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薛浩然:瘟疫流行 史上君王罪己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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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3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珍香港报导)近日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与香港政研会发起网上联署支持《基本法》23条立法,声称已获逾百万个签名。香港新界乡议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质疑23条立法的实质意义,“如果23条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在《基本法》颁布制定的时候,就把23条立法了?很奇怪!”他说,现在立法只会引起港人无谓的恐慌。

薛浩然表示,23条立法的主动权、提案权在特区政府林郑手里,何君尧此举无非是越权。而当前疫情严峻,反送中修例引发的纷争也稍渐平息,何君尧再推23条立法是唯恐天下不乱,“自从他上次区议会选举剪翼而还,输给一个素人,他会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立法会选举造势?又或者他目的是什么?”

2003年7月1日,为抗议港府执意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50万港人走上街头。薛浩然说:“这说明23条的立法,应该得到香港人的共识之后立法才妥当。”

据23条规定,任何人如被怀疑有谋反、煽动判乱或颠覆罪,将会被判终生监禁。港人担忧北京和香港当局将以此任意罗织罪名,将人入罪。

薛浩然说,以历史为鉴,法例不得民心,立了法又如何呢?严刑峻法治民,不得人心,朝代必定不能长久,“中国传统是以德治,不是以法治。如果严刑峻法,执政者所施行的不是德政,而是弱政,依靠法律管人,但能管多长久?所以23条立法是没有意义的。”

而面对当前大瘟疫,薛浩然也提及古代皇帝遭遇天灾必先下“罪己诏”,向上天忏悔,“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不是寡人失德,而令灾疫、疫症流行,令苍生受苦?”

“执政者应该具有的品格、品德,会不会随着中国近现代这几十年来的政治变迁、政治思潮的改变,没有了?我相信如果没有了,是很令人遗憾的事。”薛浩然说。

若23条影响国家安全 为何留给香港自行立法?

记者:何君尧开始推23条立法,声称拿到100万的签名,怎么看他这么努力去推23条立法?

薛浩然:究竟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的幕后有没有推手?事出有因,查实无据。不过我们从整个社会的现象,和自从他上次区议会选举剪翼而还,输给一个素人,他会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立法会选举造势?又或者其它什么目的?

香港市民应该想一想,究竟23条立法实质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23条没有立法,《基本法》就等于废了;是不是没有23条的立法,一国两制就变形走样了;是不是没有23条的立法,香港就不可以存在了。

23条在董建华年代立法的时候,引起了过50万人上街,说明23条的立法,是应该得到香港人的共识之后立法才妥当。我相信《基本法》草拟的时候,都经过草委,也有经过咨询委员会,做过很多功夫。那么如果23条这么重要,没有了23条立法,香港一国两制就变形走样?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在《基本法》颁布制定的时候,就把23条立法了,很奇怪!为什么会留下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等等,给个空间由香港的立法会去进行管理立法。我们是不是因为没有了这23条立法,中共中央的旨意、国家安全而受到挑战、受到危害;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觉得,香港没有23条立法,香港是不是一国两制就不存在呢?后来为什么突然搞到上升到一个港独等等。

由于梁振英年代,将这个问题作大了,引起恐慌,使中共突然觉得没有就不行了。其实我看《基本法》,香港如果有任何的港独思潮等等,中国是不是没有办法?第一,为什么香港有驻军,就是说如果香港发生动乱,情况不可控制,军队接管;如果香港真的产生独立或者武装起义诸如此类,有军队在。还有一样东西,如果香港进入如某些人所讲,港独这么紧要(严重)的话,中共可以直接介入的。所以究竟有无23条立法,不影响到中共政府在香港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不过若说有总好过没有,这个是个空间问题。如果23条就算立了法,在这么分化的民意之下,真的能够假设强行通过,那又如何呢?你(中共)说我们香港人是太过敏感、太过恐共,这是有历史因由的。

香港终归是有150多年殖民地的管制历史,那么这些人的思维没回归,有关这方面,可以值得考虑的。所以说,有个50年的时间慢慢过渡,让香港人适应。但因为现在立法,引起香港人的无谓恐慌。而这个23条立法是否可以有多大的实质效果?很简单之前我们看到,中共中央都可以通过“8·31”决定,或者香港政府都有些法律通过DQ(取消资格)人都可以,是不是?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要看23条立法,对香港的管治、对香港一国两制的管治有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有了是不是就等于,23条立法了,每个人都变成了一条狗那样,不是的。很简单,立法的目的、意义在哪里?

中国传统以德治国 严刑峻法江山不长

薛浩然:我们讲回历史故事,就算23条,有严刑峻法,民众不接受你又如何呢?大家读历史都说秦始皇暴秦政治,用李斯立法,严刑峻法;在元朝统治时的蒙古人,每十家人只能用一把刀,有这样的法例之下,但这些法例不得民心,立了法又如何呢?所以问题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所说,中国是以德治,不是以法治。如果严刑峻法,执政者所施行的不是一个德政,而是弱政。施行弱政是靠什么?是用法律管人的,但能管多长久。所以23条立法的意义,是没有意思的。

在香港今天这么纷争的社会,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稍微静下来,现在何君尧之流,又怕天下不乱,街头巷尾叫人签名、签名,签多少?我们看见他的签名里,有样事很怪,希望100万人?

记者:100万人,23万是香港人,14万是大陆人,其它他声称是海外的。

薛浩然:我想问,阿爷(中共)都经常说,香港的内政、本地立法纯粹香港事务。何君尧说不是香港人都可以签名,或者海外的人都签名,这是什么?这个是香港本地的问题哦,如果要大陆来签名,我相信如果要阿爷(中共)下个命令在大陆签一亿个名都可以的啦,意义在哪里?其实就是“邀请非香港人去干预香港的内政”。

记者:他这个算不算是勾结外国势力?

薛浩然:如果照阿爷(中共)的逻辑,这个算是勾结的了。

记者:那这个勾结得很厉害……

薛浩然:中共口口声声说国际干预香港,不是香港的居民却要香港立法,对香港人来说就是利用外国势力。如果说大陆人签名不算,但现在香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你算是立法会议员,有没有搞错?你算是什么逻辑!

何君尧越权推23条 即使选举胜出也无法立法

记者:最近发觉他们在街头征签时,送口罩、酒精、洗手液,民众签完后才发觉是为23条签名。

薛浩然:大家都知道蛇、斋、饼、粽(收买人心),是他(何君尧)的强项,即使这样,当这条法例要通过的时候,人们会如何想呢?即使骗了他签名,但在立法会如何通过呢?还有大家知道23条立法的主动权、提案权是在特区政府林郑的手里,现在何君尧议员这样去做,就是在打林郑的脸。有100万人提案,政府就会去做吗?是要由特区政府主导,当然他这样做,那些保皇党、建制派情何以堪,是否想把选票都给何君尧呢?你一个人赢了,你得逞了。不要说他(何君尧)偷呃拐骗(注:“呃”是来自广东话,意指欺骗)、偷天换日、偷梁换柱,即使赢了,所有票都给你(何君尧)了,那又如何呢?整个建制派都会输的。

记者:何君尧是中联办的干儿子,还有一个干女儿叫容海恩?

薛浩然:容海恩没这么厉害。有一个叫梁美芬,大家知道她是中联办的干女儿。最近我看了一个片子,在一个电台节目里,梁美芬与杨岳桥在一个节目中,不知为何互相争辩攻击。我感到奇怪,梁美芬理直气壮说:“杨岳桥你们(她可能是指泛民),即使赢了这个(区议会)选举,但整个香港都输了。”我觉得这句话“可圈可点”。选举是人民的抉择,这是香港的抉择。你怎么可以说他赢了就是香港输了呢?这是什么逻辑?你为什么不去反省一下你为什么会输呢?为什么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会你输得那么厉害呢?

记者:她是读法律的,应该很清楚的。

薛浩然:不是每个律师对法律都很熟悉。香港有名的律师不多,读书好不等于为人处世就好,这是两码事。特别当人的心胸狭窄、不够开阔、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人就会慢慢偏激。

至于说即将到的选举,大家各出奇谋、各出奇招,你不能说你赢了香港就得救了,这不符合民主精神,选举是不记名投票。

记者:建制派受中联办协调的,所以他们说的话要看中联办的脸色?

薛浩然:原则上来说,我不敢说中联办在下面协调指三道四。中联办在香港选举上、在宪政架构上不应该扮演一个主导角色。实际上,在中联办成立几大理由、几大关注事项,不应该对香港选举指手画脚,因为是港人治港。它有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不过有句话,共产党经常讲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即使你得到了也会失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都清楚。

到底23条立法是否有迫切性,是否香港到了兵临城下?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在中国大陆的今天、还是在毛泽东时代管制那么厉害的情况下,它都认识到一个情况,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人都会归顺共产党,人肯定有不同意见。中共都说只能“团结”到百分之七十几,不可能团结到百分之百的。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开放一些,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国内也这么说,它是否做到我不知道,起码包括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否有做到?自己说天下无敌是没有用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何君尧之流做这些事,严格来说在倒中共的米,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人家会看的。

天灾疫病降临 史上君王责罪于己

记者:讲一下大家很关心的疫情,我们古代历代君主怎样去面对这些瘟疫?他们是么样做的?

薛浩然:以前在封建时代,当皇帝遇到天灾的时候,皇帝就走出来,以前叫做下“罪己诏”,即是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首先是不是寡人失德,而令这个灾疫、疫症流行,令苍生受苦?他都会有个罪己,“罪己诏”,责备自己,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失德,而令百姓受苦。

我们今日的执政者,对自己的行为会心自谴责,都是骗骗人家,即是有些悔过的意思。今日的中国领导人,对这个灾殃、疫症的流行,他有没有做到工作呢?有没有像类似“罪己诏”这样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了。某种程度上,执政者应该具有的一种品格,或者品德,会不会随着中国近现代这几十年来的政治的变迁、政治思潮的改变,没有了?我相信如果没有了,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责任编辑:王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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