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党媒成外国使团 特殊任务难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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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2月23日讯】周二(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将5家中共官媒指定为“外国使团”,亦即中共在美国的政府机构,美政府官员指这些媒体涉及情报搜集和信息战。

而周三(2月19日),中共宣布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被外国记者协会称为“前所未有的报复”。中共在美媒体历来被视为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情报搜集?美国为何在此时祭出如此强硬措施?

嘉宾: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 谢田;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建利
主持:方菲

热点互动】美国罕见指定中共官媒为“外国使团”!党媒如何在海外执行特殊任务?《华尔街日报》撞到了枪口上

主持人: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2月21日星期五。周二美国国务院宣布指定五家中共的官媒为外国使团,也就是中共在美国的政府机构。美国政府官员称“这是因为这些媒体直接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涉及信息情报搜集”。另外一方面,在星期三中共方面宣布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

中共驻外媒体一向被认为是大外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情报搜集?美国政府为何祭出迄今为止最强硬的措施?今晚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两位都在Skype连线。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教授,另外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二位好。

谢田:主持人好,大家好。

杨建利:主持人好,谢教授好,大家好。

谢田:您好。

主持人:好的,感谢二位。那么观众朋友我们在节目开始先看一个新闻短片。

(播放影片开始)

美国国务院2月18日发布公告表示,五家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机构被列为“外国使团”,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

国务院文件显示,这一认定是根据美国的“外交使团法案”作出的,理由是这些媒体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而是中共资助的外宣代理人。根据法令,这五家中共媒体机构必须依循驻美国使馆和领事馆的类似规范,包括提供雇员名单和人事变动、注册目前在美国持有的不动产等。在美国把这五家中共媒体列为“外国使团”的第二天,中共当局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要求他们五天内离境。

事发的缘由是《华日》早前的一篇评论文章。但是,被吊销记者证的三人,与这篇评论没有任何关联。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声明,对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蛮横做法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回应,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导的是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

(播放结束)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在节目中间跟我们互动,谈谈您的看法,您可以发手机简讯或者在YouTube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文字互动。

首先请杨建利博士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就是请您谈谈您怎么看,美国政府把这五家中共官媒定为“外国使团”这个事情。特别是有关这五家官媒的一些背景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5家媒体直接受党领导  在外负有特殊任务

杨建利:好,这五家传媒机构是中共政府的一部分,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大家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等到今天才把这个事实进行澄清,而实施它应有的法律。那这五家公司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嘛,我觉得可能外国人也都知道;当然我们中国人知道的就更清楚,它是直接的、不折不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下属机构。这五个公司我可以一一地给你讲一下它的背景。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级别是部级单位,那它是和新华社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三大传媒机构。这三大传媒机构在这次的五个传媒机构里都涉及了,这是《人民日报》。而《人民日报》它是通过美国的海天发展公司在美国进行印刷和传播,那么它这个编辑是在北京,它通过远程传递的方式,每天把编辑的内容在美国还有其它的国家出版海外版。中共政府从来不隐讳《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机关报”。这个是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把它说成是中共政府的一部分,大家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是?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还装傻,说“为什么是?为什么美国这样干?”

第二个是新华社,新华社是国务院直属的一个事业机构,是个部级的单位。它是在美国有一个叫北美总分社,设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下属在华盛顿、联合国、洛杉矶、芝加哥、休士顿、旧金山有6个分社。中共政府从来也不隐讳它是政府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中国环球电视网,这是中央CCTV——中央电视台的直属机构,它是副部级单位,它在华盛顿设有它的分台。

被列为五个中国使团的机构还有一个是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的上属机构是中国广播,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总台,电视总台。它是唯一的从事对外广播的国家电台。这个中共政府也从来承认它就是他自己的机构。

那么《中国日报》是中宣部的报纸,中宣部是什么,是党的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但是它代管机构是什么呢?是国务院新闻办。就是说这个是不折不扣的中共政府的一部分。那么你到美国来注册媒体,你当然要做中共政府的一部分,一个政府的一部分在其它国家进行运行,那当然就是它使团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府我觉得太晚了,这几个五大机构不折不扣的中共政府的一部分,现在引用《外国使团法》规范它。虽然来的很晚,我觉得是正确的一个举动。

主持人:很快问您一下,因为之前我们知道新华社和CCTN,都曾经在去年已经被要求它们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现在再加上另外三个,又被认定为外国使团。这个“外国代理人”和“外国使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后,还要把它指定为外国使团呢?

杨建利:“外国政府代理人”它可以不是外国政府的一部分。你比如说一个游说集团,它收到一个政府的钱,比如说中共政府的钱,它为它进行某项政策的游说,它这个时候就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代理人的身份。这个必须在美国司法部进行注册,然后它要向司法部报告,你收了中共政府多少钱?大概代理中共哪些的利益?这个要申报的。

那么“使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仅是代理人,你就是它,你就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这个法律的规范又不一样。你必须把你的工作人员都要呈报,因为什么呢?你等于说是外国的政府驻在美国了,你必须呈报。你的财产以及租用的一些使用的物产等等,都得申报。另外你的雇员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你的行动必须申报,你的人员变动必须申报,这些都是在《外国使团法》里面规定的,所以这个限制就更加的严格。

而且你要是使团的一部分的话,你做为记者去见一个美国的官员,这个美国官员就必须接受美国的情报机构的监控和调查,你在接触外国政府官员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和接见一般的记者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实体的性质。

主持人:也就是说对于中共这些媒体的约束更加多了,更加严厉了,可以这么说。谢田教授也请您谈一谈,在您看来就是把这五家中共媒体定为外国使团有没有道理?毕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们中国的媒体这么单独弄出来,他们在美国也做很多新闻报导啊,您怎么看呢?

谢田:像建利刚才讲的,我想很多中国人也知道,在美国华人社圈里面大概每个人都知道,中共一些所谓媒体的记者都是特务,每个人都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媒体跟中共政府、中共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来说应该不会感到特别奇怪;可能反而美国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会觉得有点奇怪:美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美国政府确实是有道理,事实上美国人一直知道这些中国来的,所谓的新闻机构都是中共政府的一部分。但是我想美国政府可能有一个顾虑,比如说以前他们觉得这些中共媒体也起不了什么太多的作用,无非是给中共发发声音,美国人对于专制政权发出的声音,向来根本都是不屑一顾的。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是30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它就是免费派送的,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日报》。但是现在看来中共的海外媒体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并且它那个情报搜集的活动也慢慢地越来越浮上台面。我想美国政府上次之前把它列为外国代理人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一种考量,已经注意到它这个威胁了。

现在进一步升级到把它称为“外国使团”,刚才建利也提到是根据1982年的《外国使团法》。这个使团法原本的用意,是在保护美国在海外的使团。美国政府也在其它国家也有一些政府派出的机构,它希望美国的海外使团得到同样的待遇。还有一点就是外国的使团在美国做事情的时候,不会伤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外国使团也不会滥用外交的特权。现在美国把这五个中共媒体列为外国使团的话,就可以利用1982年这个《外国使团法》。

其它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会要求这些中共在美的媒体不能滥用特权,不会伤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现在看来中共媒体已经在试图左右或者改变、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这样把它定为外国使团,比方要求他的姓名、个人资料、人事变动,那这个等于是把它这些特务机构的老底都给摸清楚了,那对中共来说肯定是个非常大的打击。刚才杨建利博士也提到,这些外交使团,这些所谓的媒体人员,他在见什么人?购买什么房子?接触什么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美国人自己来说可以很容易地(因为外交使团人员必须报备),就是美国的反间谍机构它可以很容易地跟踪、定位,把这些人抓到罪行。

当然这里有另外一点,即使抓住了中共人员的罪行的话,可能也很难立刻把他定罪,也不能把他弄到监狱去,因为涉及到外交人员外交豁免权的问题。但是至少美国可以宣布,你如果从事了危害美国的事情,或者是间谍活动的话,我现在可以把你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给你驱逐出境。那之前的话,你说美国要把一个新闻记者给驱逐出境,那是不太方便做的,现在应该是利于美国来反间谍和反共产主义渗透。

党媒如何在美国执行特殊任务?嘉宾谈亲身经历

主持人:杨建利博士也请您谈谈,谢田教授提到了中共官媒有特殊任务,就是间谍这方面。美国政府官员其实也很明确表示,包括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说中共官媒的工作人员涉及信息情报搜集和信息战。这方面您觉得这些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了这些情报搜集?然后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了解?

杨建利:中共的官媒派外的这些记者都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派往不同的国家之前,都要做这样的训练,这个是曾经做过派外记者所透露的。那么他们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换句话讲,每一个官媒的记者到这,他同时也是一个间谍。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子,就是唐宇华的案子,唐宇华当时他是《上海文汇报》驻联合国的记者。一个文汇报,上海的一个地方报纸,能够在联合国做记者,而且能够非常活跃,后来发现什么呢?他是中国在美国的某一个间谍网的头子,他的级别是局级,局级的一个间谍。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民运人士,包括我本人,他接触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间谍。很多民运人士也知道他是个间谍,但是他的态度非常谦和,跟好多人交朋友,在交朋友过程中也比较大方,那这样可以接触更多的人。

后来呢美国政府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最后在一次他进行现金交易的时候,因为他做这个间谍,他要自己赚一些外快,帮助中国的一些企业,做一些生意。做生意的时候,他有一次是10万美金的一个现金交易。FBI就用他这个现金交易的这个罪行先给他抓住了,事实上是因为他是间谍。后来唐宇华就被中共政府给交换回去了,因为他做为间谍给交换回去了。这个是我民运圈的人都知道的一个案子,那么《人民日报》驻联合国有记者,《经济日报》等等这些,有些接触久了,他会给你透露一些实情,他会讲我们是附带着要搜集一些情报,写外参,写大参考、内参给中央等等。所以我们假定每一个官媒的记者都是在搜集情报,附带着间谍任务,这一点儿都不会错了。

主持人:您提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现在才把它们定为外国使团。您举的这个例子应该是之前的嘛,那是不是有可能说,现在这方面的任务的强度和密度是不是更高了,所以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反制?

杨建利:我觉得是美国对华的整个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在过去的40年来,美国对中共实在是太绥靖了,完全是麻痹大意。让中共所有的机构到美国来如入无人之地,进行渗透、接触。你看这些媒体,这五大媒体,一会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它不仅仅是接触什么联邦政府级别的这些官员,它在各个州的教育机构都非常的活跃。这种接触是有政治目的的,一会我们可以回来再谈。

由于川普上台以后,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由贸易战开始,进行了各个领域的反制,这种反制使得联邦政府层级的各个机构发现问题太严重了,中共的渗透可以说在经济、教育、文化、娱乐、出版、新闻,每个机构都渗透得太厉害了,所以美国必须进行反制。所以在2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中共五大媒体为中国使团,只不过是反制的大策略其中的一个部分,当然选择在这个时机肯定还有其它的考量,但是这是必然的。

主持人:谢田教授您有什么样的补充。因为杨建利先生提到这个,让我想起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跟州长举行了一次会谈中,专门点名说,你们每一个州长都在中共那边是编了号的。好像之前很少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直接这样去讲,您的解读呢?

谢田:是这样的,川普在见各州长会议的时候也告诉他们,就是说:中共对每一个州州长,他的政治倾向,对川普也好,对民主党、共和党也好,立场在哪里,了解得非常清楚。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建利提到这个人,这个唐宇华他还不光是个记者,他是《文汇报》驻联合国记者站的站长,这是他给我的名片。我还跟他有几面之交,为什么呢?就是说2003年到2009年期间,这6年我正好在费城Drexel University(爵硕大学),在那个大学教书。

后来这个唐宇华从纽约就来接触我,以前我也算是个民运人士了,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后来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参加了,但是我在学校里面,同时我也是个法轮功学员,我想这是让他对我们可能有兴趣的原因。像建利讲的,唐宇华在接触所有的人,所有对中共政府持有反对态度的人,他们在搜集情报。他找到我的时候就是说:“谢教授,我想跟你请教几个问题”,我又不能说我不让你请教嘛。他从纽约跑到费城来请我吃饭,第二次的时候我说我请你吃饭,我们有来有往,唐宇华说“不用,这都是政府出钱”,中共政府出钱。实际上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我还特别清楚地问他。我说你们做特务工作的这样好不好啊?有没有危险啊?你愿不愿意做?他都毫不隐讳,直接了当承认他是做这个事情的。

中共特务这些做法对外面来说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现在看来中共政府显然做得越来越猖狂,越来越引起美国官方的注意,所以才导致今天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但我想美国已经非常宽容了,即使是把中国媒体列为外交使团,但对它做为新闻这部分的活动没有任何限制。

但是我想指出另外一点,虽然这些直接受命于中宣部,或者中共中央,或是国务院也好,这些机构它们虽然受到一些限制;但实际上中共大外宣计划已经在全美国,比方说很多城市的华人社区,成功地渗透了更多的华文报纸、华文的电视和广播之类所有的媒体。事实上它们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几个官方的媒体,它们已经成功地把这些更小一点的,比方有华裔美国人来掌控的、地区性的也都控制在它们手中。我想这可能是美国政府下一步要开始行动的目标了。

中共恼怒美国定性党媒  却拿记者报复

主持人:好的,谢谢二位跟我们分享你们个人的经历。我想再回到杨建利博士来问问您中共这一方面的反应。我们看到第二天中共就宣布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它们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几天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是种族主义,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于美国定五家官媒为外国使团直接的一个报复行为,您怎么看呢?

杨建利:我觉得这种评估是对的,中共政府因为《华尔街日报》2月3日登了一个美国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教授的文章,这个教授的文章他是讲中共对疫情的反应,提出了很多弱点,同时也讲了未来可能经济上的灾难,他用的题目,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如果我写这篇文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题目。他用了比较触动中国人神经的,叫“东亚病夫”,或者叫“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受教育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是标志中国一个世纪的那种屈辱,说被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所以如果这个教授他对中国国情稍微了解的话,他可以换个题目,同样地说这样的内容,这个内容和题目我觉得是这样。但即使是这样,中共政府认为他讲得不对,对中国有一种污辱性的语言。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教授和《华尔街日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新闻和专栏评论文章版是分开的,两个关联是不一样的,所以《华尔街日报》不为米德教授发表的观点负责。另外《华尔街日报》的园地是开放的,如果你认为它的关联有问题,你最好的反应方式,蓬佩奥也讲了就是你写篇文章到那去反驳。

主持人:对,同样发给《华尔街日报》。

杨建利:对,它是一个自由市场,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市场,你去竞争就好了。比如说《华盛顿邮报》登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一篇文章,它讲中美关系如何啊,对中国(中共)政府进行赞美,我当时看了就很恼火,我马上就写了封信给《华盛顿邮报》,我说要反驳,《华盛顿邮报》第2天就把我的反驳的意见登上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用惩罚人家记者,和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的方式,我觉得这非常的野蛮。当美国2月18日宣布中国的五大媒体为中国使团的时候,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法学教授,他非常敏感,他叫特尔利,他说坏了,中共政府要惩罚,会拿记者来惩罚。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的行为,你要惩罚应该要对着政府来,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共要拿我们的记者来惩罚。而我们的记者是真正的记者,中共政府的记者在这边不是真正的记者,他感到非常遗憾。不幸被他言中。所以中共政府用一个非常无耻、野蛮的方法,用一个限制言论自由、限制新闻自由的办法来惩罚美国的记者,我觉得这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一个很丢脸的行为。

病夫”在西方语境中源于奥斯曼帝国  中共利用中国人民族情绪

主持人: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刚才杨建利博士提到有一位西方学者很敏感,认为中共会去惩罚记者,但是另外之前也有人说中共应该不太会用惩罚记者的方式,因为在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什么真正自由行动的外国记者,或者说不受控制的外国记者。当然了,中共的回应还是这样的,您怎么看呢?

谢田:首先中共采取的措施也不对等啊,对不对?它如果真要惩罚美国的新闻机构,也许应该惩罚美国之音,因为美国之音多多少少还跟美国政府有点关系,对不对?现在没有,它没敢动美国之音或自由亚洲电台。当然这两家也是独立的,只不过美国国会来资助而已。中共在弄《华尔街日报》这个记者,以所谓的说中国是“亚洲病夫”来攻击的时候,实际上是利用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概念。实际上刚才建利讲的,我很理解他当时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小时候受教育都是说西方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是吧?现在我们在海外才知道,这个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恶意。其实中国人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太过于敏感,因为这个词在西方社会是很常用的字,就是说两个人互相之间对话骂人的时候,或者指责的时候说so sick,说你很病态也会骂。实际上美国当年骂奥斯曼帝国叫“欧洲病夫”,西方的媒体还把菲律宾叫“亚洲病夫”,也没见菲律宾怎么样。实际上英国记者、英国自己的媒体像《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还有《卫报》,把英国人自己叫做“欧洲病夫”。

所以中共真想反驳的话,对等的话可以在《华盛顿邮报》上登一篇文章,或者是《华尔街日报》上登一篇文章说美国人是“北美病夫”,你看看美国人会怎么反应?所以这毫无必要的。中共的反应显然就是藉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再利用“亚洲病夫”对《华尔街日报》来反驳。我想实际上中共政府知道《华尔街日报》对中国自己的经济、对美国、世界的经济都相当有贡献的,我想迟早会收回它的成命。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这个措施?或中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激烈的反弹?我想不光是因为媒体的事情,还有其它的事情。中共接连遭受了打击,比方说中共贸易战的问题、武汉病毒的问题,还有中国最近被美国把“发展中国家”的帽子给摘掉了,还有对美国哈佛、耶鲁受中国暗地资助的事也曝光,甚至包括美国要求台湾的台积电停止供应华为零件。看的出来美国从政治、学术、经济、技术上所有的领域,都在进一步对中共围剿,加以收紧。中共现在内外交困,再加上天灾和人祸,它会觉得非常的沮丧,所以才出现了这次中共的反弹。

党媒今后在美国或会更低调  但中共渗透已深入社区

主持人:杨建利博士您怎么看现在武汉肺炎(COVID-19)(中共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共这一次驱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它给出的原因之一除这个标题,中共还说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诋毁了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这篇文章的内容像您刚才所说的,其实是批评中共反应缓慢,掩盖真实的疫情规模,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病毒蔓延。您觉得这是不是诋毁了中国人民的抗疫努力呢?

杨建利:当然不是诋毁了,这是一种事实的描述。有一个事情大家不要忽略了,2月15日,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叫《求是》的报导,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讲话的很多记录,它说全部记录,事实上不是全部记录。这个记录大家都关注到习近平说1月7日,对防疫做出指示,就是说最晚1月7日习近平知道了,大家关注这个事实。但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大家可能忽略了,因为大家关注到,到底是谁为早期掩盖真相负责任?习近平你肯定负责任。但忽略了另外一个现象,习近平在1月7日做了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呢?就是要引导国际舆论,要把握主动领导国际舆论。就是说他知道这次疫情,中共政府很多的弱点、丑恶,甚至罪恶都会暴露出来(现在也是一个大暴露),会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也会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习近平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说要引导这个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美国政府会注意到这种现象,所以对五个媒体进行一种新的限制,用一个更严格的法律进行限制,这也是一个时间。

另外在2月8日蓬佩奥国务卿给美国的各州州长演讲,在美国州长协会上,刚才谢田教授也提到了,主持人也提到了。实际上美国的联邦政府长期已经意识到各州被中共政府渗透得太厉害,它这个渗透不仅是接触你的州的政府,州的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不仅仅是大学,包括中学,包括小学,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它渗透得非常非常得厉害。中共把每一个州都做了一些记录,这个州是对中国(中共)比较敌视的,这个州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州是可以利用的。美国地方的官员和州政府的官员,实际上它对外交是比较陌生的,对中国的很多实情也比较少的了解的。哈佛大学每年在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有一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的训练班,我每年都要回去讲两堂课,就是和他们见面,跟他们讲中国的事情,现在我发现他们非常陌生,被中共政府接触得非常得厉害,这种接触非常严重,甚至有些州长不你知道说什么话吗?我忘记是哪个州长了,他说,好,联邦政府和中共政府在打贸易战,我们机会来了。什么意思?我们可以钻这个空子,和中共政府搞另外的经济关系,我们州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益,你想这种事情都会发生,他们是非常无感的对中国(中共)。

所以联邦政府非常希望让他们知道,你们被接触,而且在接触的过程中,很多就是这五大媒体,因为去年说过,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领馆大使馆的官员的行动做了限制,你必须申报,你要接触什么人你必须申报,这就是限制;对他们来讲已经很不方便,所以他就更多地使用这些媒体的人员,去接触这些地方政府,州政府的机构和官员,这非常危险,再加上大选年,它肯定会影响美国的大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在这个时机,有这样的因素。

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刚才谢田教授提出来了,我觉得谢田教授讲得非常好,要引起关注,这五大媒体机构是路人皆知,是中共政府的一部分,掩盖都掩盖不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渗透,它已经是用了很多表面上是民间媒体的一些报纸,还有电台、电视台,它就不是那么容易地被察觉出来,实际上他们在背后都拿到了中共政府的钱,再为中国说话。美国政府的这一个举措,会使得这些媒体更加地活跃,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样的媒体,这样的媒体它替中共政府说话,接触地方政府,接触研究机构,接触教育机构的时候,它来实现中共政府的一些政策目标,包括对于法轮功、藏人、维族、台湾等等这些议题,它们就实现它们的政策目标,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隐蔽性。刚才谢田教授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对。实际上像您所说的,即使是这五大媒体,如果在外交层面上,中共自己的官员不太方便去做很多的游说的话,这五大媒体现在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新闻自由度,所以其实这样的规定,对于它们实际上的行为约束可能不是那么大。

杨建利:我觉得是这样,是有些约束,刚才谢田教授也提出来了,使得驱逐他们这些成为一个可能,要不然你驱逐一个新闻记者,和驱逐一个做间谍工作的一个官员,是不一样的性质,驱逐他们、来限制他们的行为是更加方便了。但是危险性在于,中共政府已经渗透的不仅仅是这五大媒体,太多媒体了。所以那些人又附带着这些人的资格了,这些人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外媒批中共掩盖和延误 此次疫情是中共体制无能和邪恶的展示

主持人:好的。谢田教授,回过头来说这个文章,中共称说是诋毁了中国人民抗拒疫情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把驱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的行为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说,他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享有同样的讯息准确和新闻自由。所以您觉得中共政府在这一次疫情危机下,它的新闻自由和它的透明度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谢田:这一次我想中共恰恰向全世界再次展现出来,它对新闻的控制、新闻自由的箝制有多么严重。因为我们看武汉瘟疫死亡人数的报导,发病率的报导,到限制美国专家去武汉调查,现在勉勉强强同意世卫组织专家去,又不去武汉,跑到其它上海、贵州、云南⋯⋯其它地方去了。还有一点,在这个时候,它把《华尔街日报》这三个记者,有一个好像直接就涉及到武汉瘟疫事件的报导。实际上中共又一次直接把它的丑态,它怎么样真正地粗暴地干涉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又展现在世界人们面前,所以这个做得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还有一点,再回应一下刚才建利也提到了,中共对其它华人社区的媒体,在美国主要城市的那些华人的报纸也好,电台、电视台的渗透非常的重。如果中共的五大媒体被所谓提升到外交使团地位,或者受到更多的监视、监督或掌控的话,实际上我认为下一步很可能会把那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独立的,似乎是美籍华人在经营运转的这些小的社区媒体,他们可能也会被随着而升级,他们可能被升级到中共的代理人的地步。升到中共代理人的话,他们从中共媒体拿的钱,从大外宣拿到的钱,他们是如何在各地,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到亚特兰大、芝加哥⋯⋯,中共怎么运作这些媒体,这些运作和背后的支持,可能就不得不曝光。我想最后事实上对中共整体的外宣应该会是个打击,我倒是比较乐观,我认为下一步,这些人不光是自己比较害怕、心惊胆战,并且美国下一步可能从法律上确定如何来追究他们,恐怕这个时机也快到了。

主持人: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问一下杨建利博士,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在中共驱逐三名记者之后,它发了一篇社论。当然《华尔街日报》之前那篇文章的内容,其实是应该引起中共政府警惕的。中共在这次疫情中,有很多不透明的,延误的做法。而且《华尔街日报》社论还专门提到,认为新冠病毒(COVID-19)的疫情对于中共的现政权和现领导人,构成一场“地震级的政治挑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建利: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评估。我觉得这次疫情可以说是中共邪恶的一次大展示,中共无能和邪恶的一次大展示,中国人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尤其是习近平在里边的表现,不仅是遭到了民众的反对,也遭到了党内很多人的反对,这种讯息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权面临着很大的威胁,就是您讲的《华尔街日报》的这篇社论也讲:看来中共已经无药可解,可能只有毁灭一条路。

主持人:谢田教授您有什么补充吗?

谢田:我想中共它自己也非常清楚。你看《华尔街日报》社论认为,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地震性的政治事件”。你看中共自己的应付,它成立武汉瘟疫对应领导小组,它这个领导小组根本没有去针对瘟疫本身,没有把很需要的一些卫生防疫,甚至军事调度、这些资源分配……这些人拉进它的领导小组;反而把一些维稳、宣传那些官员拉进去。中共也意识到这个事件是会从政权上、政治上来威胁它们政权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共自己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同意建利的说法,这个事实上很可能是让全中国人民更深切地了解,中共的邪恶和它嗜血的本质,并且会导致它真正灭亡的一次巨大的灾难。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要到了,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杨建利:谢谢,再见。

谢田:再见。

新唐人《热点互动》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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