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离我们很近,但却离我们很远

作者:邱建一
图为台北故宫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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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千年,但故宫仍离我们很近,〈橙黄橘绿〉在,〈鹊华秋色〉也在,当然大家最爱的白菜也不会缺席;赵孟頫与苏轼还活在那儿,赵构与岳飞还在互相通信!就在台北外双溪,每天上午八点半准时等着与我们相遇!但,若缺乏足够的认识与理解,他们却又离我们很远,即便近在咫尺,却又很陌生,如同天涯~~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虽然已经夏末,但是外双溪的清晨还依稀可以听到蝉鸣,也在这里开启了一段令我一辈子难忘的回忆。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每个礼拜总有几天,一早起床就得到这里报到,在停车场附近与三五个同学会合后,就往老师家出发。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是这座中华民国国家博物馆的正式名称,但以下为了方便行文,简称为“台北故宫”或“故宫”)在外双溪的小山坡上,从至善路的小叉路进入,会先进入一条龙柏参天的环形道路,然后才会抵达这间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伟大博物馆的大门。一九六五年故宫从台中雾峰北沟搬迁到这里以后,成为台湾的文化指标,曾到访参观故宫的人很多,每天熙熙攘攘的游客、车来车往一定得经过这条环状道路,但却很多人不知道在道路两侧的房子就是员工的宿舍。

这些房子和故宫一样老了,在蓊郁的树丛间,几幢老式的混凝土建筑爬满了各种绿色的植物,高大的树木吞没了人为的建筑,灰色的水泥墙面只有各种深深浅浅的绿意。这些古旧没有任何装饰的房舍,就这样三三两两座落在环形道路旁不起眼的小小步道的两侧自成一个个小小聚落。

靠近故宫本馆的左侧,有一座不太大的停车场,大概是因为故宫搬迁到这里的时间点,当时大部分的人都还买不起汽车,所以当初规划故宫时没想到有一天家家户户都能有几辆车的景象。每天开放参观的时间,这里的停车位总是一位难求。我们几个才二十多岁的小毛头,清晨即起,匆忙梳洗之后就在这里先行会合,由于约定抵达的时间在故宫每日开放参观之前,所以停车场里只有鸟叫虫鸣,回荡在清晨的空气里。

人数到齐后再到老师家门口等候,不可以迟到也没人敢迟到,没有点名也不需要点名,请假是没有的事,虽然这是要算学分的课堂,没人敢躲懒不来,我总觉得这里是私塾是书院。老师们像是古代的山长教谕,让古老的传统在这个现代世界里依然流淌。

几位老师的习惯都不一样,有位老师就在宿舍的客厅里讲课,桌椅沙发都撤了,小小的客厅仅能挤进几个人,摆起一张老老的木板长条桌,坐在桌旁还得背顶着陈年壁癌白华的水泥墙面,常蹭了满衣服都是点点粉粉屑屑。几个小毛头就这样围着老师听课,没有讲义、没有现代教室里的电脑影音投影设备,只有聊天,陈谷子烂芝麻,聊北海聊厂甸,聊古董店旧书摊,聊紫禁城颐和园,一肚皮的老北京故事。

老先生讲到老北京的回忆时,比讲授这些古文物更兴奋,北京城门的骆驼队、夫子庙庙会的大姑娘大婶婆、信远斋的酸梅汤,北海公园摊座的杏仁豆腐。一边讲一边带着笑,仿佛手里就端着青花碗装着满满的冰镇酸梅汤,满鼻子的桂花飘着香味在这外双溪的空气里,还有一粒粒的现磨新鲜杏仁从书页中掉出来。

老先生不但是老北平了,还是个旗人,年纪大了但真的是充满童心。他爱种花,满园子各种香花,尤其又爱种兰花,台湾的蝴蝶兰、树兰、素心兰、虎头兰都喜欢,宿舍前的小小花园里种了各式的兰花。但不知道怎了总是不开花,老先生无可奈何,只好把每次出席什么学术研讨会、演讲活动时主办单位给他戴的绒花、纸花都留了下来,一年累积下来装了满满的一大盒。每到过年时,把这些绒花纸花通通一口气给满园子都别了上去。

真是漂亮啊!远远望去有一园子的姹紫嫣红,蝴蝶兰花头顶上长出玫瑰、树兰旁长出了百合,红的、白的、黄的一大片好不热闹。大家都夸赞满园子花开得好,老先生也笑得灿烂。

实物资料要上手,这位老师的讲桌抽屉里总是一堆的藏品样本,就装在老式的铁制广式月饼盒里。他一边聊一边拿出来给大家摸摸看看。他坚持上手是必要的功课,光是看书本背资料那是远远不够的。但如此珍贵的东西,在我们这几个小毛头面前就这样蹦了出来,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伸出手接过来。

“不要怕!拿在手上才是真的。”

“握在手里!用手掌心。摸摸看它的皮壳,这个沁色要很久才会生成。”

老师一边示范,一边笑咪咪地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腔说:

“你们拿拿看,这个手感、重量感才是对的。”

老先生是个很风趣的人也很谦虚,他不爱人家叫他专家之类的头衔,即便他真的是个权威。每每在举办研讨会大型演讲时,主办单位总会想办法邀请他到场以增风采,而且也总会请老先生上台讲几句话以增加这场活动的重要性。

“嗳呦!我每次胸口都扑通扑通地跳。”

老先生带着动作,摸自己的胸口:

“这个我也拿不准。考古资料这么多,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在老师的宿舍上课时,快到下课时间总会叫我们其中一个先到门口张望一下,看看门口有没有人堵在那儿等?

债主吗?当然不是。这些人都是一些藏家,捧着多年收藏的心头好,但还是拿不准所以就找上这位泰斗老先生,希望他可以看一眼说二句话,经过老先生品鉴过总是可以加分不少。老先生被搞到烦了,所以下课后要出门前,总得我们去探探风,看是不是又有人堵在门口,让他又出不了门。

“都是真的!”

等在门口的藏家们喜出望外,捧在手中多年的宝贝果真是宝贝。

“又不是塑胶灌的,石头哪有假的。”

老先生心肠好不愿意伤人心,转头对我们嘟囔着说:

“但年代就不对了!”

另外有位老师带我们进故宫,就在展厅里逛啊逛、走啊走,边聊边上课。但上课日的早上我们都得先起个一大早,伴着清晨的鸟叫虫鸣到老先生的宿舍门口集合,等老先生出门再陪着他一起慢慢地散步到故宫展馆。不是老师不让我们进门,老先生很严谨的,上课前得先拜师,虽然没有三跪九叩行大礼,但拜师的形式总是要的,就在这屋子里。而每次上完课,有时陪老先生回家休息,总会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聊个几句话,偶而得陪他吃吃饭,喝杯水才告辞而归。

还记得那天的那场拜师,想来真的是令人汗颜,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开学第一天,所长带着几位年轻的师长与助教,再带着我们这几个小萝卜头,由学校安排九人座公务车,带着简单的束脩,专程前往老先生家拜师。

记得当天一到老先生的宿舍,几个人鱼贯而入。老先生已经穿戴整齐,西装笔挺在客厅等了,一看我们到了,当下就说:

“来来来!你们坐!”

我们几个小鬼一听到坐,就大喇喇地坐下了。老先生也坐着跟我们聊个几句,大概就是问些姓名、年龄、住哪儿之类的话。但此时,带着我们去拜师的师长们却没人敢坐,一个个肃立在老师身后,表情肃穆、眼神肃穆、仪态也肃穆,带着点紧张,只差额头没有冒出汗水而已。

“你们也都坐啊!”

老先生转头对师长们说了。

还记得所长大概是这样回答的:

“没关系!你们聊,我们站着就好了。”

老先生也不搭理他,继续和我们闲聊几句,就这样所长与其他几位师长助教站到拜师结束。场面带点尴尬,因为连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即便再迟钝,都感受当天的凝重气氛。

“端茶送客”这也是在老先生这儿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们这些年轻人哪知道这是什么礼数。直到老先生端茶,所长立刻带着我们告辞,离开老先生的宿舍。在走出大门时,仿佛看到所长与几位年轻师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似完成一件伟大而艰困的任务一样。

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上课了。当然不在学校,就在故宫。

早上太早,老先生大概也刚起床不久,所以要我们先在门口的小院子等一下。他都是准时开门,一分一秒都不差,就是那么准时。即便已经退休许久,但总是西装笔挺,戴着一顶老式的毡帽、提着更老式的皮质公事包,不管晴雨冬夏总拿着一支弯把的黑色大伞,这把伞是他的手杖吧?其实我也觉得这还挺像是私塾里的藤条教鞭。

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就在门口等,老先生一出门我们立刻上前帮老师提着这个不知道装了什么宝贝的沉重公事包,跟随着他沿着环形道路的小径往故宫本馆出发,虽然老先生的个性比较严肃不健谈,但面对我们这些像是他的孙子年龄的小小学生,他还是一路走一路聊,指着在清晨里散发清香味道的大树:

“这龙柏是我说要种的,当初他们嫌贵,现在不是挺好的?”

老师年纪也大了,不经站也不能久站,一进故宫就先到他的办公室,帮他先扛张椅子,他的秘书也帮他用老式的保温杯先泡好了一杯茶,我们总有人要抱着老师的公事包,一人拿着杯子,另一个扛着椅子,然后就开始一整个上午的课程。

这位老师的课堂就比较严格点,进了故宫走到了展场,面对这些张挂在展览柜里的作品,他总是第一句就问:

“来,上面的字念出来!”

中国古典书画,诗书画相倚。诗歌与绘画像是挛生兄弟般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所以要看画前得先读诗,读诗之前得先搞定书法,书法不会看,诗歌搞不懂,画就甭提了。

但是啊!才二十多岁的小鬼头那懂得这么多。这简直是个残酷大考验,即便是在课前做再多的准备,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故宫书画藏品,哪能件件都知道,是楷书是行书那倒还好,不懂诗的意思,但至少字也还勉强看得懂,来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成了。但是面对草书就没辄了,尤其是一些大师的草书,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满纸龙飞凤舞,美则美矣,但就是看不懂。古代哪来的标准草书可言,经常就是面对这些作品发楞,认识的字就念出来,不认识的就吱吱呜呜的混猜瞎说。

记得以前读到前人讲古代的私塾,塾师遇到这种瞎混摸鱼的背书,总是会抽出长板藤条,飕的一声就来一鞭,学童的哭喊声、塾师的痛骂声,书本里描述的古代私塾场面够凄厉够吓人。还好,当时已经是廿世纪的尾端了,教育已经不流行又打又骂的,老先生也不答腔,就这样皱着眉头听我们瞎混,也不打断我们,就等着我们稀哩呼噜的读完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诗。

总记得老先生对我们没有斥责,也没有责骂碎念。只是自言自语低声地说个几句:

“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

然后,老先生自己会把诗一字一句地慢慢读出来,带着乡音音节有点重,但倒也挺有味道的。之后他会再说:“来,你们再试试看。带点感情,读读看体会一下。”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橘绿时。

这是一首写在宋代画家赵令穰(活跃于西元一○七○~一一 ○○ 年)的扇面〈橙黄橘绿〉上题诗(原画已装裱为册页),原诗来自苏东坡的〈赠刘景文诗〉,因此诗作与画作都叫做“橙黄橘绿”。但题在扇面上的诗有个字与原诗不同,已被改过了。“正”与“最”一字之差,意境不同,感觉也不同。◇

宋朝赵令穰《橙黄橘绿》。(公有领域)

——节录自《知道了!故宫:国宝,原来如此》(序)/ 联经出版公司

(〈文苑〉)

知道了!故宫:国宝,原来如此》(序)/ 联经出版公司提供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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