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何俊仁:中共祸害世界 人民要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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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嘉丽、梁珍香港报导)3月26日中西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被香港警察拘捕,警方指控她在社交媒体转发去年9月怀疑射伤印尼女记者的警员资料,所涉罪名是68年来未曾动用过的殖民地旧法例“煽动谣言罪”。

民主党前主席、香港何俊仁律师3月27日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表示,把香港现有的法律变成了恶法来执行,已经非常危险。共产党用殖民地时代的法例来对付民主派的人士,是一个非常悲哀和羞耻的事。香港警察连律政司的批准也没有,仅仅几个小时马上逮捕人,何律师感叹道,“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律师,真没见过这么随便的。”

何律师表示,所谓的“煽动谣言罪”,十分离谱。按照国际法的标准,一定要立刻引起或刺激别人采用暴力,才叫煽动。而且违反禁制令是民事案,通常是申请者去法庭拿传票,要认为的违反者去法庭解释。不是警察直接去抓人这样的做法,否则香港再多十万个警察都不够用。他指出警方的执法没有遵循正规的法律程式,其实是趁机泄愤。他认为香港警察由于中共政府撑腰,现在已经失控,霸道、恶到无底线,成了香港太上皇。

对于港警暴力问题,何俊仁认为百万反送中抗争者没有忘记,只是因为疫情而暂停,实际上民愤在积压,以后不定期会爆发出来,尤其在一些有纪念性的日子。身为律师,他最苦恼的是很多反送中抗争的受害人不愿向律师求助,在听命于中共的港府治下,不敢寄望法律能帮上他们,也害怕走出来必须承担的压力。

香港反送中期间那么多“尸体发现案”、“自杀案”悬而未决,何俊仁痛心之余呼吁更多抗争者或受害家属能走出来要求真相,他要帮忙讨公道:“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帮忙找死因裁判官,帮他的家人要求拿一切的资料证据,看完所有的环境证供、验尸报告,然后要求召开死因庭。但一定要有家人要求,我们才比较容易去做。”

目前中共病毒在全世界大爆发,何律师说,中共不仅没有道歉,还在推卸责任,不允许别人批评。而且还恶声恶气地说别人污蔑自己,甚至没有证据的诬赖别人播毒。无论中共有多凶,不允许别人说这是中共病毒、或是武汉肺炎,但历史一定会很清楚地记录下来,瘟疫爆发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在武汉。他正告中共:“你对自己的人民可以这么凶,对全世界不可以这样,世界的历史不是由你来写的。”

何律师质疑中共染疫数字不真实、不可信:先前爆发得这么厉害,习近平说要复产复工,跟着感染人数就一直下跌,跌至现在“双零”,太令人难以相信。

他认为,中共惹出这样的灾祸,不只是自己人民受害,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受害。中共的专制制度是世界最大的威胁和挑战。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支持它,中共怎么能在台上?所以人民都要负上责任,人民的确在受苦,但问题是有没有觉醒。

他还谈到中共压力下香港法治越来越倒退,面临很大危机,维护法治越来越辛苦。希望香港社会各界要互相支持,继续让世界关注香港,要继续争取高度自治。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煽动谣言罪”离谱 违反国际法

记者:最近中西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被捕,警方以一个68年前的法律来控告她,令人担心基本法23条重来,您怎么看?

何俊仁:先不说23条重来,现在把现有的法律变成了恶法来执行,已经是非常危险,这条法律根本是殖民地时代用的。港英时代用来针对左派的,香港的共产党暴动的时候。想不到现在共产党用来对付民主派的人士,这是一个非常悲哀和羞耻的事。

大家看得到,这是邓炳强上任以来第三个区议会主席被抓:第一个西贡(钟锦麟),第二个上星期黄伟贤,元朗区议会主席。他只是因为照相,照示威人士被搜身,就把他抓了,控告他阻差办公。郑丽琼也是,只是因为左派有人报告说她违反禁制令、煽动仇恨,几小时后,居然马上抓人。连律政司的意见也不用拿,这么重要的事,用这么一条法律,牵涉这么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眼可以看得出的、就像简单的打人或者交通的罪行,警察就可以(随便)告了吗?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律师,真的没见过这么随便的。

就算说黎智英“恐吓”东方记者的案子,三年;就算是游行的那件事,也是几个月;戴耀廷的那九个人也是几年;这个案子用这么一个殖民地时代的条例,这么苛刻的刑事条例,“煽动非法行为”。

记者:叫煽动谣言罪。

何俊仁:煽动谣言罪,更加离谱,纯粹谣言来说,无论重复多少次也不算犯罪。最重要是不能煽动别人使用暴力,而且是立刻采用暴力,这在国际法律上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暴力的因素是不行的,而暴力的因素也不是一个理念层面上说:将来如果这样做会引起社会的暴动,阶级革命啊等等,这样的也不算。

如果是的话,那马克思早就被抓了,他说阶级斗争。这不行的,一定要立刻引起或刺激别人采用暴力,这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标准,美国叫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或是imminent danger。是很清楚看得到的,是马上会刺激暴力和仇恨,这次是不是这样的案子?

现在似乎警方对郑丽琼主席的那种仇视,我相信就是有一点点机会,马上就抓人,不知道是不是拿来泄愤。公众的印象就是觉得,你不就是趁机泄愤?根本上这样处理是不正常。

还有,警方就说她违反禁制令。这个民事案的禁制令,如果真有违反,也不是警察去做的,通常是申请者去法庭拿手令,要(被告违反的人)返回去法庭解释,有没有(违反),为什么违反。而不是警察说违反禁制令,就去抓人,不是这样的做法。如果是这样,你多十万个警察都不够用。现在这么多的禁制令,一说人家违反禁制令,就马上抓人回去警察局,在香港是没有人这样做的。

警察霸道无底线 成香港太上皇

记者:并且她这次只是转贴关于这个警察的资料,不是她自己整理,所以如果这样,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被抓?

何俊仁:都有可能的。我相信其目的主要是抓郑丽琼,警方既然说不是针对她,就可以顺便抓很多人的,它不管后果的。

现在整个警方就是这样的,第一它就是非常霸道,任何东西,它觉得你侵害警方的威严,它就抓你。现在连头条新闻,它都穷追猛打。头条新闻本身是一个讽刺性的,你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太过认真去看。就算它夸大一点点,林郑月娥又让人笑、让人骂了。梁振英(那时)都可以,你现在反而不行。警方恶到这样,现在成了香港的太上皇。

记者:你觉得它的做法,跟大陆很多警察任意去抓人的做法,是不是比较接近的。

何俊仁:香港始终有个法庭在的,有个制度在的,你抓了人要带上法庭,有法官。我相信目前来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体制,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传统,在香港都一百多年了。这些都是受过法律教育熏陶的人,从律师到法官、主控官,就算在政治压力之下,会比较偏向建制,都仍然有底线,不会乱来。

但现在警方都没有底线地工作,包括这么多照片、打人、踩着人家的头,怎么面对这个世界?那人已经躺在地上,你用脚踩着他的头,用膝盖压着他的脖子。而且有人跟你说话,包括议员和记者,没有讲完,你就迎面喷胡椒喷雾,那个人又不是对你使用暴力,又不是有什么威胁,你凭什么就迎面喷他?包括许智峰、朱凯迪,可以看到的,如果这么多记者看着,你都可以对一个议员这样粗暴,如果没有人在,他踢一个穿黄衣服的人,他就说黄色物件,是不是(会这样)?这个就是现在的香港警方,已经没有什么底线。

(如果)你把他逮个正着,好像上次在北区医院打人那个,那他就没话讲了。虽然已经报了警察投诉科,他都没有查,想不管,所以是很离谱的,只手遮天。这个是警方所做的事,所以现在香港人为什么那么多人给警察零分。而警方就觉得自己被污蔑、被冤枉。但是,如果你说人家冤枉你,你就把那些争论的案子拿出来独立调查,给大家看。但它就不是,不让你查,就说自己没有错,说你们错,污蔑我,怎么可以这样?它现在任何的独立调查都反对。

望受害人站出来 何律师帮讨公道

记者:所以民众对警方那种不满就非常深刻,深水埗有个女警察染了这个病之后,人们都说,你看,原来他们去了酒吧喝酒,再加上邓炳强之前都是跟艺人、明星一起饮酒,你觉得警方给市民看到的素质是怎样。

何俊仁:如果他们去酒吧饮杯酒,然后接着惹了这个病,觉得都是活该,我不会用这样的心态去看。不过,这个不等于我们不要坚持。要拿到真相,要公平去处理一些事情。这个我觉得一定是不会放手的,我们一定会帮那些受害的人。

目前,使我最苦恼的地方,很多(反送中抗争者)受害人是不肯出来。不肯出来可能是因为害怕,可能也不很信我们,觉得我们能帮到他们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麻烦走出来。其实很多人是严重受伤的,甚至可能有的家人失踪,有时这么多死亡的尸体,警方很容易就说,没有什么疑点,都是自杀。但是,你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朋友、尤其是家人出来要求看看尸体。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帮忙找死因裁判官,帮他的家人要求拿一切的资料证据,看完所有的环境证供、验尸报告,然后要求召开死因庭。但一定要有家人要求,我们才比较容易去做。

陈彦霖的案子,就算没有家人出声,我都会要求开死因庭,我正在催律政司,律政司回复我,还没有close file(结案)。因为可能整个社会在争论,所以即使警方说没有怀疑,但律政司最近仍然回复我:还在调查中。什么时候认为调查完毕了,死因裁判官可以决定需不需要开死因庭。如果他决定不开的话,我就可能要求律政司拿资料,向公众交代。否则我就要求律政司开死因庭,因为律政司有权要求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地去做,不过一定要当事人站出来。如果当事人不站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记者:所以这个721或者831这些案件,你们都继续在做?

何俊仁:我们在做,721我们正在提出民事诉讼,831刚刚拿到那些录影带看,不过真不要寄有很大的期望,你们大家都猜得到。或者以后再说吧,现在我都不方便说,总之这些是不容易去做的,但是我们尽量去做。

中共政府撑腰 警方已经失控

记者:现在抗争的运动比去年少了很多,你觉得警察打压民众抗争或者泛民主派的手法是不是有所改变?

何俊仁:没有,其实抗议者没有很大改变,只是因为疫情停了一下。其实那些愤怒的抗议者都是会出来的,以后都会不定期突然间出来的,在那些有纪念性的日子都会出来。当然我不主张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那个愤怒是不容易消除的。有一个积愤在,那些人就要出来表达,我希望不要有人受伤。

而警方看来都是继续维护暴力,因为他要做的是“止暴制乱”不择手段。第一,他们觉得有人撑腰,而且是很高权力的人撑腰,我们就觉得是内地政法委撑腰。第二,上边指挥的人未必管得了前线的人,前线的人已经是放任的了。第三,(警方)那些人下去就是放纵,完全是失控那样,我觉得他们那班人是有精神问题。而整个警队就觉得市民对他们不好,市民不尊敬他们甚至是耻笑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极之愤怒,觉得自己是受迫害,因为你破坏他的形象,所以他的暴力用得很过分。

记者:现在区议会上任才三个多月,就已经抓了15个泛民主派区议员,你觉得与即将到来的立法会选举有关系吗?

何俊仁:我看不到有直接关系,不要以为抓人对建制派有好处,说不定对民主派更加有利。你越抓人,人们越愤怒,就会重复上一次那样的投票情况,70%的人都来投票,大部分的人投民主派的票。

如果要平复社会,就需要公平去处理很多事,就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大的撕裂?因为有很多很不公平很不正义很不人道的事发生了。而加害者不承认,睁着眼睛说谎,做了也不承认,眼看见也不承认。所以一定要将事实重现出来,基于事实拿个公平的裁定,需要负责的人就要负责,这样才可以平复缓解社会的撕裂。当然我都赞同在一定的程度下,有些有真诚悔意的人,可以考虑减轻或者赦免他们的责任。

不正常或可疑死亡 依法需开死因庭

记者:有网友问为什么这么多尸体发现案到现在也没有回应?

何俊仁: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如果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死亡,就要交去死因裁判庭的,一定是这样的。法律是很清楚的,如果在警方拘留之下死亡,一定要开死因庭,一定要有陪审团。所以有人怀疑:有人在警方看管下死亡了,警方就把尸体扔到其它地方,这样就不用开死因庭了。

我受理过很多,在监狱里面死亡、在警署死亡,甚至在医院死亡、在医院拘留室死亡都要开死因庭,还要有陪审团陪听,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死的环境特别的,引起可疑的不正常的:陈彦霖就是那个裸体死的少女、这个案肯定是,这个周梓乐也是,这些案就需要死因裁判官集齐所有报告:包括验尸报告、包括警察调查的报告、包括有关学校的报告、家人的口供,接着就是录音带要全看完,那个法官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开死因裁判庭。多数都会跟家里人见面,也可能会看一看(尸体),或者觉得不很清楚的话就要开(死因裁判庭)。

在社会层面上,代表的人权组织写信去给相关的部门要开死因裁判庭,这个没有理由不开;也都有退休的法医官说,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案子,这样的死亡。为了平息公众的疑虑都应该开死因裁判庭。

她妈妈说让她安息吧,要让她安息的话,那就必须拿出真相她才真的会安息;我觉得她母亲会知道外面的人不是为了没事去搞事,或者多管闲事。做这些事情会开心吗?我们都是觉得很难过的。而且我们还有少少的医院的记录,那个社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东西都需要看的。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不希望见到这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命运。

记者:所以都要鼓励这些受害者的家人,或者朋友,大家讲多一点真相出来,大家就可以通过法律去找回这个真相。

何俊仁:起码要找一些人来聊一聊,并不是说见到的律师、议员就一定帮你爆料出来,但是你要找一个人去讲,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这次从表面上来说,在外面抛弃尸体死亡的人,包括淹死的或者是从高处坠落的人,人数是很多的,比例是很大的。当然有人说,面对这样的环境,那些人很失落很愤怒,所以她会去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都需要去了解一下,自杀死因庭聆讯,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案子,几十年了。

记者:现在有一些网友说:陈彦霖的妈妈都死了,你怎么去开死因庭?(何俊仁:陈彦霖的妈妈说她不同意?)不是,是传闻说她的妈妈都死了。

何俊仁:开死因庭是不需要家人同意的,是裁判官自己决定的。

记者:如果她(陈彦霖)没有家人,她就自己一个人的话,有什么人可以帮她去申请召开死因庭?

何俊仁:不需要有人去申请的,死因裁判官自己可决定是否要开庭,除非有人去阻止。比如说有些人很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反对?当然如果家里有人就会考虑家里人的,如果没有家属的话,都不等于说开不了这个死因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写信去,说要开死因庭。

但是死因庭的研讯方法并不是像平时所谓对垒式的那样,而是裁判官自己去调查,叫证人来,然后找一个律政处的大律师来引导给证供,然后再听听有什么人对这件事情有相关的看法,很多时候是家人,但有时是保险公司(代表),有时是雇主,有时是政府部门(代表),就坐在法庭上可以提出问题。

如果这个案子(陈彦霖)没有家人,就可以去申请传召人权组织的人或者学生会、她的好朋友、跟她就读同一所学校的人,找一个有兴趣作为代表的人,要求找出律师,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我希望就着这件事情,要继续去找出真相。我觉得为了她的安息也应该这样去做。

中共推卸责任不诚实 数字造假不可信

记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疫情的发展,现在中共病毒大爆发,影响了全世界。你觉得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何俊仁:首先这个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无论中共有多凶,不允许别人说这是中共病毒或者武汉肺炎,但历史一定会很清楚地记录下来,爆发的地方就是在武汉,爆发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就像你说北京人最早是从非洲来的,没有意思的,中国现在爆发了(这个疫情),中国的地方爆发了(疫情),现在影响到全世界,你还在争辩这些事情,还在那里恶声恶气地说别人污蔑了你,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应该的。

你(中共)都没有跟别人说一声对不起。现在也没有人有心思叫你说(对不起),你还这么凶地去说这些事情,甚至还说是别人播毒,你都没有证据来讲这些。我觉得做这种事情其实是很不应该的。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你说自己怎么战胜了这个疫情,就着这件事情,我已觉得你不诚实;接着你还推卸责任,不允许别人批评你。你对自己的人民可以这么凶,对全世界不可以这样,世界的历史不是由你来写的。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用)中国的模式来管这种事,它可以很严厉的,一出门就可以打你、抓捕你、扣你的手,打麻将的都可以拉你出去打,抓你去游街,去把你绑起来,它就这么的严厉。还有,它们可以分区,有禁足令,有小区封闭,有封城,很多的方式,这个事它(极权国家)做得到的,外国不是这么容易做得到的。

但是中国人跟外国人不同,中国人都有一种对灾难恐惧的意识,中国人是比较悲观的,爸爸妈妈总是说存些钱啊,不要把它用完,天不总是蓝色的,要积谷防饥,不要只顾享乐。西方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把钱全部花完了,很多人都会去借钱;中国人会说不要借钱。中国人是一个很谨慎,甚至很悲观的民族,也都不是很相信政府的,政府不要来害我最好。所以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香港台湾大陆的人都是很配合的,都知道要小心,再加上有SARS(的经验)。

第三件事情,中国在外面说我们很成功啊,是不是真的这么成功?我们都希望它成功,我们大家都不会很黑心地想它死很多的人;但是问题是它的(感染疫症的)数字是不是真的?现在中国三家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通集团,这三家公司,最近两个月的业绩报告出来了。中联通只报了1月份的,其它两家公司报了两个月,少了1400万个用户。你说那些人没钱,或者不想什么什么,但是从来没有过负增长的,还是一千多万,所以可想而知不是这么简单。

再加上意大利自己也说,我们有很多人,七成的老人死在家里,没有时间照顾,你不要说中国有时间可以照顾得了,人家(意大利)就是诚实,于是就把(感染死亡人数)加了进去。中国最近曝光了出来,它说如果你做那个核酸测试(结果)是阳性,但是没有病征,没有病征就是说你不咳嗽、不发烧、肺部没有花,就不当你是确诊。所以它这样搞这些数字,就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

还有一件事,全世界(疫情)爆发得那么厉害,中国之前(疫情)爆发得这么厉害,却突然间习近平说要复产复工,跟着(感染人数)一直下跌,跌至现在“双零”,哇,真是厉害,“双零”,大家都目瞪口呆的,有没有可能“双零”,有几天是零感染,零死亡,这个太过难以让人相信。所以中国领导人出来说,叫别人参考它的成功例子,我觉得它的可信性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1月时隐瞒疫情,这是难辞其咎的。1月20日才公开疫情,23日才封城。但是整个12月底至1月20日,根本它已经有很多资料(没有公开),它说通报了美国,不知道通报了什么。接着它又写了很多研究报告,金银潭医院(医生)也写了很多研究报告,分析了那么多的病案,还刊登到国际(医学)杂志上面。1月20几日,它很清楚那个病毒是怎么样的,人传人,传播的方式很快。到了1月23日之后,武汉几百万人逃跑了,接着中国人走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意大利有这么多温州人,也有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加拿大,那些西方人都不小心一点,难道相信那个世卫的(总干事)谭德赛吗?!

接着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戴口罩,西方人很多人说不对,生病的人才戴口罩,喜欢戴口罩(生病的人)就该回家去,西方人这样的态度,也是很离谱的。再加上有的人还说,这是流感,如果感染了六成的人我们就都会好了。他不知道六成感染的人之中,如果有1%的死亡率,(以英国为例)英国人可能会死几十万人。英国有7000万人,如果六成人感染了,不就有4000多万人感染,当中1%就是40多万,可能因此死亡,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现在都不敢说了,于是乎开始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方式,可是已经很迟了,你看到他(英国)现在(感染)的数字超过中国(中共官方数据)了,短短两三个礼拜就超越了中国。

记者:因为中共的感染及死亡数字不可信。

何俊仁:这个也是,但问题是(意大利感染人数上升得)很快。意大利很凄凉,有一天(意大利)就有四千多人(确诊),我们香港(确诊人数合共)才四百多,他一天四千多人确诊,还说很好了,比前两天6000人(确诊人数减少了),人们这么乐观。可能是他们要鼓励一下自己,意大利人在唱歌,他唱他们的国歌,但是很凄凉。我有一些意大利的朋友,我和他们通电话,他们都很支持香港,本来前一段时间请我过去演讲,我没有去,就是讲香港这个反送中条例,根本上,很多人很支持香港,我和他们通信时我都很担心,很多朋友都染病。

中共是世界最大威胁 人民要觉醒

记者:你觉得经过这次中共病毒一役后,其它国家,特别是这些一带一路国家,会不会对中共的本性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未来他们和中国合作的关系会不会发生改变。

何俊仁:肯定这个“信任”会差了,会觉得中国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呢?但在经济上,大家都很伤(受到重大损失),我相信那个产业链断裂,大家都要用这个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印很多钞票,这次G20会议习近平出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大家都这么惨了,不如放宽贸易,不要搞贸易壁垒了,想美国快点收回那个贸易协议。但是现在都不是这么容易的,现在问题是人家看得到中国如何处理这次瘟疫的问题,就看到你(中共)这个专制、封闭的国家,你惹出这样的灾祸,不只是自己人民(受害),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受害)。

记者:死了那么多人。

何俊仁:是全世界的(灾难),这就是因为你(中共)体制是这样,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三鹿奶粉(事件),我都曾讲过这个故事,三鹿奶粉是中国制造的,制造了这么多“结石宝宝”(毒奶受害者)。他们发现毒奶粉的时候,正好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结束前10天。它(三鹿集团)开董事会说要不要公布事件,但大家说要公布,否则越来越多人喝了会更麻烦,早一天公布,就少一点小孩喝毒奶粉。那个董事会里一半是纽西兰人,一半是中国人,三鹿集团是合资的。怎知道党委书记反对,说不行,会影响国家的声誉。

记者:因为奥运还在进行中。

何俊仁:是,要奥运闭幕后一个礼拜,就是要多等两三个礼拜(才可公布)。党委书记说不行,但是纽西兰那些董事说,你们说不行,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是不可以的,纽西兰很注重公众的卫生,如果我们不公布,回到纽西兰后,我们每个人都会被人控告的、我们会坐牢的。如果你们不做,我们单方面公布,所以最后他们公布了。如果那一次不是外国人在董事会里,最后又会多一批小朋友中毒。

所以,对于它们(中共)来讲,人命、人民的安全自由这些不重要,最主要的是国家强大、国家经济好,我们是大国,所以享福的人就是有权势的人和海外的那些(中国移民),那些人不用付代价。

记者:所以大纪元出了一篇社论文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消灭全人类,这次的肺炎(中共病毒)爆发,可以看到中共真是把病毒传到其它国家。

何俊仁:任何极权的国家(都令人担忧)。因为极权国家不只是中共,现在西方有一些民粹主义都很令人担心的。因为民粹主义者都是很短视的,很容易用高压的政策包括拿人民的支持(来行恶),民粹政府就是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就是希特勒,它是另一种独裁,中共又是另外一种独裁。

当然,中共现在是最大的威胁和挑战。

记者:我们未来面对这些生命危机的时候,你觉得人应该如何自处?

何俊仁:最重要的是人要清楚有一些价值观是要拥抱的。这些价值观是很实际的,一个社会如何管治,要求人要有公平责任、公平的道德,每个人需要相对君子一些。包括你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你要诚实,不要侵害别人,不要撒谎来欺诈别人,这些是很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从这些开始,多一些公德心,要互相帮助、团结。不要认为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各家自扫门前雪,中国人讲的,不要这么好管闲事。中国人搞到今天这样,每个人都有一定责任,有一句名言讲“有这么坏的政府,是因为有这么坏的人民”。

当然你可以说人民不想这样,可政府就是这样欺压人民,他没有办法发声。就等于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德国)人民都说希特勒政府这样威胁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配合,我们都要听希特勒讲,不然会被捕、被枪毙。但问题就是希特勒是你们选他上台的,所以那些人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后来整个德国都要负上责任,就是要赔偿,赔给犹太人很多钱。当然人民都是受害者,但是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日本人选择了当时的军政府,他们怎么可能没有责任。

到今天共产党上了台,如果不是这么多人支持它,它怎能上台,所以人民都要负上责任。人民的确在受苦的,但问题是你醒觉了没有。

中共压力下香港法治面临危机

记者:有一个网友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现在怎么看(香港的)民主回归和法治,这些还存不存在?

何俊仁: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说清楚,这个法治存在就有100分,不存在就得0分,不是这样。所以第一件事,我们(香港)现在法治是不是很健全、完全没有问题、没有威胁呢,当然不是,现在法治的环境一定是比以前差的。因为有(中共施加的)压力,有人大释法,还有执法者(的问题),执法者如果偏私,律政司作为保护司法的一个政府官员,如果本身不专业、不公正,法庭怎么做,都很难做得很好的。

但不等于法庭没有用,法庭还能把关,还能一定程度的把关,所以我总括来说,香港的法治是面对很多危机,有点乌云盖顶,但是法庭仍然幸好(还能把关),我们还看到有一些法官因为在香港的文化、传统之下,到今天还有点底线。所以有一些官司能打赢(政府),我刚刚拿了831的录影带回来,比如有些官司我赢了政府,仍然有机会赢的;有的官司我已经能打掉了,但是不容易。是越来越辛苦了,所以我觉得不要那么简单的,只想问题存不存在,我们要继续维护着(香港的法治),不要让它再倒退,不要让它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且我们社会各界要互相支持,继续让世界关注我们,

记者:另一个网友问民主回归,你们支联会一直都在说这件事情,民主回归,你怎么看?

何俊仁:因为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如果中共一定要收回(香港的)主权,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抗衡,英国也是预备(把香港)交给它,整个社会的人只懂得去移民。我们很多站出来(想争取一些东西)的人,要一个民主制度来交换。当时中国刚刚比较开放,是在赵紫阳的时代。

我们要争取高度自治、一国两制,这是中共答应我们的,我们有理由去争取,而这个理由国际是支持的。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高度自治,香港也享受不到特别关税区(的待遇),而由于香港是特别关税区才可以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大陆来讲也很重要,所以它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实际上它可以派人下来抓人,根本不需要审讯,甚至不需要鬼鬼祟祟的把人关起来、把人掳走,都不用了。它可以(直接)拘捕了你,好像大陆那样,就判你十年八年,就好像维权律师那样,其实我做的事情和维权律师没有什么区别。问题是它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它还需要香港,所以我们还有个空间,我们要争取下去,这也是为了几百万人的福祉。

责任编辑:连书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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