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13日讯】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爆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从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武汉开始，中共病毒迅速蔓延到整个中国，在最近的两周前又加快蔓延到世界各地。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家的部分城市几乎同时出现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确诊出更多的病例，引发全球性的恐慌。
在人类瘟疫史上，这次疫情的爆发过程和传播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疑点最多的。无论是感染人数和死亡率，还是病毒源头和传播路径，都似乎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些秘密又与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对疫情的恐慌。
本着理性、科学的角度，在对多方面的事实进行逻辑判断的基础上，结合《终极解读：探究生命、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美国学术出版社 2019）一书中的理论，我为读者梳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真相。
首先，让我们全面了解一下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特点：
在SARS疫情有前车之鉴和防疫经验的前提下，中共病毒依然大面积、快速地传播；
传播途径扑朔迷离，有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传播、消化道传播、气溶胶传播、母婴传播，无症状感染者居然也可以成为感染源；
2月底美国加州出现无接触/旅行史病例，社区传播阶段莫名其妙地提前到来；
中共在隐瞒疫情之后，却在中国多个城市采取极端的“封城”手段防止疫情扩散；
病毒源头讳莫如深，与武汉的P4实验室有重大关联；
检测方法、试剂准确率和确诊标准缺乏透明性，缺乏全球疾病控制专家的参与。
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罪魁祸首指向的是新冠病毒，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人类对病毒恐惧的主要来源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对病毒的无知。其实，病毒也是属于一种生命形态，处于活性和非活性之间的中间态，它们数亿年来一直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具有活性的生物体相伴相生，既有伤害人类的病毒，也有拯救人类的病毒。
不管是哪种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最初它是没有“恶意”的。它的阳谋很简单，就是“能量摄取和锁定”。想像一下，假设你是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你会怎样与人体“对抗”呢？
在进入人体“盗抢”细胞中的能量之前，你将面临着重重障碍。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粘膜等屏障，第二道防线是吞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常规免疫细胞。如果要突破这两道防线，你必须形成一个具有足够攻击力的兵团，才能在呼吸道和消化道这两个比较脆弱的部位有“破城”的机会。
假设你成功进入人体体内，你还将面临着构成第三道防线的T、B淋巴细胞的攻击。你在负隅顽抗的同时，必须在全部被消灭之前寻找到合适的栖息地，或者至少找到藏身之处。假设你暂时存活了下来，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利用能量实现自我复制。这时只有两条道路供你选择：一是在人体中疯狂地复制，在较短时间内以“人”海战术对个体的免疫系统发起猛烈的攻击，即高致死率；二是有限生存和防卫，耐心地开辟更多战场，在人群中寻找更多的宿主，即高传染性。
在能量供给有限的条件下，这两条道路只能二选一。正常情况下，你通常会“聪明”地选择第二条道路，除非是你的个别同类因为“主动变异”而成为不计后果的“疯子”，如SARS冠状病毒（SARS coronavirus）、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在具有卫生常识和正常疾病控制机制的人类社会中，病毒的这种疯狂举动既会高比例、迅速地杀死宿主，也会在宿主死亡的同时导致自我毁灭。
然而，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能够没有帮凶的情况下单独“作案”，大批地、大面积地感染和杀死人类吗？答案是不能。
在医学常识已普及的现代社会，只有非生物的“病毒”——极端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共产主义，才会与生物病毒狼狈为奸。“极权瘟疫”一旦和生物瘟疫相结合，必然制造出巨大的人道灾难和社会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极权瘟疫”对人类所造成的灾难，要远远大于传染病本身所造成的灾难。当生物瘟疫来临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看不见的瘟疫。
让我们一起分析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两种瘟疫结合的脉络。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信息极为不透明，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证据进行逻辑上的有罪推定（对于一个极权国家，参照民主国家中的无罪推定法则是愚蠢至极的）。
“极权瘟疫”的“作案”手法首先表现在言论管制和疫情操纵上，以达到隐瞒真相、争权夺利、维护政权稳定和扩大统治区域等目的。
隐瞒疫情爆发时间和发源地
最早的病例是在2019年12月1日，体现在由中国研究团队发表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论文上，而中共官方的通报中却是12月8日。论文中的数据显示：41名确诊病例中有13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中共至今仍未公开“零号病人”的资料和证据，同时还拆除了华南海鲜市场，使得疫情发源地永远地成为一个谜。
隐瞒早期的疫情
对互联网上“吹哨人”李文亮等8名医生对抓捕，对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和方斌对抓捕，足以说明中共中刻意隐瞒早期的疫情。直到1月19日，中共官僚机构仍在误导民众，声称未发现人传人证据，比较权威的CDC仍未通过中共媒体公开发布疫情警报。在春运期间，人群流动和聚集密度处于高峰期，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在极权政体的“助攻”下，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地大量扩散。
制造恐慌协助病毒杀人
到了1月23日，武汉市发布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休克式“封城”令，引发武汉市民的恐慌。继武汉之后，湖北多地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极权统治下的“封城”手段，表面上是防止疫情扩散，实际上是暴政下的杀人利器。恐慌程度到极致的社会，一方面出现医疗资源上的挤兑，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诊疗，中共病毒在医院内交叉感染，多种传染病同时传播、流行。
另一方面，中共的“封城”措施、故意释放的虚假信息所制造的恐慌，也给人体中的免疫系统造成恐慌。“极权瘟疫”如同内奸，与中共病毒遥相呼应，急剧降低人体的免疫防护能力，为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攻城略地”和加速变异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与此同时，其他疾病的患者也得不到正常的救护和治疗。于是，湖北多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据估计死亡人数远远大于中共公布的数字，其恐怖情形可能犹如数百年前的美洲大陆。“多种病原体的组合攻击，才是新大陆曼丹族人当时极度恐怖绝望的缘由”。
制造恐慌争权夺利
在“极权瘟疫”肆虐下的社会，统治阶层及其走狗们完全泯灭人性，他们绝不会放弃在灾难来临之时争权夺利的机会。关于疫情和防控的官方数据相互矛盾，前后矛盾，在欲盖弥彰的同时推卸责任或嫁祸于人；利用权力推广与他们利益攸关的预防和诊疗方案，各种中成药配方、副作用大的药物接连登场，曲线杀人，发国难财，如双黄连口服液、“血必净”中药注射液；他们还非法扣留民间捐赠的口罩进行倒卖。
国内和国际上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也是他们获取巨额利益的机会。他们所掌控的超级权力和关键信息，完全有能力操纵市场的短期走向。以他们的贪婪和流氓的逻辑进行判断，他们一定会通过世界各地“华尔街”的代理人利用市场对疫情的心理收割全世界的韭菜，就像通过中美贸易谈判进程的操纵从中牟利那样。
病毒源头的操纵
在人类社会中，战争、大规模迫害、血腥屠杀和人道危机等重大人祸的发生，全都是源自极权统治的体制。在疫情笼罩下的武汉，著名的P4实验室原本就很神秘，现在更以军管的名义，完全地被隔离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将真相遮掩得更加密不透风，甚至有可能在毁灭证据。
只有极权政体才会在不受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无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共在人工合成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无论一开始中共病毒是故意投放的还是无意泄漏的，无论后来如何转移视线，嫁祸于他国，只要中共拒绝世界上有公信力的病毒专家的调查，这场全球瘟疫的源头毫无疑问是非法的中共政权。
疫情进程的操纵
在疫情蔓延之际，中共一边进行严苛的防控，篡改疫情数据，一边操纵明显被腐化了的WHO官员，降低世界范围的防控级别，使得部分国家疏于防范。“极权瘟疫”继续助力中共病毒，提供向全球加快蔓延的温床。此外，疫情向全球蔓延的途径和速度令人不寒而栗，其诡异程度远远超出病毒的自然演化逻辑和传播能力。
全球第一波疫情扩散和第二波相差20余天。似乎中共病毒在正常的防疫机制下，既能做到潜伏期长，同时又能制造超级传播者，也就是无症状快速传播。显然，任何一种病毒凭天然的能力与人体免疫力交锋过程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感染者在无症状情况下，病毒向外散发的浓度必然非常低。即使是密切接触者，很难突破人体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而且，病毒也几乎无法做到让不同的感染者在很短的时间段内集中爆发。
伊朗作为另一种带有极端宗教色彩的极权政体，虽然与中共关系密切，但人员较少往来。最诡异的是，伊朗在第二波疫情当中的表现几乎是中国疫情的翻版，愚蠢和恐慌交织在一起。同样，在第二波疫情当中的韩国和意大利，由于与中共走得太近，看不清中共的邪恶，或者受到了中共一定程度的控制，导致中共病毒在本国大行其道。
在第三波疫情的前夜，处于寒带的美国、日本、意大利之外的欧洲，由于气候寒冷，人们停留在不通风的室内时间比较长，相互感染的概率比较高，疫情随时出现大爆发。最近两周来，中国的疫情似乎已经大幅好转，而欧美的情况却离奇地越来越严重，确诊病例持续、加速新增，感染路径越来越难以追溯，甚至出现社区传播的病例。
疫情表现出来的诡异程度，存在着被中共操纵的逻辑。首先，假设中共病毒（又称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是中共专门研发出来的生物武器，虽然病毒可能不受控制而导致他们引火烧身，但起码他们有能力操纵疫情的进程；其次，既然中共对真相的隐瞒、掩盖，拒绝世界防疫专家和医生的介入，他们就很可能篡改向世界各国分享的病毒资料和病例数据，导致一些国家的防疫政策被误导，错失防疫的最佳时机；再次，如果一个疑犯百般抵赖却依然受到质疑的时候，接下来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制造更多相同的案例为自己开脱，中共可能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刻意地向海外散播病毒和恐慌，同时宣传机构跟进引导舆论；最后，在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采取入境限制的情况下，假设中共刻意地投放病毒，唯一的渠道是不设防的国家，于是，伊朗、韩国、意大利成为病毒大面积传播的“二传手”。
还有，中共肺炎的传播力度之大，传播速度之快，完全违背了一种病毒的自然演化逻辑。按照《终极解读》中“延续与跳跃”的遗传变异理论，只有一种恐怖的可能性，即人工选择。人工选择的第一步是对病毒进行编辑和改良。在实验室中秘密地通过有限的人体实验筛选出受体亲和力强的毒体。第二步是以瘟疫的方式进行社会化实验，在大量的感染人群中进行自然筛选，同时通过制造恐慌降低感染者的免疫力，提高病毒在感染初期的存活率，以加快变异。第三步是筛选出具有更强亲和力毒体，找到新的超级传播者，重复第二步的实验。
责任编辑：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