征收（之前是人社部门）。有体制内知名专家建议：趁着已消除了原来几十万管理缴费的机构、队伍的既得利益阻碍这样一个有利时机，向前推进基本养老金提升为全社会（全国）统筹，这是说了十多年的改革任务。但是，中共内部充满各种各样的借口，都是不成立的借口，不知为什么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第三类，结构性堵点、断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联结起经济循环总过程，这四个环节都存在结构性梗阻，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供给侧转型升级落后于国内需求侧升级换代；资金过多流向非生产环节和部门，一方面导致金融业资金空转、房地产价格虚高，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发展困难；行业垄断和地区保护。这些就使中共吹嘘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成为一个大气球，往天上飞去，落不了地，这个气球还随时都可能爆炸。
结构性堵点、断点，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是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习当局喊要打“持久战”，也是深知其难的。但是，这些结构性堵点、断点，是与中共的这个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是各类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体现出相当强的利益刚性，不可能就事论事式的通过个案方式解决，而必须是全面、系统的整体性解决（结构性解决与体制性解决相结合）。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仅早就无效了，反而成了拖累。习近平对此也不是没有感觉，提出了“顶层设计”的说法，但就是不敢向“整体性解决”方向迈步。
第四类，体制性堵点、断点。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了。这里仅举两位大陆学者的观点，供大家参考。第一位是北大教授周其仁，他认为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改革急剧降低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但是，中国的体制成本先降后升。他在“中国经济的五大体制成本”一文中，作了如下列举：一、法定成本上升：企业负担加重；二、市场准入成本：要从体制上解决；三、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价格机制不能靠规划；四、移动、退出的成本：企业要研究的战略问题；五、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条规定，拖累全局。他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格局中来看，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弱于印度、越南等国，但又尚未形成真正大规模的创新力量，亟须突围。
第二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赵建，他在“寻租型社会是经济内循环的最大障碍”一文中指出，如果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彻底，权力的触角与市场、资本纠缠不清，那么就会形成普遍化的寻租，也就是权力的变现和资本化。如果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异化为寻租资本（包括靠行政垄断获取利润的资本）和投机资本（比如炒房，炒药材，炒刚需物资），那么将会为经济循环制造越来越多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如果说在有外循环加持的情况下，这些成本可以被开放体系消解，那么在内循环为主的体系下，这些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就成了经济能不能稳态循环的大敌。长期来看，这种寻租模式会使经济慢慢走向崩溃。
通观以上“国内大循环”的四类堵点、断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共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集团，它从上到下的庞大组织、人员，垄断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核心资源（并不仅限于经济资源），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依附性既得利益者群体；虽然它们内部之间有争夺、搏杀，但整体性的攫取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制造了中国经济严重畸形的现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大障碍。
习当局如果真想畅通“国内大循环”，那就真得革中共的命了。如果没有这种胆识和谋略，“国内大循环”就只能是个梦幻了。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