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6月21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
格雷格·斯托伯：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PPE，也就是我们为医院提供的个人医护设备，都要从中共那里获得？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药品，都需要在国外购买？我认为，为了美国的安全，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考虑。
“所以我们一起起草了一项法案，利用（优惠）税收来促使这些企业回到美国，在美国境内生产个人医护设备，那么我们就能确保，用一种对美国安全的方式生产它们。当像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时，我们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的制造商那里，得到这些物品的供应，而不是依赖于中共、意大利或其它的国家，来生产这些产品。”
美国国会议员格雷格·斯托伯（Greg Steube）最近提出的《中共政府2019冠状病毒疾病问责法案》（Chinese Government COVID-19 Accountability Act），会如何帮助美国从冠状病毒大瘟疫中恢复？COVID-19或称“中共病毒”，是如何让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还有，中共现在正在美国倾销农产品吗？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格雷格·斯托伯，他是众议院司法监督与改革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Veterans’ Affairs）的成员。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非常感谢对我的邀请。
杨杰凯：你提出的这项新法案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中共政府2019冠状病毒疾病问责法案》。这是我们最近在节目中，经常讨论的话题。关于中国武汉有一个新的头条消息值得关注，我们刚刚发现，死亡人数明显比他们之前所说的高出50%。这多少涉及追责问题，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格雷格·斯托伯：是的，至少作为美国人，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我们从中共政府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一切。突然之间，武汉死于COVID-19病毒（“中共病毒”）的人数上升了50%？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当我们谈话时，他们又重新开放了武汉。所以，我认为国际上存在着一些真正的挑战，这些国家相信中共所说的。
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医生已经（针对疫情）提前发出了警报，但之后他们就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如李文亮医生）就死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这些详情，但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密切监控和压制有关病毒的真实信息。而对其它国家来说，依赖（中共发布的）这些信息是不恰当的。
杨杰凯：坦率地说，我发现有些事情令人担忧，我们在美国的许多媒体，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中共提供的表面数据，而我们知道很多数据，是不能如此信赖的，即使这些是最新数据，坦率地说。
格雷格·斯托伯：是的，这令人失望。主流媒体照单全收中共发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可靠，这些不是可靠的信息。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或者中共政府编造了这些东西，只是企图达到它想要的某种宣传的目的。美国则不同，我们的政府会面临制衡，这里有自由的新闻媒体，而（在共产主义中国）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
当一切（瘟疫）刚发生的时候，他们（中共）就把美国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和其他美国记者，驱逐出境，这样他们无法控制的信息就不会传出去。所以，我认为我们面临着的挑战，就是依赖中国共产党发出来的随便什么信息。
杨杰凯：你支持在调查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之前，暂时停止对其资助的决定，你能跟我再说说为什么吗？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我是百分之百支持。现在已经有报导披露说，中共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供了，他们想让他说的及如何说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最开始就宣布，这个（病毒）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完全错误。这是中共政府企图制造的另一个宣传说法：“哦，这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实际上它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我们在这场大瘟疫刚开始时，就能从中共政府那里得到真实、准确的信息，那么会有多少生命能够得到挽救？
如果中共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我认为病毒就不会越过中国的边境，也不会来到美国。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不希望这一信息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如果我们无法从世界卫生组织那里得到准确的信息，那么为什么美国要成为其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要资助他们？我们向他们提供的资金最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提供的都多。因此，我绝对支持总统，撤回我们的资助，以确保他们（世卫）传播的信息，至少是准确的。
杨杰凯：有些人、以及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实际上都对于美国参与这些国际机构，或者缺乏参与的问题，感到担心，因为最近多次被提到的就是，实际上美国是在退出，而中共试图进入填补这个空缺，并获得更多的控制。根据你所说的和我们所知道的信息，（中共的）更多的控制，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格雷格·斯托伯：嗯，我不认为支持那些不传播正确信息的国际组织，是美国人想要用他们的税金去做的事情。在我当选时，我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对我所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送去这些钱，我们纳税人的钱，给这些外国政府，给所有这些不同的实体，他们没有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没有把美国当回事。”
所以，我并不反对（这种想法），我认为美国人应该有一些警觉，暂停下来，看看我们的钱都被花到哪里去了，都是怎么花的，如果钱不是给了那些对世界最有益的组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钱投到那里去。
杨杰凯：因此，关于COVID-19或称冠状病毒，或称武汉冠状病毒，或我们《大纪元时报》称之为“中共病毒”的整个情况，暴露出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许多值得怀疑的联系和依赖关系，这是你一直在呼吁的事情。实际上，最近我们了解到，在供应链方面，中共政府要求，如果企业希望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就必须获得许可。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格雷格·斯托伯：我们正在制定一项立法，为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提供税收优惠。我认为，如果这样做有效果的话，在确保美国民众的安全和政府正确应对方面，处理了实际问题之后，我认为，在那之后，我们会审视我们与中共之间的那些关系。为什么我们所有的PPE，也就是我们为医院提供的个人医护设备，都要从中共那里获得？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药品，都需要在国外购买？
我认为，为了美国的安全，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考虑。所以我们一起起草了一项法案，利用（优惠）税收来促使这些企业回到美国，在美国境内生产个人医护设备，那么我们就能确保，用一种对美国安全的方式生产它们。当像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时，我们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的制造商那里，得到这些物品的供应，而不是依赖于中共、意大利或其它的国家，来生产这些产品。
因此，我认为，在这一切过去了之后，我们会审视今后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我认为这将是国会会关注的东西，即我们如何确保那些保护美国人的产品——制药、防护设备，应该是在美国生产的问题。
杨杰凯：实际上，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提到了这些公司和供应链的迁移，美国甚至可能会倾向于承担这些迁移的成本。你对此怎么想？
格雷格·斯托伯：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税收刺激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你可以通过减税，来实现这一点。不管他们在中国设厂，还是把他们的公司搬到了墨西哥，或者（投资到）其它外国公司。我们要让他们觉得，在美国投资，把他们的公司搬到这里，在这里生产，会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这为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展，使我们不再依赖外国政府来获得某些产品。我认为，如果你是通过税收优惠措施，而不是直接将民众缴纳的税款发给公司，我认为美国人民更会支持。以一种他们希望的方式，鼓励他们到美国来，并在这里开设制造业。
杨杰凯：我很想马上谈谈你的另一项问责法案，但我想知道，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现在看到了哪些证据最有力，能证明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要为这个全球大瘟疫负责，你现在对此的看法？
格雷格·斯托伯：我们知道病毒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它来自中国武汉。当然，它是否来自海鲜市场？还是说它是从那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出来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猜测。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病毒）实验室。我最近发现的另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基金，资助了武汉这个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为什么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会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被送到中国，去研究病毒和美国人不知情的其它东西？所以，我认为这类事情也会受到审查。为什么我们要把美国人缴纳的税款，送到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去研究病毒和另类战争（生化战）？所以我想，我们已确信，病毒来自中国武汉，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出自于实验室或从实验室泄漏，是不是有人故意释放了这种病毒，看看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希望通过这些不同的法案，不同议员提交的文件，我们能找出病毒到底从哪里来。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它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信息的公开，使得全世界的所有人都面临风险。
杨杰凯：我们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坦率地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意识到中共的威胁都是最近的事，对你们来说是这样，坦白地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也都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你是否能描绘出这一变化的过程。当然，贸易战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能为我描绘出这一进程。在过去的几年中，你和你在国会的同事，对此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
格雷格·斯托伯：嗯，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当我在州任职和担任执业律师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干墙（drywall，石膏墙板）问题，就对佛罗里达州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像中国干墙这样的大件儿，我认为我们的企业，从未从中共那里得到一分钱，来补偿他们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我昨天刚给佛罗里达农业局打了个电话，他们告诉我，中共正在美国倾销中国产品和农产品。为什么当我们美国的农民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要从中共那里购买农产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
所以，多年来，你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无论是贸易，无论是中国生产的干墙，无论是农产品——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这表明总统是正确的，他要与中共制定一个公平的贸易协定。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了更多的像中国生产的干墙这样的事情，还有这次的大瘟疫，现在，中共又突然在美国市场倾销农产品，这些事情，我认为都会使美国人变得更谨慎（地对待中共），我认为，人们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这个问题。
杨杰凯：这很引人关注，农产品的话题，你能再深入谈一下吗？对我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经常地谈论过。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就在最近，直到昨天我同佛罗里达农业局通了电话之前，我对此还是一无所知。全州的民众都有机会（向议员）提问问题。我所在的选区是一个非常乡下、非常农业化的地区。我的选区是全美最大的柑橘种植基地。显然农业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佛罗里达农业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给我提交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能被允许在美国倾销农产品？这是因为刚刚达成的贸易协议导致的吗？那是该协议的其中一部分吗？关于这个问题，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它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生产商，他现在要与中国产的柑橘竞争。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中国进口柑橘，与美国本土的农民竞争呢？所以，就在今天凌晨，也就是昨晚很晚的时候，我给我的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询问美国农业部：这是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要从中国进口农产品，来与我们国内的农民竞争？
杨杰凯：既然我们谈到你的选区，事实上，我看到你有一个市政会议厅（town hall），一个虚拟的市政会议厅。那么，最近那儿人们的情况怎么样？人们现在都在讨论什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格雷格·斯托伯：它是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开始，我刚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给全县所有的医院和医疗协会都打了电话，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确保他们都有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来保护自己，然后当然就是治疗那些被检测出阳性的人。
这是最开始的情况。然后，佛罗里达的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帮助）佛罗里达人获得失业救济（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针对疫情的失业救济）是一个州政府推行的项目。联邦政府只是分发资金，然后由各州来运行这个系统。
而现在，在今天，（小企业）薪酬保障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注：一项近3500亿美元的计划，通过100%联邦担保贷款为美国小企业提供八周的现金流援助，旨在留住公司员工，维持薪资以及支付租金/还贷/基础设施费用）的钱用完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小企业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注册会计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他三分之二的客户，现在都已经申请了这类资金。他们都吓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笔钱（被用完了之后）是否还会得到补充。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很明显，总统授权更多资金注入这个项目，并要求国会重新授权更多资金注入这个项目。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查克·舒默，正拿着这笔钱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其它事情。
因此，我们正试着呼吁所有人对民主党领导层施加压力说：“看，玩政治的时期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为小企业减压，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上面。”就现在来说，这才是焦点。焦点发生变化了，这一次传染病疫情将关注重点改变了。
那些苦苦挣扎的企业没有解雇员工，他们知道政府会给予补偿，为这些员工支付工资。但现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他们已经承诺（政府将支付薪水）给他们的员工，而政府已经没有钱来补偿他们支付的薪水。所以，我希望国会能达成协议，把这笔钱给他们。
我们一直在向民主党议长施压，但不幸的是，我们在众议院是少数派，我们不能做出那个决定，决定是由议长佩洛西做出。所以现在，这就是挑战，关注的重点是确保我们的小企业，得到那些我们曾告诉他们将会得到的帮助。
杨杰凯：总统已经讨论过重新开放经济，并提出了相关计划，这在你的选区里将会如何运作？你是否已经意识到，它会很快在佛罗里达大体实施吗？
格雷格·斯托伯：就在今天早上，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市长废除了禁止人们去海滩的行政命令，所以你在佛罗里达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人们去海滩。我每天都从我所在的选区，具体到每个县，获得COVID-19病毒（“中共病毒”）检测阳性结果病例和死亡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数字的下降趋势。
今天早上，《佛罗里达文摘》（Florida Dige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COVID-19病毒与中风、癌症、心脏病患者的每日死亡人数，结果发现，COVID-19与癌症和心脏病的死亡人数，相差甚远。
所以，由于各地政府领导人的应对措施，你开始看到钟形曲线正在下降。所以，我一直在鼓励政府领导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决定该州自行开放，我鼓励他这样做。我想你们看到曲线变平了，我想你们看到病例数量减少了。大家都知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现在对社交距离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人们不想出门，如果他们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也不需要出去。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开始开放企业及业务，慢慢让经济恢复的时候了。
杨杰凯：听到佛罗里达州的变化，可以说是情况好转，真是太棒了。可以说，全美国各地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我们会收集这类故事和信息。让我们把话题跳回到你们的追责中共法案，你的法案基本上是关于，美国将能够以何种方式，对中共进行追责并获得实际金额赔偿，可以这么说吗？是这样吗？
格雷格·斯托伯：是这样！中共应该为他们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和伤害，承担经济责任。我们最近的一项救助法案，即“第三阶段”救助法案，花费了我们2.2万亿美元的税款，这是我们今年已经花费了的4万亿美元之外的新的一笔。这总共大约是6万亿美元，我们花掉了超过6万多亿美元。我们拿出了3.5万亿美元，所有这些，都是只为了应对一种本应限制在中国境内的病毒。
这让总统有能力就如何索赔进行谈判。是否我们可以不用为欠中国的债务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息？我们要他们报销医疗费吗？（该法案）赋予了总统谈判的权力和能力。我认为，美国为应对来自中国的病毒所付出的代价，中共应该承担经济责任。
杨杰凯：这是一系列法案中的一个。我对其中一项法案很感兴趣，那就是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呼吁剥夺中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享有的主权豁免权。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格雷格·斯托伯：是的，我想你会看到国会议员们，提交的一长串与中共有关的法案。现在有一组法案，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参与并在不同方面支持（制裁中共）。因此，我认为你们将会看到一系列立法，都涉及到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在制造业和贸易的方面，如何对待他们？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无法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到准确的信息之后。
所以，我想你们会看到一长串的法案。我希望国会能重新开始工作。一些共和党人被鼓励发挥领导作用。你看，医护人员们都在外面工作，我们也应该在华盛顿第一线处理这些问题，确保我们的政府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然后在与中共贸易方面，处理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
杨杰凯：你觉得你的法案，会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吗？
格雷格·斯托伯：我当然希望如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借此检验一下我们的党派关系，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中共造成的，中共应该向美国赔偿对我们的政府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两党合作的解决方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小组，由911事件后为国服务的老兵组成，被称作是“为了国家核心小组”（For Country Caucus），这是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团体，他们都曾在军队中为国服役。今天下午，我将在电话会议上提出这一法案，希望我能得到一些两党人士的支持。
杨杰凯：实际上这很是精彩。我们早些时候谈到了整个局势，如何暴露了中共的影响，及它收编了一些国际组织的现实。我看到，你实际上参与了谴责中共被提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决议。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分享一下？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这令人目瞪口呆，如果你看看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清单，对他们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中国大陆）没有自由。事实上，他们（中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得到一个席位，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太离谱了。
因此，我们提交了一项决议，在中共被撤销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之前，我们不会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没有理由让它待在那里，他们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所以让中共这样的国家加入人权理事会，我认为，就是有点儿表里不一。让一个犯下如此多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加入，是不合适的。
杨杰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争论的是，如果它们不成为旨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国际组织的一员，你怎么能让那些它们侵犯人权的行为得到改善呢？至少有些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格雷格·斯托伯：联合国应该让它们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让它们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这样才能让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让它们能够对国际社会负责。希望通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参与，以及美国从（中共）参与及明确控制的不同国际机构中退出，我们能促使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杨杰凯：关于华为公司有很多讨论，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电信是另一家（类似中资通讯企业），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还有中国移动，你对这些组织或公司有什么看法？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有一个报导说，中共政府把个人防护设备（PPE）、口罩和面罩扣押起来，并告诉其它国家：“是的，我们可以（把口罩等）寄给你，但你必须跟华为签这份合同。”这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们企图（通过华为）渗透所有这些国家，（控制）这些国家所有的信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非常谨慎，我会鼓励其它国家的政府，不要接受中共在他们面前晃动的“免费”的资金，并用让他们（中共）控制自己国家的所有信息来作为交换条件。
杨杰凯：斯托伯议员，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77%的美国人就冠状病毒或“中共病毒”，谴责中国（中共）。这是最近的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代表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当时基辛格的学说主导了美国人的思维——如果大量资金投资于中国，中共就会改变，而且很多人也有这种善意的看法。我想知道是否可以请你就此谈谈？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我认为只有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行为得体和诚实，全球化才会发挥作用。但像这次大瘟疫，暴露了全球化的弱点，这与国家安全相关——你从哪里得到所有这些产品，你从哪里得到所有的工业品。突然之间，你就买不到口罩和面罩了，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且中共一直控制着它们，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当你所有的药物都是在海外生产的时候，这对美国人的健康、安全和福利，都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暴露了一些国家安全问题，我认为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从外国政府，尤其是共产主义外国政府那里，获得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我认为美国人现在开始更密切地关注这个问题，并意识到：“嘿，也许把我们所有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尽管我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它。”
我敢打赌，如果你们问今天的美国人，如果你问我的选区的人们：“你们愿意多花一些钱，但能确保随时得到美国公司生产的口罩和面罩吗？”我打赌90%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这真的说明了这是多么的重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食物应来自美国，医疗保健品应来自美国，药品应来自美国。
我认为，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立法，鼓励企业把业务带回美国，一段时间后，这将带来另一个创造就业的效应，很显然我们会看到失业率下降的新纪录。所以，我认为随着我们与中共的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态度也会因此改变。
杨杰凯：我们的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格雷格·斯托伯：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很感激。
杨杰凯：很高兴能邀请你来到这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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