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东:武汉大疫让专制之恶再次触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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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2月22日讯】武汉爆发世纪大疫,直接导致封城,死亡和传染人数都超过了SARS传染;被确诊传染者在多国出现,让国际社会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成了2020年新年国际社会的第一关注点。

但人们发现,奔涌而来的信息,是那么不可思议和恐怖,充满悲哀。

疫病因为被刻意隐瞒而大肆扩散了

上一年的12月8日病毒感染就已经被发现,根据中国的传染病上报机制,应该在2个小时内上报这种不明确来源的病毒。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12月31日,在收治了十多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以后,中国研究人员已经确认这是一种新病毒。1月3日起,中共已经开始向美国通报病毒情报。但是,中共政府刻意向中国民众隐瞒了这个病毒传染的危险。在向美国通报的同一天,还以造谣的名义抓捕了发出警告的医生,并且在中国最大官媒中央电视台播出8人传播疫情谣言被抓的消息。引发中国互联网最大抗议活动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就是8人之一,“造谣者”眼科医生李文亮被派去了治疗病毒感染者,最后因为感染而死去。他的悲惨在中国互联网引起过短暂骚动。

1月11日第一列感染者死亡出现,但是到1月19日武汉的官媒长江日报的头条还在说专家认为不需要在重要场所戴N95口罩。中国的微信上流传一个信息:中国疫病防疫最高权威、中科院院士高福,在武汉巡查以后宣布病毒不会传染,但他将所收集的数据用到了在英国重要期刊的论文发布上。

直到1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首份疫情报告,提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日本、韩国、泰国和美国确认感染了这种冠状病毒。中国一名在SARS爆发期间出名的疫病专家钟南山,从广东赶到武汉,宣布新冠病毒可以传染到人。三天以后,中国开始封闭武汉城市。并逐渐对76个城市采取了同样的封城措施。但这时候已经有五百多万武汉人逃离到各地城市。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天里大量没有得到任何警示的人群把病毒传到了世界各地。

封城以后的民众受到了最残暴的对待

大量视频通过自媒体流传出来显示,封城以后的民众受到了最残暴的对待。有视频显示,一些政府的人直接用木板钉死了被封闭者的家门,还有用电焊焊死了一栋建筑物的门和楼梯。没有人关注这个家庭有没有药物、食物,也没有人关注万一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灾难,这个家庭和这栋建筑里人们如何逃生?事实很清楚,这些人被毫不犹豫地活埋了。

为了防止人们逃离,所有交通停运了。政府挖断了所有通往湖北地区的道路。1800万武汉人以及后来的6000万湖北人,在一夜之间成了被歧视和驱赶的人群。

因为没有任何预案,封城以后,立即出现了物资奇缺的状况,即使物价飞涨了十几倍,但市场几乎买不到食物了。更严重的是医务人员的防护用品也短缺了。医生们甚至不得不剪下消毒床单自制口罩,因为没有替换的防护服,他们不得不穿上成人尿裤。

有视频显示,大量的人群在医院外面排队等候进入治疗,医院里面垂死的患者在挣扎,一侧的家属以及医护就只是带了个外科口罩,边上还有三具尸体没有人去处理。即使在医院也没有任何隔离措施。病毒最集中的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传播。

出现的第一例患者自杀是在高架桥上。自杀者哭诉着,感染了,但没有人帮助他,怕回家传染家人,但又没有地方去,公交停了,没有力气走到医院,关键是没有食物了,生不如死。最后跳桥自杀了。

这些事情发生在封城的第一周。17年前中国出现过类似的传染疫病SARS,但是中共政府17年来什么也没有做。疫情出现了,它隐瞒,瞒不过了,封城。民众生命和死活?不在他们关注范围。

武汉封城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春节。那一天中共中央电视台歌舞升平的春节晚会照播,那个节目里没有一个人提到武汉的悲惨。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2000人的春节团拜会,几乎中国所有权贵都出席了这个团拜会,中共中央主席习近平发表了新年献词。新年献词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武汉传染疫病。

慈善被垄断、物资被贪污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武汉以及湖北的灾难,发起了救助。但是中共官方在1月27日宣布所有捐助都必须归于红十字会。

在武汉医护呼吁物资短缺希望社会救助的同时,人们发现国际国内所有捐助的物资,要么堆积在库房,要么送进了政府部门。武汉救助主力,8000名医护人员的协和医院,因为自己发文向社会求援得罪了官方,只分给他们3000个口罩,最后真正到手475个。

武汉红十字会官网发布的信息,收到专项捐款3.9亿,拨付给政府5000万。但是真正能报出账目的,只有三家医院,总额400万元。武汉慈善总会的官网显示,收到专项捐款5.5亿,支付使用为0元。

《纽约时报》记者对从美国到中国的捐助过程,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这是一条比战争期间通过占领区更艰难的物资通道,它几乎可以在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让物资达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有消息报导,云南地区政府以打击走私为名,直接查封了快递仓库,所有物资都被“没收”了。而在口罩防护服这些物资,在海关和快递公司就被私分了的事情几乎成了惯例。

更有甚者,山东地区资助武汉的360吨蔬菜,被政府放到超市高价卖了。当人们查询收入去向时,回答交给了红十字会,而红十字会当天回复,没有收到任何相应款项。

有人在微信上发布,买到了自己捐助的物资。连自己当时写的慰问信都还在。

中共财政部1月26日宣布向湖北地区拨付救助款人民币十亿元。人们算了帐,湖北6000万人口,每人只得到16元,在武汉买一颗袋蒜苗价格已经是92元了。1月6日,中共政府刚刚对伊朗做了37亿美元260亿人民币的“人道救助”。

2月16日中共政府宣布,对每一个染上新冠病毒的医护人员补助人民币3000元,对死亡的医护人员补助5000元。中国网民评论,如果按体重计算,每个献出生命的医护人员的价格还不如市场的猪肉价高。所有人都知道,不愿意公布官员财产的中共官员,每一个因为“反腐”而曝光的都是千亿富翁。而且就武汉一地就有近十亿的“专项救助资金”在账面上睡觉。

一千万吨粮食哪儿去了?中国民众面临新的饥荒?

武汉封城发生在中国新年期间,按习俗民众都有大量食物储存。但是因为市场已经无法购买到新的食物,一周以后就出现了食物短缺。

2月1日,中共政府宣称湖北有1000多万吨存粮,可以保障湖北6000万人吃一年;到了2月6日,就立即变口称可以保障湖北民众半年口粮;2月14日,官媒宣布紧急调取东北3000吨粮食到湖北。如果按一人一天半公斤粮食计算,三千吨粮食只是6千万人口三天的口粮。问题是这一千万吨粮食哪儿去了?

中国的粮库贪污早已不是新闻,每次中国粮库检查总会出现几家“不幸火灾”,而使用喂猪的陈粮替换库存新粮也已经被多次揭露。中国数据库里的湖北1000多万吨粮食,是不是也早已成了疯狂贪官们海外二奶们的奢侈品了?

相对防疫,中共政府更在意防民众反抗

武汉封城以后,第一时间进入武汉的是全副武装的军队,军队进入武汉之前有个宣誓仪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听党指挥。而3万医护人员派往湖北是一个月以后的2月18日。这个时候的消息是,湖北地区的尸体焚化已经无法无法承受了,需要各地支援焚尸工人和运尸袋。

军队到达后封锁了所有重要的机构,全副武装的军人甚至出现在超市。很显然中共政府的关注重点不是传染地区的物资缺乏和悲惨死去,而是因此可能发生的反抗行为。

如同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事实一样,中共政府对待防疫和救助几乎完全不作为,但是在维护政权安全上显示了及其高效和凶悍。

中共政府在全国动员了130多万人,组成了“网格化管理网络”。就6000万人的湖北地区,就有17万、浙江地区33万、广东地区18万、四川等地30万、重庆12万。如果加上警察和军队,总人数应该超过三百万。这些军警以及像在中共文革时期一样戴着红袖标被临时召集来的人群,对疫病灾难困扰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用木棍和铁焊活埋一个家庭和一栋楼的居民就是他们的杰作之一。

在防疫的名义下,军警以及这些红袖标,在公众场合贴出了“出门打断腿、回嘴打掉牙”的红色标语,开始肆意殴打、捆绑、反铐、逮捕所有不听从的人。因为没有戴口罩或者外出买菜,很可能被拒绝回家或者直接被捕。

一些在家里打麻将的人,被冲进来的人打耳光,麻将桌直接被砸烂。有一群人被绳索捆成一串,警察拿着喇叭,警车跟在后面,他们在接受“游行示众”的惩罚。一个老人只是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穿着全套防护服的警察就直接把他抓进了警车。一个穿迷彩服戴红袖标的年轻人,不停扇打一个老人耳光,口里骂着你居然敢不戴口罩。而老人举着双手求饶,这老人只是偷偷地照看了一下自己的庄稼地的种植物,就遭遇了殴打。一个住在17楼的女士,试图从窗口逃离,结果摔死了。这种与高楼火灾逃生同样悲惨绝伦的事件出现,可以想像那位女士在死亡前内心有多绝望,才会选择这样的逃生方式?几个警察凶猛地把一个女孩从她的车里拖出来,这个女孩惨叫一声以后,就直接倒在车边上,警察还用脚去拨动一下她的头,看看是不是真的死了。一个没戴口罩的人在街上遇到了警察和红袖标,先被拳打脚踢、再被命令跪下,然后被绑到树上鞭刑。在21世纪出现这样的场景,如果没有视频记录,任何人都不敢相信。那些外出未戴口罩被抓捕的人群,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去了一个如同新疆集中营一样的“学习班”,然后被逼缴纳高额“生活费”。在小区封闭期间,人们只能购买强迫接受的高于市价数倍的食物,如果自己擅自外出购买,会被殴打和抓捕。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官媒,都有批评“个别地区粗暴”的信息,证实了这些事在中国真实地发生着。事实上它发生在所有省份,包括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并不是“个别地区”。

这些从中国流传出来的网络可以搜索到的公开信息,记录了什么?如果不是自媒体时代,这一切都会被隐瞒。

中共政府虽然无法控制全部的真实信息外流,但是他们毫不留情地抓捕了十几个做真实报导的公民记者,其中有网络著名的陈秋实、许志永等人;中共政府也试图通过驱赶《华尔街日报》记者来警告国际媒体封口。

为了欺骗国际舆论,中共宣称11天高效在武汉建成了火神山冠状病毒救治医院,但这个以铁皮做作主要建筑材料、只有三千个床位、用军队武装把守、不对外开放、内部风格更像死亡集营的“医院”,收治特别挑选的病人。网友猜测,它更像武汉P4病毒实验室的人类活体实验仓库。有信息传出说,大雨之后,粗制滥造的火神山医院出现了漏雨,还有参与建筑的农民工如同过去一样,拿不到工资。但愿这一切只是无端的猜测和传说,否则这将是人类社会的奇耻大辱。

另一个中共政府得意之作是武汉方舱救治所。在一个毫无隔离的场所,将上百个疑似病患如同地震救助帐篷一样,床位相连地集中起来。完全不顾可能出现的更大交叉感染。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垃圾仓库,而方舱这个名词,就是武汉的一个智能的垃圾收容设备的名称。

经济利益和人类生命——中共政府选择了前者

武汉疫情扩散之后,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被封闭了。涉及人口大约在7.5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处于停摆状态。停摆意味着产业供应链将断裂,而市场消费严重不足意味着需求支撑危机;也意味当世界25%的产品来源中断发生以后,国际需求不得不寻求新的供应商。

中国被封闭的7.5亿人中,至少有5亿属于依靠工资维持生存的人群,其中三亿最底层的农民工,在中国这个对底层民众完全任何福利保障的国家里,不工作意味着整个家庭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这也许比病毒传染更让他们感觉恐怖。当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世界随便出手就赞助其他国家几百亿美元的中共政府,如果愿意,它们有足够的资金保障这些民众在疫病封闭期间的生活来源。但是在中国即使是慈善机构和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也没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中共政府则从来没有这样的思维和欲望。他们在过去而几年里在最寒冷的冬天把“低端人口”赶出北京,就已经昭告世界,中共从来不喜欢善待它们的民众。

中共政府考虑的更多的是,经济受损也许会威胁到政权稳定。所以,即使疫情完全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宣布复工。于是中国各地出现了及其诡异的一幕。一边是上百万“网格化管理人员”残暴凶狠地封闭人群,而另一边出于经济利益的强烈诱惑,出动了一切手段到各地抢人“复工”。浙江义乌市委书记下达死命令,24小时接受企业复工申请,半夜12点复工申请也必须办好。他们出动几十辆大巴车到各地免费运送复工人员,还有人包下专机“抢人”。中共政府对补贴救治疫情受难的医护人员十分苛刻,但为了经济利益,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不仅包车包机接送,还出钱补贴愿意复工人员。富士康郑州宣布补贴“返岗人员”每人3000元,与政府补贴被感染医护人员一样高。

然而“复工”并不容易,一个企业要“复工”,需要盖九个公章,按中国的惯例意味着企业主必须使用手段“打通”九个部门。因此出现的权力寻租大好时机,也许这正是中共部分官员特别热衷“复工”的原因之一。中共官员“积极做事”的动力,其实也早已不是秘密了。

中共政府高层也许考虑的是经济和疫情双重威胁下的权利和政权风险,而普通官员考虑的更多的是“更多的发财机会”,至于民生、生命、人权,从来不在他们的词典里。七十年一贯如此。

“复工”第二天,2月19日传来消息是:12家企业33人被传染,15人确诊,514人隔离。涉及到从北京到广东的12个地区。

问题是,如果这些企业就在25%的国际商业供应链上,他们的产品,有人敢使用吗?大疫情是不是还将继续扩散到全世界更大范围?中共政府会考虑这些吗?

国际社会还在关注的是:病毒到底是否来源于灭绝人性的生物武器实验室?这里也许有更恐怖的真相?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恼火地说,中共知道了病毒感染,但是还在组成一个最大的代表团到白宫和所有人握手,还参加了达沃斯论坛,现在先对抗病毒,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里写到“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而后者不会。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规划他的个人事务”。

哈耶克其实还是有局限,他根本无法预见,如果一个政权邪恶到不顾一切,就是他预见到的通往奴役之路的最坏情况,也许也不能准确描述中共在这次大疫病期间展示的专制之恶。◇

责任编辑:孟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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