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潘东凯:亲共染疫 港台抗共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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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3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叶依帆、梁珍香港报导)武汉肺炎(俗称武汉肺炎)蔓延全球超过一百个国家及地区,意大利、伊朗、韩国情势告急,而邻近大陆的香港与台湾确诊与死亡人数相对稳定,疫情受控制,香港作家及时事评论员潘东凯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表示,反送中运动令港台两地的民众更加警惕中共,“对中共所说所做的事都倒过来看。林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令我们抗疫成功。”

另外,他提及疫情严峻的意大利与中共经济交往、人员往来密切,埋下恶果,尤其在意大利米兰众多来自中国大陆的黑工,“意大利政府都监测不到有多少大陆民众,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潘东凯还表示,伊朗也与中共交好导致疫情失控。“世卫怎么说的,中共怎么说的,它完全相信了。”韩国则因文在寅政府亲中共的错误判断,再加上天地教会隐瞒信徒行踪,阻碍相关部门的检疫工作进行,使疫情扩散。

武汉肺炎爆发后,WHO总干事谭德赛附和中共谎言,对国际发放错误讯息,导致病毒全球扩散。对此潘东凯表示,中共渗透、控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多年,“我看到的苗头是,中共在联合国里那种为所欲为,很多台底阴谋已经被人慢慢识破。”

“我觉得要给一些时间给那些开明的自由民主国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潘东凯期许自己,也期勉认识中共邪恶本质的人将事实揭露出来,“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觉得它现在是信誉破产了,其实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记者:武汉肺炎到现在已传遍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除中国之外,意大利、伊朗、韩国感染人数也很多,怎么看这个事?

潘东凯:我自己的分析是这几个国家各自有他们的苦衷。

愚信中共政治宣传 伊朗众多官员确诊或死亡

潘东凯:伊朗与中共的关系很紧密,还有他们本身的生活常识和卫生习惯与我们有一段距离,可以为了宗教用舌头去舔铁闸,令人匪夷所思。还有他们的物质条件比较差,卫生条件也要物质资源去配合。比如我一早讲伊朗的死亡率很高,但初期它确诊的人数很少,从这可看到一个现象,它的测试不够广泛,这与资源有关,也就是要有测试剂和器材,必须有钱才能生产。还有测试的可信性也要有一定的医疗水准,也就是测试不出来,才看到死亡率偏高 。

我认为在疾病面前世界众生是平等的,除非病毒出现重大变异,否则无论在武汉、美国、非洲、欧盟、伊朗,感染和死亡的规律都不会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不用担心伊朗的死亡率高,因为是他们测试的不够,但现在他们(确诊人数)已追上来了(死亡率就下降)。

还有伊朗那种政治宣传连他们的高层都相信,比如世卫怎么说的,中共怎么说的,它与中共这么好,它完全相信了,不然解释不了为什么副总统、卫生部长、国会议员与很多政府内阁高层全染上甚至有人死亡。什么时候见到有过一个国家的政治核心这样中招的。

我觉得中共是“聪明”的,习近平到现在几乎(武汉)洗干净了才说去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谁染上了?

中国黑工涌入 意大利埋定时炸弹

潘东凯:意大利有几样东西我们忽略了。第一,意大利与中共的经济交往、人员往来很密切。意大利是时装的生产中心,中共的商人唯利是图,他要搞一个意大利的标签,那么就可以在大陆欺骗很多普通的消费者,所以意大利在米兰附近有很多黑工,也就是说过去中共很多非法入境(意大利)的人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生产一些时装的成衣,然后倾销到大陆。所以意大利是一个定时炸弹,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隐忧。

曾几何时疫情初期爆发的时候,意大利一早就果断说要禁飞,那时候还给中共骂。还有欧洲的拉丁民族比较浪漫,到现在坚持要过正常的生活,一早起来要喝一杯expreeso咖啡,然后谈天说地,一种很轻松、紧密的社交活动,每一个男男女女都要拥抱和亲脸。我看到意大利的报导说,不可以因为疫情而影响正常的生活,不可以戴口罩、不可以不出街见朋友。这几样因素加起来,疫情就变成这样了。现在后悔莫及,其实他们一开始果断的要中共禁飞,但是看不到人员的来往,政府监测不到大陆来的民众有多少?

文在寅亲共误判未封关 MERS教训检测力高

潘东凯:至于韩国,除了文在寅政府是有一种亲中共的错误判断之外,韩国在2015年因为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Mers)受到教训也死了不少的人,所以在检测冠状病毒方面的能力,我觉得是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有些没有病症的都去测,而它测试的成本是很低,效率很高,所以就测出很多人。韩国的死亡率很低,是0.6%,这个数据是可靠的。

但是它本身有什么问题,令到有这么多人染病?或者是带有这个病毒呢?其实韩国有一种社会风气,这几十年都有一种宗教活动(天地教会),它的宗教活动很神秘,去过哪里?与什么人崇拜呢?他们不可以或者是习惯不讲给政府知道,在有病毒、有疫症爆发的时候,对于怎么防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另外,它有很多的身体接触,亲亲、抱抱、大声叫喊,还要是几千人一齐。这样两样东西加起来令到疫情扩散。

这几个国家各有各的问题,但我觉得韩国抗疫测试数据在统计学中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将会看到有很多案例,在统计学上有更多的数据,才能有效去研究病毒的性质和如何去防控或生产疫苗。

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去骂人,而是怎么去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好这场全球的抗疫战。

建立客观道德标准 防堵中共伪善双重标准

记者:韩国初期讨论过是否要限制大陆人员入境,但中共驻韩大使说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不用限制中国大陆的人入境,所以文在寅就放弃了。

潘东凯:我觉得要给一些时间给那些开明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韩国和日本,不只是欧洲和美洲那些国家,他们要打起精神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讲它(中共)就说是种族歧视,我们就不敢出声了。

有很多香港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讲得很好,如果韩国人真的染上病毒的比较多,比如在欧洲看到有韩国人走过来,心里会怕,所以这本质不是单纯的种族歧视,不能上纲上线,用政治去压制人自然的反应,这是说不通的。

另外我们要学习建立一些客观的道德标准,防止一些伪善的双重标准。意大利要封关,中共就去吵;韩国也因为中共的压力而开放门户。现在倒过来这个不道德的(中共)政府洗干净了,别人染上了,到过头来不给别人入境,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双重标准。我们要看到它(中共)的本质,它欺善怕恶,也许有一个政治目的在后面,比如它假设美国是敌人,所以美国做任何事都会给它骂,美国封关,它说美国没道义,其实现在美国内部也有很多问题,怎么去防控,但幸好一开始就禁止了中共的人进去,所以现在美国爆发得不严重,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俄罗斯、北韩,这些中共的铁杆兄弟,一开始就斩断与中共的联系,习近平先生为什么这么噤若寒蝉?这就是伪善的双重标准。去骂意大利、骂美国,但不敢骂普京,你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记者:共产党国家对共产党的本质比较了解?

潘东凯:但普京不是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已经被人踢的没地方站了。普京是KGB出生的特务,所以中共对俄罗斯那种崇拜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奴颜婢态,是一种奴隶性。苏联已经瓦解这么多年了,俄罗斯已经是被废了武功了,处在水深火热中。因为沙特阿拉伯在打石油战,将油价大幅减价,俄罗斯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共操控国际组织渐为人知

记者:中共除了对这些国家施压外,很多国家以世卫的标准去决定是否封关,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被人称为“谭书记”,怎么看世卫?

潘东凯:谭德赛在一些西方国家也许依然还有“江湖地位”。联合国组织怎么样倾向中共或被中共收买,我们不能以为自己看见了,全世界也会看见,我们要将事实和道理讲出来,让蒙在鼓里的人能认清真相,现在我觉得暂时还没达到那个标准,因为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拿着世卫的东西当作金科玉律。

世卫自从陈冯富珍做了总干事之后,就慢慢走向中共。联合国的难民组织、人权组织和很多单位受中共很大的影响。最近中共派了一个人出来选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新加波也派来一个,中共派选的不敌全世界的反对。现在我看到的苗头是,中共在联合国里那种为所欲为,很多台面下的阴谋被人已经慢慢识破,但现在不是全世界都知道谭德赛就是“谭书记”,只是我们自己、特别是香港人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运作的,也知道香港所受的压迫以及一国两制的崩坏。但在很多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对中共仍然是用玫瑰色的眼睛去看,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觉得它现在是信誉破产了,还有一段距离,还要继续努力。

台港两地防疫 “林郑”成反面指标

记者:是否有留意与中共很接近的两岸三地,香港和台湾的疫情反而受到控制,特别是台湾,一早就封关,香港林郑虽然没封关,但香港确诊的人数也只有一百多个,相对来说疫情还算是受控的。

潘东凯:源头是一个叫陈同佳的人在台湾涉案,他自己已承认犯了一宗谋杀罪,因为这个事,香港政权就与中央政府狼狈为奸,搞一个移交逃犯条例的修订,因为这涉及了台湾、香港人有很大的反弹,由去年6月开始,街头有很多的抗争,政府施了很多压力。

我觉得中华民国的政府,无论什么党派、普通的公民,在这大半年看到香港的遭遇,开始有很大的警惕性,所以要感谢香港人用鲜血做了很多事,直接让蔡英文可以连任,无风无险,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共所说所做的事都倒过来看,也就是林郑月娥在台湾无论什么阶层的人中,已经没有公信力,已经完全破产的一个反面人物。

所以台湾政府和台湾人看到林郑坚持不封关,就想肯定这里有问题,所以,林郑做了这个“指标”。台湾一开始就很警惕,所以病毒就进不来。我认为香港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萨斯的时候,接受了很大的教训,当时死的人也不少。这次人们即刻紧张得不得了,很多西方似是而非的理论,包括世卫建议说,没有什么事就不要戴口罩了;林郑说,你那些戴了口罩的,都要脱下来。香港人知道她讲的话,就是真理的反面,所以我们怎样搞都要自己戴口罩。主要是香港的人的警惕性,和林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令到我们的抗疫成功。

反送中陆客大减 减少感染源

记者:香港人都很少回大陆的,是不是都保证了生命安全……

潘东凯:我想少了很多。反送中那些黑衣的手足,即在政府的眼中的“暴徒”,冒着很大的危险去抗争,所以,令中央政府宣传下,使大陆的人不敢来香港,香港感染的机会就低。

记者:香港民众以前都经常到深圳、广东一带消费,但在反送中运动之后,他们都不会上去了?

潘东凯:我想有些死硬分子去的,很不幸地,确诊的个案里有一些死亡的例子,其中一个,据说,就是在疫症成为现实之后,他本身政治上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就故意进入武汉的,他“以身殉国”。我们其他人就算是蓝丝,命都要紧,所以很多蓝丝都低调地自己在防疫。

频繁来往中国两地 中招机会高

记者:另外帮港“出声”的周融被隔离,他的亲戚已经确诊了多名,这成为多日的话题。周融是不是很亲共

潘东凯:我觉得他是亲共。

据说周融的一位亲戚确诊,她(周巧儿)是马会会员,是一个画家,可能周融被她感染的说不定,这位女士本身在大陆有参加些艺术的组织,在大陆的学校里兼职教授画画。

我觉得很明显,就是经常往来香港和中国,来往两地,中招的机会比较多。我现在看到一件事,中港的区隔是有意思的,香港虽然理论上的主权在它(中共)那里,但是,根据一国两制我们的理解,香港有独立的关税区、自己的海关、自己的行政区域,其实不需要跟它那么紧密,这件事还要思量一下,究竟我们是不是真是很想融入“大湾区”?其实林郑付出的,即香港人买单的一个代价。

其实台湾即中华民国,他们都很强烈争取,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宣布中国成为疫区,不可以宣布中华民国台湾也是疫区。所以就说,香港和大陆,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区隔更深一些,保障香港自己的安全,如果再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不好的事发生,真要划清楚界线,其实是香港特首要做的。

记者:今次疫情会不会对全球的局势产生一个新的影响,以后会怎样发展?

潘东凯:现在是一种角力,暂时不知道哪个会赢。但如果说主观想赢,就一定要中共输,为什么呢?它不老实,它现在不是很介意别人所受的破坏,但这是个铁一般的事实:疫情的源头在中国。它就将污水泼在人家那里。但这个所谓角力,一定要对症下药,西方国家要搞好自己的抗疫,另一方面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和中共的角力,最要紧的将事实讲出来,不要被它洗脑。洗中国大陆里面的顺民,那我就没有话可说,连西方的人都洗,我想那些西方国家真是自吃恶果。我见到一些比较自由派的主流媒体,无论欧洲或者美国,他们对中共的一种遐想,一种错误的观念,有一些分不清善恶。所以要好好的,很耐心的,大家要讲多些道理,令他们不要那么闭塞,我就尽力而为之。 #

责任编辑:王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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