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扪心新西兰编译报导）“始发于中国武汉，目前在全世界肆虐的中共病毒（新冠病毒或武汉病毒）疫情，中共当局正在竭尽所能地转移所有的批评，包括西方评论家的批评之声。但是，北京当局对批评的敏感度，远远不只是对时事和政治问题的评论，它已经延伸到我们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中。”
这是新西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近日在加拿大一个智库网站的文章里告诉读者的。
布莱迪教授于3月28日在推特上转发了这篇题目为“中国（中共）想要脸面而我们却要为其买单”的文章，这是她在3月24日在加拿大国家公共政策智库麦克唐纳-劳瑞尔研究院（MLI）的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布莱迪教授探讨了对中共的批判性观点是如何在大众娱乐产品、西方的大学和商业出版领域成为禁忌的。
文章说，限制中共的负面形像描写，是外国公司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似乎他们也会付这个代价。例如，你可能会吃惊地发现，自从1997年以来，好莱坞就没有拍过一部有批评中共情节的电影。
布莱迪说，西方公司和政府还调整了产品和活动，以适应中国共产党（CCP）的审查指南，从而可以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但这就带来了（我们需要付出的）另一个代价：限制对中共的批判性或负面形象描述的结果，导致了有关中共的公众对话也要受到限制，即使是在西方国家。
布莱迪指出，“提起任何对中共行为担忧的评论，都经常被谴责为‘反中’或‘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而这正是中共用来关闭辩论的标准口号和说辞。”
“尽管许多公众评论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的言行，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许多学者和政治人物，现在都不敢对中共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任何批判性的观点。”
“我们的开放经济和开放社会，使中共对我们的公共领域产生了过分的不当影响。我们将认识到这种影响并将进行重大战略调整，来纠正这个问题。”
布莱迪指出：“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对外宣传辞令，已经达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力度。”最近驱逐美国记者就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作法的一个典型例子，显示了中共拒绝任何被中共当局视为负面评论的策略。同样地，中共前所未有的虚假宣传活动，试图把始于武汉的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归咎于美国（和其它国家）。
布莱迪在她的评论中说，中共想挽回并保持“面子”，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得不承担不断增高的代价。美国建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说过：“民主的代价是永远的警惕。”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句也说：“当今的人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价格，但却不知道任何事情的价值。”
文章最后说，那么，我们会给思想和信息自由赋予什么价值？我们愿意为维护这些自由——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石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当我们考虑如何对待中共时，应该抓住的重要问题。
布莱迪教授在2月8日发表的推文中，也提出了与她在上述文章中相似的担忧：
“新西兰人在是否应向中共的行为提出挑战时，通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大声疾呼，这将如何影响我们（与中共）的经济关系？”
她强调，“但现在要问的一个更为贴切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民主和国家安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针对中共最近进行的国内国外的假新闻宣传攻势，布莱迪教授在3月26日发推文说，“中共宣传机器正在超负荷运行，要“情感操纵”（gaslighting）整个世界。它首先是操控医生在中共病毒（Covid19）的起源上搅浑水；现在他们反过来又责怪别人反对（它的甩锅），并敦促全世界与中共合作。”
布莱迪教授还提醒，“不要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SCIO）的第2块牌匾是外宣办。”
布莱迪教授在这篇推文中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心理学名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操纵者故意用假信息蒙骗受害人，以达到让受害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或者怀疑自己对事物判断力的目的。这种手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心理虐待。
布莱迪教授的这篇推文，是针对新华网的一篇评论。该评论就目前全球都指责中共掩盖事实而导致了这场瘟疫在全球扩散并开始向中共追责之事，呼吁大家都不要再讨论责任问题，称“人类共同合作抗击病毒，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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