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为什么千禧世代偏爱社会主义?

文/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 翻译/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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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4月13日讯】从两次问卷调查中(一次在加拿大,另一次在美国南部边境)发现,千禧一代偏爱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政策持认可态度。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很可能会投票给支持社会主义的候选人。

如果这些发现令你感到惊讶,那么您可能平时没有太关注学校里的教育。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半个世纪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文学科课程灌输学生教育的必然结果。

在1960年代初期,关于教育政策的争论主要围绕在如何开展课堂的教学方法。遵从传统的老师喜欢直接指导和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而进步派教育者则寻求发展更多以“合作学习体验”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

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教育变得更加政治化,教师工会更显党派性,他们与更激进的政党结盟。包括我在内的老师,都是从激进的教育学院获得的研究生学位,这样我们有资格在教育机构获得大幅的加薪,以及更有影响力的职位。

到1970年代后期,教师一职已从低薪但享有声望的“职业”,转变为能领高薪并担当“革命任务”的职位。

传统被压抑

随意改动历史教训已成为观念意识形态很重的教育工作者普遍的策略。传统上叙述北美殖民地如何走向一个自由、开放和民主国家开始被认为是荒谬而遭驳回。激进的政治观点渐渐冲淡了爱国主义的情感。

更讽刺的是,这种进步式教育首先出现在民主资本主义繁荣的美国心脏地带(美中)。到了19世纪末,北美殖民初期导入的英国传统语法课程竟然被欧洲社会革命的思想所取代了。到20世纪初,这种受欧洲激进思想影响的教育理念又进一步得到了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理论的补充。

杜威从1899年和1902年发表了巧舌如簧的双重论著《学校与社会》和《儿童与课程》,开始对传统学校进行猛烈攻击。杜威1916年的主要著作《民主与教育》,对全世界的教育理论产生了普罗米修斯效应(Promethean effect)。(译者按,普罗米修斯为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泰坦巨神,从神那儿偷火给人类。此处意指杜威挑战传统,推行进步思想。)

进步运动是围绕社会主义哲学而进行的,根植于19世纪欧洲激进思想。杜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如今他对教育实践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活动方法”勾起了教育理论家的想像,他们放弃了逐渐被弱化的传统教育理念,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思想。

2015年,前共和党参议员和保守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一次演讲中向听众提问:“您知道我们美国高中最常用的教科书是由一位名叫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的人撰写的,而霍华德·辛恩是一位反美的共产主义分子吗?”

桑托勒姆所指的书是《美国人的历史》,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用马克思主义诠释历史的教材,不断地受到进步思潮引领者的推荐,并说这是每个美国学生都应阅读的唯一历史教材。

多年来,进步主义影响了并塑造了数百万个所谓的“批判性思想家”,他们反对民主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所学到的历史就是无情压迫和道德自卑感,人类的历史变成是可耻的记录。

在加拿大的教育演变经历

在加拿大,我们深受美国进步思潮的影响。

1970年代,在我所在的地区,新学校运动变得越来越明显。1979年,新当选的魁北克政府引入了“最先进的”教学制度,并鼓励全面推行该制度。

在新政权所推行的所有具有标志性举措之一,是强制性推行魁北克历史课程。新教程是由魁北克教育部开发的,但是邀请说英语的专业组织“魁北克历史教师协会”来评估课程提纲。我自己和另一位同事担任评估员。

我们的评估震惊了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新课程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欧洲文化、宗教、习俗、法律或思想对魁北克和加拿大发展的贡献。实际上,从1968年至1979年间,魁北克社会民主党的出现比拥有350年历史的北美罗马天主教会受到更多关注。

我们总结课程侧重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加拿大的法英不和与阶级冲突有关。一部鼓舞人心的“从殖民地变成国家”的故事被拆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议程。

我们的报告很快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讨论中。历史老师协会的理事会投票决定不将我们的报告分发给会员,于是我们感到有义务辞职。我们的报告的确在一些当地媒体报导中出现,但通常被认为过于“挑衅”而不值得一提。

马克思仍活在二十一世纪

大约40年后,也就是去年我注意到魁北克实施了修订的必修历史课程,而这次英国蒙特利尔学校董事会委托了一个独立的“历史专家委员会”来评估这项新课程计划。

有一位愿意奉献的专家指出,新课程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展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其中没有对术语进行任何语境化定义。审稿人继续指出:“由于没有提出或审查这种意识形态,读者很容易就认为表达这种世界观的视角是正确的,而不是专注在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其本身。”

这正如我们1979年所报告的,政策制定者再次得出相同结论,认为未经审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应该强行灌输给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学生。

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精神分裂

在当今,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观分析历史和人文已成为科研主导思想,这并不是魁北克省才独有的。实际上,在整个北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这种精神分裂关系无处不在。进步运动已经造成教育者的价值观和自由国家的基本原则严重脱节。

在激进的知识界之外,大多数普通民众也逐步受到进步思想运动的限制,只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来评估学校。

家长用物质化衡量标准来衡量一个学校的好坏。学生的学习能力如何?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设施,资源和技术设备?年轻人是否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有进步?这些都变成是合理而重要的因素。

北美地区逐渐将重点放在学生“如何”学习上,这其实是误导公众不要关注“所学内容”所使用的欺骗手段。讲究实际结果的学生们,也不太讲究上课的内容了,他们只想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如何。

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或缺乏公众对教科书的质疑,让进步主义运动占领了北美学术文化教育。

评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推理

自1848年出版《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出版《资本论》以来,评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有批判性的思考。

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L. Heilbroner)为普通读者揭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神秘面纱,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要素提供了清晰的描述。对于海尔布隆纳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一套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对知识辩证地看,对历史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对资本主义有意将其解构,以及宣扬社会主义的承诺。

这种辩证推理指向动态并俱对抗性的两种群体关系,最初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扩展到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世俗与宗教,同性恋与异性恋,能源消费者与环保主义者等等。解决矛盾属性的当务之急总是证明马克思主义对某种社会形式行动的承诺。

基本的辩证推理断言存在的本质是不断改变,它还提出了黑格尔的“矛盾”概念,意思是现实由内在不相容的力量在不稳定的前提下共存组成。

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决定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演变的。这导致人们不赞同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的进步主义教科书和魁北克的历史教育改革。

结合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思考的理念,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与众不同的好斗性,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许多唯心主义者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所诠释的历史承诺为人类带来两项胜利,即消除资本主义阶级和根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最近,进步主义者全力以赴地进行了无数后现代的辩证考察,从土着土地主张到激进的环保主义以及对跨性别者权利的强制承认,受害者总能在左派的剧院中得到人们的怜悯。

社会主义未兑现的承诺

为了使公众支持“渐进式变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影响学校和大专院校等教育机构。

但是,社会主义从未实现其诺言。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毛泽东派主义者等革命党派在民族灾难之后篡取了政权,但对其公民实行了数十年的恐怖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s)、欧洲共产主义者和美国进步主义者虽然拒绝暴力革命,试图通过民主选举实现社会主义。但在推行成功的地区,经济发展却受到过度监管和高税收的困扰。

历史上最近一次投票箱里的国家革命发生在曾经繁荣的委内瑞拉。1998年,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当选。当世界石油价格下跌,资本主义市场交易中的货币供应开始减少时,很明显该国正走在“通往农奴制的道路”上。到2018年,在查韦斯的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的领导下,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尽管如此,加拿大和美国的左派自由党人士一点也不羞于利用危机来增加官僚国家的权力。在中共肺炎(武汉肺炎)大流行造成当前公共卫生和经济困境的时刻,联邦自由党人士试图掌控权力提高税收甚或开发未经议会批准的新权力。美国民主党员试图加码救济立法,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与经济危机无关的激进事业。

在困难时期,夺取更多权力是激进主义的基因之一。

中肯的建议

1967年,德国学生运动领袖达奇科(Rudi Dutschke)重新整合了1930年代意大利共产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夺取文化”(capturing the culture)战略。达奇科提议在教育机构里进行“长征”(long march),自1970年代以来,这种行军一直发生在北美各学校里。

到目前为止,当自由国家经历了残缺不全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后,开始选择自由主义保守派领袖,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前英国女首相)、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国第40任总统)、布赖恩·穆罗尼(Brian Mulroney,前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前加拿大总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现任英国首相)和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现任美国总统)。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形还能持续多久。

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1989年1月的《纽约客》上写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灭亡的谣言被大大地夸大。实际上,社会主义学说越来越盛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2019年10月,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与2018年相比,美国千禧一代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增加了(36%)。只有57%的人认为独立宣言比《共产党宣言》更好地保障了自由和平等。根据2018年10月的《加拿大千禧一代报告》,年龄在18至34岁之间的人更赞同社会主义政策,例如财富再分配和大政府干涉措施。54%的人认为,更多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将对加拿大有利。

在这,我有一个对教育改革的中肯建议:少花一些心思在“学生应如何学习”,多关注一些同样重要的“教什么”的问题。

左派在我们的教室里长征,这并未培养出拥有丰富常识和理解能力的毕业生。我们的文化被破坏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习惯性地厌恶自己所处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实际上,只有蓝领工人和商人受学术影响最小,他们似乎拥有基于现实的独立判断能力。目前,他们可能是我们保有自由,和克服由于中共肺炎(武汉肺炎)危机面临巨大挑战的最后最大的希望。

原文 Why Millennials Favour Socialis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

作者简介:

威廉·布鲁克斯(William Brooks)是蒙特利尔的作家和教育家。他目前是加拿大奇维塔斯学会(Civitas Society)的“公民对话”(The civil Conversation)的编辑,也是《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

本文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观点。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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