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4月1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Flint撰文/原泉编译）中国共产党（CCP）病毒大流行给全世界造成巨大损失﹐迄今为止的损失已经高达数万亿美元。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个话题的报告。报告中提供了有价值的资讯，包括已经遭受的损失金额以及北京未能尽到向世界通报该病毒的责任。然而，我对获得公正赔偿的最佳方法有不同的看法。
根据这篇报告和大量的报导，当病毒出现时，中共政权表现得不负责任，压制信息，骚扰试图警告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医务人员。
世界卫生组织（WHO）也配合北京方面压制有关该病毒的资讯。很明显，世卫组织的领导人被收买了。
主要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逮捕并受到派出所训诫，这一举动生动地说明了当局的不负责任。李被要求签署一份供词，承认他发表了“不属实的言论”，扰乱了“社会秩序”。通过政府媒体的宣传，此举凸显与政府的立场一致，即“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病毒可以人传人”。不幸的是，李医生2月份死于（中共）病毒。
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当局试图隐瞒事实，不仅没有向世界发出警告，而且允许武汉居民出国旅游，从而直接导致了病毒的传播。而其它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一危险。如果北京方面向世界发出警告，病毒很可能会较早的获得控制。
人们认为，这种病毒是从“鲜活家禽市场”（英语wet market：是指出售未经加工的肉、鱼、禽的市场，也就是鲜活家禽市场）的蝙蝠身上传出的，在这种“鲜活家禽市场”里，卫生条件不佳，蝙蝠、老鼠、狗、猫、蝎子和其它野生动物被关在一个又一个叠放的笼子里，周围是放在石板上的巨蟒和其它动物的尸体，还有脏水、排泄物和粪便。
据英国《每日邮报》3月28日报导，这类市场在中国已经重新开放。
此外，中共官员后来还散布谣言说，是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入武汉。鉴于共产党的政府体制强烈反对自治和独立性的活动，在没有高层授予的情况下，这种言论是极不可能传出的。
另据报导，该病毒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其中一种说法是可能与生化武器有关。另一种说法是，实验中使用的蝙蝠残骸被放到活禽市场上出售。
支持病毒有其它来源的人指出，中共领导人拒绝了川普（Donald Trump）总统提出的派美国科学家到武汉提供帮助的提议。他们认为此举表明中共希望对实验室的活动进行保密，而且随后中共派出军方病毒专家接管了武汉实验室，从而杜绝了外界对此进一步的调查。另外，据报导，北京要求销毁李文亮医生和其他人采集的病毒样本。
人们普遍要求，实际上也是一种期望，即中共政权应该向那些遭受苦难、人民死亡或重病、经济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家支付赔款。
问题是，如果中共如大家预料的拒绝承担责任，那么该怎么索赔呢？遗憾的是，没有北京的合作，大多数法律诉讼方法都将失败。
不过，我相信，有一个行动方案将使北京当局屈服，并做出赔偿。我相信，如果北京拒绝和解，这种方法将使各国能够扣押资产作为赔偿。这并不排除北京可能以已知和未知的手段进行报复的可能性。
事实上，针对北京的集体法律诉讼已经在美国联邦法院进行。无论这种集体诉讼多么正当，它都没有成功的机会。这是因为大多数法律制度都纳入了国际公法中的主权豁免原则。1976年，美国在《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中对此进行了强调，最高法院确认，在类似针对北京的案件中，外国政府不受美国法院的管辖。
2016年，美国通过的《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 of Terrorism Act, 2016）没有提供足够广泛的窗口来涵盖针对中共病毒的损害索赔。在涉及前智利国家元首，已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上议院案中，英国也没有采取类似的削减主权豁免的措施。包括香港在内的其它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障碍。
第二个建议是，各国政府向所谓的世界法庭，即国际法庭对北京提起诉讼，从而获得一项通常耗时数年的判决，然后寻求赔偿令。
尽管出庭的法官是由北京提名的，并且是国家副主席，但中共一直没有宣布接受国际法庭的管辖权，可以预见，北京更不可能接受国际法庭对这个官司的裁决。类似的困难也适用于国际仲裁法庭。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来征求世界法庭的咨询意见。问题在于，中共政府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一票否决权，肯定将否决第一种方案，并可能阻止必要的多数派同意第二种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也可以在194个成员国组成的世卫大会或34名（技术专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征求意见。但是随后法庭可能被说服并裁定，如何对健康问题来决定赔偿金额超出了世卫的权力范围。事实上，1993年，法庭实际上也以类似的理由驳回了世卫组织关于使用核武器问题发表意见的请求。
即使那些组织成功地向法庭提起并赢得诉讼，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多年以后，人们可能发现，国际法庭的裁决因为中共的不配合没法得到执行。
第四个途径是活动人士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人民法庭。这个法庭已被用于调查伊朗、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最近“中国法庭”（即调查中共强摘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调查中国境内活摘器官的恶行。
这些非正式法庭的裁决可以为幸存者和受害者亲近的人提供某种解决方案。而且，他们所发现和建立的资讯可以告知公众和媒体，并可以鼓励随后的官方行动。
总部位于伦敦的“中国法庭”于2019年作出判决。以有力证据为基础，法庭发现中共政府正在按需从事强摘器官以供出售的活动。这种器官交易被发现涉及杀害政治异见者、宗教人士或中共控制外的宗教人士，如穆斯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特别是法轮功修练者。
该法庭由受人尊敬的国际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Nir QC）担任主席，他曾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领导对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 evic）的起诉。
其他人包括一位著名的胸腔移植专家和伦敦大学学院心胸外科教授，马来西亚、伊朗和美国著名的人权律师，一位在人权领域从事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商人，以及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历史学者。
显然，中共政府既不会参加有关中共病毒的私人法庭，也不会遵守任何裁决。与（处理）调查摘取器官的“中国法庭”一样，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其影响力，试图确保政府和主流媒体只会名义上关注它。在活摘器官方面，这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但在中共病毒方面，可能不太成功。
我相信在第五个过程中有一个解决方案，大量损失可以获得赔偿。但需要各国政府拿出勇气来采取这一行动。
这就是我所说的纽伦堡解决方案，这个名字基于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军事法庭是根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莫斯科宣言》成立的，该宣言旨在“将二战纳粹罪犯追至天涯海角，并将他们交给原告，以便伸张正义”。
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类似国家，可以签订一项条约，设立类似的法庭来审理这一索赔。
这项条约不一定是美国宪法所定义的条约，必须总统签署并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建议和同意”。这可能是总统的一项行政协议，根据国际法，这将构成一项条约。
现在，在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法律中，官方均已签署并批准了条约，因此必须制定法律才能执行法庭的裁决。
最初的国家数目不会影响法庭裁决的可执行性，每个国家可以根据现有的中国资产来确定赔偿金额。
重要的是应该允许其它国家在以后加入条约，但应该谨慎，只有在原始签署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加入。
北京当局在尊重国际法庭方面的记录很差，即便是那些以中国为法律主体的罕见国际法庭判决，比如在2016年裁决的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
虽然北京没有义务出席本法庭，而且可以预期北京会拒绝参加，但是应该给予北京在每一阶段出庭作证的机会。
条约应规定，如果一国政府拒绝出庭，则当事方之一可以申请法庭指派一名法庭之友代表北京出庭。例如，可以邀请中国国际法学会来填补这一角色。
条约应明确说明问题，这些问题应由法庭决定，包括病毒是如何开始的；北京当局有义务发出警告，是否履行了这一义务；病毒如何传播到缔约方和其它国家；以及临时和最终的损害赔偿金额等问题。
条约应就证据问题作出规定，并对包括传闻在内的所有形式的证据听证作出广泛的规定。
仲裁庭应有权宣布中共的财产将用于支付任何裁决，并有权随时冻结这些财产，该财产适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及其同伙和合伙人的高级官员，以及在中国成立、注册的所有公司和其它实体在中国，或在北京的控制下，无论位于何处，无论是否归属于代名人、受托人或类似的人。
这个过程是，一旦下达临时命令，这些命令可以由各党派，例如美国国会和澳大利亚议会赋予立法效力。以澳大利亚为例，北京拥有和控制的财产可以被没收，来满足未决的临时和最终判决。
如果有进一步加入或出于任何原因需要听取任何当事方或法庭之友的请求（指定代表北京的利益），仲裁庭应维持原状五年。法院应有权作出进一步的命令，并具有继续作出或拒绝这些命令，或作出其认为必要或适当的决定的权力。
这样的法庭将为北京当局在中共病毒的危机中所造成的损害（的国家），获得全额和公正的赔偿。
作者简介：大卫‧弗林特（David Flint，A.M.）是澳大利亚新闻理事会和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的前主席，还是一位名誉法学教授。
原文CCP Virus: Just Reparations刊登在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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