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2月04日讯】中国经济的四大问题中，如果说制造业升级、经济“避实就虚”扭转、“国内大循环”畅难，还只是个“难”的问题的话，那意识形态问题则是死结、死穴、黑洞。体制内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其2016年2月发表的“我对当下中国改革的一些看法”一文中，提出了“改革的四大阻力”，排在首位的就是“意识形态障碍”，相比而言，“既得利益阻力”还只排在第二位。
吴敬琏说得还比较委婉，在“意识形态”前面加了一个定语“苏联式的”。其实，不论是“苏联式的”还是“中国特色的”，都属于马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一路货色，都得否定的。
习当局却仍扛着这个枷锁，对马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顶礼膜拜。这在经济政策指导思想方面的表现，就是一直坚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这个提法。例如，习当局今年在关于“十四五”的《建议》中如是表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这个提法，主要力挺者是林毅夫，林也被称为习近平的“国师”。在经济学界，“有为政府”这个概念是有严重争议的。例如，“有为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保证其不乱作为？等等。绝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中，建立有限政府目标。提倡有限政府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有为、要政府不作为，而是认为政府应该是有限地有为，政府的有为要有边界、有限度、合理，在经济活动方面尽量无为。“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表面看来，仅仅一字之别，但其理论涵义和政策涵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显然，“有限政府”的概念比“有为政府”更科学，能更好推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更易为社会所接受。
但是，中共偏偏就爱“有为政府”，不要“有限政府”。这可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中共本质的流露：“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用民间的话说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所以，它怎么可能认可“有限政府”的提法呢？中共要的是无法无天、不受约束，能够“任性”地为所欲为。
中共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提法辩护的主要理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林毅夫等人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是这方面解读的代表作）。
但是，今天回首最近四十余年的中国经济表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并不足以称之为“经济奇迹”（例如，2019年8月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发布署名为Derek Scissors的报告——《中国经济“奇迹”的来龙去脉》）；而当今中国的经济困境，又恰恰来源于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高速增长中内在矛盾的积累与中共“改革开放”的畸形，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例如，两位著名华人经济学家，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与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就持此类观点）。
中国最近四十余年经济为什么会增长？九评编辑部着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有精辟、简要的概括（第九章）：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第四，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拚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
该书指出：中共的经济模式给了世界一个假象：动用国家力量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因此让各个国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经济模式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视其造成的人权灾难与道德堕落的后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大错特错。
的确，如果中共经济模式能够“成功”，那就是世界的灾难。
中国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当今，经济却在困境中挣扎。这足以证明中共经济模式的破产，而笼罩着中共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就更是必须抛弃的垃圾了。
习当局却似乎执迷不悟，还在妄想“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政策上，仍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习近平上台这8年，在国企改革方面表面动作很多。例如，先后提出“1+N”政策体系（2015年起，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了22个配套文件），“四项改革”（2014年7月开始）、“十项试点”（2016年7月开始）、“双百行动”（2018年3月开始）。今年6月30日，中共又推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正文未发布）。
但，这些都是花架子，小打小闹，实质却止步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例如，习当局一再强调，在国企中，党委（党组）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评论认为，这是要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赵紫阳主张的“党企分开”之前。
其实，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国内外经济学家早有共识。例如，2012年世界银行应中共政府邀请，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长期改革路线图”时，将其中一条视为标志性建议，即“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 。
中共偏偏就不采纳这个共识。世界银行的这条标志性建议，后来据说由于遭到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而被取消了。
习当局为什么不采纳经济学界的共识呢？原因无它，共产幽灵在那作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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