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社会主义会淹没全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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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01日讯】“当今社会与政治冲突的主要议题是:人是否该抛弃自由、私人主动行为和个人负责,而选择屈服于社会主义国——一个实施强制与胁迫的巨大机构——接受其监管?威权的极权主义体制是否该取代个人主义和民主体制?公民是否该被改造成为顺民,成为纳入全民的一支义务劳动队伍里的一个下属,必须无条件遵守其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该被剥夺最为珍贵的选择权,不准他选择自己的手段与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形态?

我们这一代目睹社会主义国运动快速推进、取得重大胜利。约在半世纪前,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哈库特爵士(SirWilliamHarcourt),宣称:‘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当时这句话,就英国来说,未免言之过早,然而现在对那个曾是现代自由之摇篮的国家来说,却是几乎百分之百正确。现在对欧洲大陆来说,它也同样适用。现在唯独美国仍可自由选择,而美国人民现在的抉择将决定全体人类未来的命运。”

米塞斯先知的警告

大家猜猜看,这两段文字是何人、何时写的?乍看之下,是不是目前现实社会的反映?其实,这是七十六年前,也就是1944年时,奥国(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1881~1973)著作的《官僚制》(Bureaucracy)这本小书中〈前言〉的最前两段。这本书是他逃避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的迫害,在1940年由奥地利移民美国近四年后的有感之作。

米塞斯是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奥国学派极为重视个人,而且强调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对于共产政权和专制政权这些限制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论,当然极力的挞伐。奥国学派的奠基者是孟格(C.Menger,1840~1921),第二代的领导者是庞巴卫克(EugenvonBohm-Bawerk,1851~1914),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第四代的掌门人则是海耶克(F.A.Hayek,1899~1992),之后则由罗斯巴德(M.Rothbard,1926~1995)继承。

奥国学派的发韧

当孟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那本创新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时,他也就创立了经济学的奥国学派。这本书对于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有革命性的创举。他的书对于欧洲的经济学家(如英国的杰逢斯〔W.S.Jevons〕)以及美国的学者(如费特〔FrankFetter〕和陶希格〔FrankTaussig〕)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个体经济学方面,孟格反对“价格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古老理论,他证明出“价格”只由消费者的“主观需求”所决定。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尝试解决著名的“钻石和水的矛盾:为什么水对生命远比钻石对生命更重要,但是钻石的价格相对于水,却是如此的昂贵?”以往的经济学家,试图借着区别“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来解决这个矛盾。孟格则由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边际效用”而非“总效用”所决定的,来解开困惑古典经济学家数百年的矛盾。换句话说,钻石之所以比水价值更高,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多一颗钻石比多一杯水对人们有更大的边际效益;而且如果使用的数量愈大,边际价值或价格就会愈低。这个分析法也是当今标准经济学所采用的。孟格也认为所有的商品都得经过一个“耗时”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阶段”的研究法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现在,“时间结构”的研究法在做投资决策时被证明很有用处。

庞巴卫克继承了孟格的看法,他也是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交替时的财政部长,帮助奥地利走向金本位制度。他认为,个人和企业都采用了一个“迂回”的生产过程,以获得经济成长和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他所谓的“迂回”过程,就是牺牲目前的消费,以便生产更多的资本设备和延长生产过程,然后生出未来更多的消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现在都相信,这是经济成长必须要有的理论。他也是首先反驳凯因斯学派“反对储蓄”的经济学家之一。

米塞斯跟随着庞巴卫克的脚步,成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自由市场健将,以及奥国学派的领导人。在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初期,他在维也纳大学主持有名的私人研讨会,学生包括海耶克、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玛哈禄普(F.Machlup)以及罗宾斯(LionelRobbins)。米塞斯在一九三四年因为纳粹盛行而前往瑞士,并在一九四○年迁入美国,在纽约任教超过三十年。

奥国学派鼎盛期

米塞斯是第一个发展出一般性的“主观经济学”(subjectiveeconomics)的奥国学者。早期的奥国学者,主要的研究重点是个别的价格和厂商的活动,但米塞斯把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银行结合起来。他的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的理论》(TheoryofMoneyandCredit)出版于一九一二年,他运用了孟格的边际效用理论、威克塞(KnutWicksell,1851~1926)的自然利率假说,以及庞巴卫克的资本理论,而发展出完整的“货币与景气循环”分析。他指出,货币对于相对价格、所得,以及企业活动都有明显的影响。像他的前辈一样,米塞斯也强调储蓄和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他说:“凯因斯学派的本质在对于认识到储蓄和资本形成可以改善经济的重要性上,完全失败……。而一个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袪除所有阻碍新资本累积和投资的东西。”

米塞斯的学生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耶克(其实海耶克并未真正上过米塞斯的课),他在经济大恐慌发生之前,就提出了警告。在一九三○年代初期,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并提出了他的景气循环理论,以解释经济大恐慌。立基于孟格的“时间结构”观念,海耶克解释了通货膨胀如何会误导资源的运用,而人为造成的经济繁荣,最后必定会在经济走下坡时结束。

他在一九三0年代与凯因斯进行长时期论战,更一直对社会主义作严厉批判,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最著名,该书剖析任何形式的政治经济计划,都会危害到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无经济自由便无政治自由,计划经济无可避免会带来贫困和专制政府。这本书被译成十多国文字而脍炙人口,但因当时社会主义得到千千万万西方知识分子喝采,本书成为“毒草”,海耶克也成为众矢之的。不过,海耶克并没有退缩,依然坚定地一直揭发社会主义的错误,一九八八年已九十高龄身体虚弱时,他还出版了《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TheFatalConceit—TheErrorsofSocialism)作为他终身辩驳社会主义任务的一个了结。

海耶克早年也被社会主义吸引,直到接触了米塞斯之后,才逐渐摒弃社会主义而朝向自由市场的思路,终而大力揭发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米塞斯系由自身生活经历中体悟到经济干预和社会主义的危险,坚持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他在1920年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CalculationintheSocialistCommonwealth)这篇批评社会主义的一鸣惊人文章,1922年再将之扩充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分析》(Socialism:AnEconomicandSociologicalAnalysis)这本书,指出社会主义既然承诺取消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和交换,就必定无法让资源作有效率分配,毕竟中央计划者根本不可能得知如何有效率分配资源,任何形式的官僚制根本无法替代市场价格体制。米塞斯预测说,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极度的混乱,并让文明终结。

米塞斯为自由市场所作的辩护,转变了不少社会主义支持者的思想,如海耶克、洛卜克(WihelmRopke)、哈伯勒、罗宾斯,以及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兹(LeonidHurwicz)等顶尖知名学者。米塞斯还在维也纳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开办私人讨论会,参加者来自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不少人往后都很有成就。

在1920和30年代,米塞斯一面驳斥社会主义者,一面与德国历史学派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经济学演绎方法论辩护,重击了德国历史学派,此后他将此种演绎方法论称为“人的行为学”(Praxeology)或“行为的逻辑”(logicofaction)。

1930年代后期,刚经历全球经济萧条的奥地利,又面临被纳粹占领的威胁,海耶克和米塞斯先后离开奥地利。因为米塞斯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没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论文,战争期间这些论文被藏起来。1929年,奥地利档案保管人员在莫斯科公开的档案里发现了米塞斯在维也纳被盗的论文。

二战后德国的经改

有意思的是,由于米塞斯的理念,经由洛卜克的书和艾哈德(LudwigErhard)的政治才能,引领战后德国的经济改革和重建。

洛卜克虽不能说是属于奥国学派,但无疑地受到米塞斯著作的影响,在1933年时,因所谓的“思想问题”不容于希特勒政权,不得不离开德国,到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研究所任教,二战后本着赴国难的精神回德国,大大地帮助了德国的复兴。他在战争期间写成而于战争结束年(1945)出版的《德国问题》(ProblemofGermany)一书,是特地写给英美人士看的。他写说:这次大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各强国早已破坏了国际合作,组成为集团经济,乃至在国内走上集体经济之路,以致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烈,终于爆发大战。所以这次大战,各国都应负责。德国有错,是错在希特勒的狂诞,不能把罪过笼统地加在德国民族身上。英美人士往往称德国民族为好战民族,这是无可比拟的错误观念。德国已发展高度文化与英美无异,好战的,只是希特勒和受其鼓惑的纳粹党人。英美人士不应在战胜后心存报复,惩罚德国民族,否则徒为共产主义铺路,酿成世界大战。

洛卜克预知德国必定战败,写成此书先向英美解说,以他当时的国际声望,该书对战胜国决定对德政策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洛卜克返回德国时,看到的是一个大废墟,全国城市50%以上遭摧毁。莱因河的工业区更被夷为平地,到处挤满嗷嗷待哺的难民,全靠联军总部继续施行希特勒的配给制度维生。可以说,联军打垮了国社党的政权,却不懂得国社党的统制经济之为害,还想照单全收。

当时艾哈德是联军总部的经济顾问,因为他是经济学博士又是反国社党的有名人物。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艾哈德到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宣布:“从明天早晨起,所有的工资、物价和其他种种管制一律取消!”这个突兀的宣告,震惊了联军总部里那些作经济计划的人,他们召见艾哈德并告诉他越权,可能会坐牢。好在联军统帅克里将军(GeneralClay)喜欢他并全力支持,德国经济改革于焉开展。

艾哈德的如此作为缘自洛卜克,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就郑重地写道:他的师傅兼顾问是洛卜克。洛卜克给艾哈德的建议是,针对当时德国经济的病症下药。病症是集体主义的种种压制与压制下的通货膨胀之两相结合。药方则是一面解除通膨的压力,一面解除那套压制的装备(如最高限的物价、配给制、对于自由价格的管制和其他干涉等等)而回复到市场自由—自由价格、竞争、对企业的激励。简言之,财货方面的自由和货币方面的纪律,是1948年开始的德国经济复苏所依赖的两大原则。具体实施这两大原则之后,使德国在短短几年中,从一个战后的废墟,变成欧洲的主要债权国,还有能力帮助美国解除国际收支的困难。

二战后德国的经济成就,与战前纳粹党集体主义的经济惨况,形成强烈对照。洛卜克就说:德国这个最重要的工业国,先后做过两次相反的试验,证明了:1.集体主义不只是政治的不自由,而且一定导致纷乱、浪费和低落的生活水准;2.相反地,市场经济不只是政治自由和心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经济秩序和人民幸福所赖以达成的途径。洛卜克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由社会的经济学》(EconomicsoftheFreeSociety)第九章详细的写下这一段德国经济起死回生的故事。

备受冷落的奥国学派

米塞斯夫妻俩在1940年移居美国纽约,系由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像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一样,在威廉・沃克基金会支持下,米塞斯担任纽约大学无薪客座教授,继续发扬维也纳的传统,其周围聚集了不少学生。在纽约大学研讨会和他的公寓非正式讨论会上,米塞斯吸引了慕名而来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聆听他精心准备的演说,时间长达二十年。这些参加者不少往后颇有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斯巴德,是奥国学派第五代的代表人物,他让米塞斯在晚年(1973年去世)看到奥国学派复兴起来。不过,跟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他只能在纽约市一所鲜为人知的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晚年时,虽获得拉斯维加的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不过,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的各学科间的奥国学派学者组织了起来。

米塞斯的著作也对学界以外的美国人起到了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说家艾茵・兰德(AynRand)和记者兼专栏作家赫兹利特(HenryHazlitt)。早在米塞斯移民美国之前,赫兹利特就是米塞斯的仰慕者,他在《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发表了米塞斯著作的书评,还在自己的畅销书《一课经济学》(Economicsinonelesson)中宣传米塞斯的思想,成为奥国学派的卫护者。他逐字逐句的反驳凯因斯(J.M.Keynes)的《一般理论》(TheGer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为赛伊(J.B.Say)的作品辩护。赫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在原则上豪不妥协,却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四个新闻舆论界的高薪职位。

尽管1982年在奥本大学成立了“米塞斯研究所”以及该研究所1987年创刊《奥国学派经济学评论》,1998年改为《奥国经济学季刊》,而且也有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CatoJournal)和《市场过程》(TheMarketProcess)等属于奥国学派的极少数学术期刊,而米塞斯研究所也举办会议和提供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等等活动来延续奥国学派香火,但奥国学派和奥国经济学都属于边陲,尤其凯因斯经济学兴起,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当道之后,在一般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上,早已不见奥国经济学。其实,在经济学历史上,奥国学派从来都不是主流,即使米塞斯和海耶克当红时也是一样,而海耶克之所以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陪衬缪尔达(GunnarMyrdal,1898~1987)这位瑞典左派学者以左右平衡。毕竟奥国学派崇尚个人自由、主张“主观判断”,无法认同经济测量而抨击经济计量学、反对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连芝加哥学派都无法苟同,纯奥国学派学者都很难在学校谋得有薪教职,据知,米塞斯的学生在投奔凯因斯学派之后,就很容易的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获得教职。

社会主义全面攻占世界

不过,尽管处境艰难,在米塞斯、海耶克带头下奥国学派从来都是批判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也就是在这些少数的奥国学派学者勇于坚持揭穿社会主义并予批判、改正下,社会主义政策才受到抑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才未荼毒全人类。不过,社会主义从来都未消失过,它以各种型态一直持续存活着,毕竟人间充斥着各种不公平、不正义,而正如二十世纪首富洛克斐勒所言:每个人在娘胎里就开始有被“照顾”的需求。当社会主义者信誓旦旦提出中央规划可以消除不公不义,以至于可达“乌托邦”境界,世人就很自然的相信了。尽管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共产苏联、共产中国的悲惨世界活生生的证明中央集权规划的可怕及失败,也好似被摒除、淘汰了,但它仍实实在在存活着,不但有委内瑞拉,更厉害的是中共的“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施行,而且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极力推崇,刻正以各种方式渗透全球。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更证实社会主义已蚕食美国,全人类已面临毁灭悬崖。

米塞斯实在是先知,竟然早在1944年就警示,“唯独美国可自由选择,而美国人民现在的抉择将决定全体人类未来的命运”。虽然延迟了七十六年,现在的确已是关键时刻,美国人若不立即觉醒过来坚拒社会主义,全人类社会将成“奴隶社会”,全人类将被奴役、毁灭!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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