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斯托伯:中共要为大流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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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6月21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杨杰凯采访报导)

格雷格·斯托伯: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PPE,也就是我们为医院提供的个人医护设备,都要从中共那里获得?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药品,都需要在国外购买?我认为,为了美国的安全,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考虑。

“所以我们一起起草了一项法案,利用(优惠)税收来促使这些企业回到美国,在美国境内生产个人医护设备,那么我们就能确保,用一种对美国安全的方式生产它们。当像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时,我们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的制造商那里,得到这些物品的供应,而不是依赖于中共、意大利或其它的国家,来生产这些产品。”

美国国会议员格雷格·斯托伯(Greg Steube)最近提出的《中共政府2019冠状病毒疾病问责法案》(Chinese Government COVID-19 Accountability Act),会如何帮助美国从冠状病毒大瘟疫中恢复?COVID-19或称“中共病毒”,是如何让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的?还有,中共现在正在美国倾销农产品吗?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格雷格·斯托伯,他是众议院司法监督与改革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Reform)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Veterans’ Affairs)的成员。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格雷格·斯托伯议员,很高兴你能来。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非常感谢对我的邀请。

杨杰凯:你提出的这项新法案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中共政府2019冠状病毒疾病问责法案》。这是我们最近在节目中,经常讨论的话题。关于中国武汉有一个新的头条消息值得关注,我们刚刚发现,死亡人数明显比他们之前所说的高出50%。这多少涉及追责问题,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格雷格·斯托伯:是的,至少作为美国人,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我们从中共政府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一切。突然之间,武汉死于COVID-19病毒(“中共病毒”)的人数上升了50%?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当我们谈话时,他们又重新开放了武汉。所以,我认为国际上存在着一些真正的挑战,这些国家相信中共所说的。

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医生已经(针对疫情)提前发出了警报,但之后他们就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如李文亮医生)就死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这些详情,但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密切监控和压制有关病毒的真实信息。而对其它国家来说,依赖(中共发布的)这些信息是不恰当的。

杨杰凯:坦率地说,我发现有些事情令人担忧,我们在美国的许多媒体,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中共提供的表面数据,而我们知道很多数据,是不能如此信赖的,即使这些是最新数据,坦率地说。

格雷格·斯托伯:是的,这令人失望。主流媒体照单全收中共发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可靠,这些不是可靠的信息。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或者中共政府编造了这些东西,只是企图达到它想要的某种宣传的目的。美国则不同,我们的政府会面临制衡,这里有自由的新闻媒体,而(在共产主义中国)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

当一切(瘟疫)刚发生的时候,他们(中共)就把美国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和其他美国记者,驱逐出境,这样他们无法控制的信息就不会传出去。所以,我认为我们面临着的挑战,就是依赖中国共产党发出来的随便什么信息。

杨杰凯:你支持在调查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之前,暂时停止对其资助的决定,你能跟我再说说为什么吗?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我是百分之百支持。现在已经有报导披露说,中共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供了,他们想让他说的及如何说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最开始就宣布,这个(病毒)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完全错误。这是中共政府企图制造的另一个宣传说法:“哦,这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实际上它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我们在这场大瘟疫刚开始时,就能从中共政府那里得到真实、准确的信息,那么会有多少生命能够得到挽救?

如果中共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我认为病毒就不会越过中国的边境,也不会来到美国。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不希望这一信息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如果我们无法从世界卫生组织那里得到准确的信息,那么为什么美国要成为其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要资助他们?我们向他们提供的资金最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提供的都多。因此,我绝对支持总统,撤回我们的资助,以确保他们(世卫)传播的信息,至少是准确的。

杨杰凯:有些人、以及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实际上都对于美国参与这些国际机构,或者缺乏参与的问题,感到担心,因为最近多次被提到的就是,实际上美国是在退出,而中共试图进入填补这个空缺,并获得更多的控制。根据你所说的和我们所知道的信息,(中共的)更多的控制,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格雷格·斯托伯:嗯,我不认为支持那些不传播正确信息的国际组织,是美国人想要用他们的税金去做的事情。在我当选时,我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对我所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送去这些钱,我们纳税人的钱,给这些外国政府,给所有这些不同的实体,他们没有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没有把美国当回事。”

所以,我并不反对(这种想法),我认为美国人应该有一些警觉,暂停下来,看看我们的钱都被花到哪里去了,都是怎么花的,如果钱不是给了那些对世界最有益的组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钱投到那里去。

杨杰凯:因此,关于COVID-19或称冠状病毒,或称武汉冠状病毒,或我们《大纪元时报》称之为“中共病毒”的整个情况,暴露出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许多值得怀疑的联系和依赖关系,这是你一直在呼吁的事情。实际上,最近我们了解到,在供应链方面,中共政府要求,如果企业希望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就必须获得许可。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格雷格·斯托伯:我们正在制定一项立法,为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提供税收优惠。我认为,如果这样做有效果的话,在确保美国民众的安全和政府正确应对方面,处理了实际问题之后,我认为,在那之后,我们会审视我们与中共之间的那些关系。为什么我们所有的PPE,也就是我们为医院提供的个人医护设备,都要从中共那里获得?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药品,都需要在国外购买?

我认为,为了美国的安全,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考虑。所以我们一起起草了一项法案,利用(优惠)税收来促使这些企业回到美国,在美国境内生产个人医护设备,那么我们就能确保,用一种对美国安全的方式生产它们。当像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时,我们就可以从美国本土的制造商那里,得到这些物品的供应,而不是依赖于中共、意大利或其它的国家,来生产这些产品。

因此,我认为,在这一切过去了之后,我们会审视今后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我认为这将是国会会关注的东西,即我们如何确保那些保护美国人的产品——制药、防护设备,应该是在美国生产的问题。

杨杰凯:实际上,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提到了这些公司和供应链的迁移,美国甚至可能会倾向于承担这些迁移的成本。你对此怎么想?

格雷格·斯托伯: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税收刺激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你可以通过减税,来实现这一点。不管他们在中国设厂,还是把他们的公司搬到了墨西哥,或者(投资到)其它外国公司。我们要让他们觉得,在美国投资,把他们的公司搬到这里,在这里生产,会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这为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展,使我们不再依赖外国政府来获得某些产品。我认为,如果你是通过税收优惠措施,而不是直接将民众缴纳的税款发给公司,我认为美国人民更会支持。以一种他们希望的方式,鼓励他们到美国来,并在这里开设制造业。

杨杰凯:我很想马上谈谈你的另一项问责法案,但我想知道,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现在看到了哪些证据最有力,能证明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要为这个全球大瘟疫负责,你现在对此的看法?

格雷格·斯托伯:我们知道病毒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它来自中国武汉。当然,它是否来自海鲜市场?还是说它是从那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出来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猜测。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病毒)实验室。我最近发现的另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基金,资助了武汉这个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为什么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会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被送到中国,去研究病毒和美国人不知情的其它东西?所以,我认为这类事情也会受到审查。为什么我们要把美国人缴纳的税款,送到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去研究病毒和另类战争(生化战)?所以我想,我们已确信,病毒来自中国武汉,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出自于实验室或从实验室泄漏,是不是有人故意释放了这种病毒,看看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希望通过这些不同的法案,不同议员提交的文件,我们能找出病毒到底从哪里来。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它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信息的公开,使得全世界的所有人都面临风险。

杨杰凯:我们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坦率地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意识到中共的威胁都是最近的事,对你们来说是这样,坦白地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也都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你是否能描绘出这一变化的过程。当然,贸易战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你能为我描绘出这一进程。在过去的几年中,你和你在国会的同事,对此的看法是如何改变的?

格雷格·斯托伯:嗯,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当我在州任职和担任执业律师的时候,中国制造的干墙(drywall,石膏墙板)问题,就对佛罗里达州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像中国干墙这样的大件儿,我认为我们的企业,从未从中共那里得到一分钱,来补偿他们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我昨天刚给佛罗里达农业局打了个电话,他们告诉我,中共正在美国倾销中国产品和农产品。为什么当我们美国的农民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要从中共那里购买农产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

所以,多年来,你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无论是贸易,无论是中国生产的干墙,无论是农产品——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这表明总统是正确的,他要与中共制定一个公平的贸易协定。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了更多的像中国生产的干墙这样的事情,还有这次的大瘟疫,现在,中共又突然在美国市场倾销农产品,这些事情,我认为都会使美国人变得更谨慎(地对待中共),我认为,人们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这个问题。

杨杰凯:这很引人关注,农产品的话题,你能再深入谈一下吗?对我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经常地谈论过。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就在最近,直到昨天我同佛罗里达农业局通了电话之前,我对此还是一无所知。全州的民众都有机会(向议员)提问问题。我所在的选区是一个非常乡下、非常农业化的地区。我的选区是全美最大的柑橘种植基地。显然农业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佛罗里达农业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给我提交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能被允许在美国倾销农产品?这是因为刚刚达成的贸易协议导致的吗?那是该协议的其中一部分吗?关于这个问题,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它来自于美国的一个生产商,他现在要与中国产的柑橘竞争。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中国进口柑橘,与美国本土的农民竞争呢?所以,就在今天凌晨,也就是昨晚很晚的时候,我给我的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询问美国农业部:这是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要从中国进口农产品,来与我们国内的农民竞争?

杨杰凯:既然我们谈到你的选区,事实上,我看到你有一个市政会议厅(town hall),一个虚拟的市政会议厅。那么,最近那儿人们的情况怎么样?人们现在都在讨论什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格雷格·斯托伯:它是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开始,我刚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给全县所有的医院和医疗协会都打了电话,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确保他们都有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来保护自己,然后当然就是治疗那些被检测出阳性的人。

这是最开始的情况。然后,佛罗里达的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帮助)佛罗里达人获得失业救济(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针对疫情的失业救济)是一个州政府推行的项目。联邦政府只是分发资金,然后由各州来运行这个系统。

而现在,在今天,(小企业)薪酬保障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注:一项近3500亿美元的计划,通过100%联邦担保贷款为美国小企业提供八周的现金流援助,旨在留住公司员工,维持薪资以及支付租金/还贷/基础设施费用)的钱用完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小企业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注册会计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他三分之二的客户,现在都已经申请了这类资金。他们都吓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笔钱(被用完了之后)是否还会得到补充。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很明显,总统授权更多资金注入这个项目,并要求国会重新授权更多资金注入这个项目。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查克·舒默,正拿着这笔钱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其它事情。

因此,我们正试着呼吁所有人对民主党领导层施加压力说:“看,玩政治的时期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为小企业减压,并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上面。”就现在来说,这才是焦点。焦点发生变化了,这一次传染病疫情将关注重点改变了。

那些苦苦挣扎的企业没有解雇员工,他们知道政府会给予补偿,为这些员工支付工资。但现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他们已经承诺(政府将支付薪水)给他们的员工,而政府已经没有钱来补偿他们支付的薪水。所以,我希望国会能达成协议,把这笔钱给他们。

我们一直在向民主党议长施压,但不幸的是,我们在众议院是少数派,我们不能做出那个决定,决定是由议长佩洛西做出。所以现在,这就是挑战,关注的重点是确保我们的小企业,得到那些我们曾告诉他们将会得到的帮助。

杨杰凯:总统已经讨论过重新开放经济,并提出了相关计划,这在你的选区里将会如何运作?你是否已经意识到,它会很快在佛罗里达大体实施吗?

格雷格·斯托伯:就在今天早上,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市长废除了禁止人们去海滩的行政命令,所以你在佛罗里达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人们去海滩。我每天都从我所在的选区,具体到每个县,获得COVID-19病毒(“中共病毒”)检测阳性结果病例和死亡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数字的下降趋势。

今天早上,《佛罗里达文摘》(Florida Dige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COVID-19病毒与中风、癌症、心脏病患者的每日死亡人数,结果发现,COVID-19与癌症和心脏病的死亡人数,相差甚远。

所以,由于各地政府领导人的应对措施,你开始看到钟形曲线正在下降。所以,我一直在鼓励政府领导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决定该州自行开放,我鼓励他这样做。我想你们看到曲线变平了,我想你们看到病例数量减少了。大家都知道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现在对社交距离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人们不想出门,如果他们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也不需要出去。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开始开放企业及业务,慢慢让经济恢复的时候了。

杨杰凯:听到佛罗里达州的变化,可以说是情况好转,真是太棒了。可以说,全美国各地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我们会收集这类故事和信息。让我们把话题跳回到你们的追责中共法案,你的法案基本上是关于,美国将能够以何种方式,对中共进行追责并获得实际金额赔偿,可以这么说吗?是这样吗?

格雷格·斯托伯:是这样!中共应该为他们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和伤害,承担经济责任。我们最近的一项救助法案,即“第三阶段”救助法案,花费了我们2.2万亿美元的税款,这是我们今年已经花费了的4万亿美元之外的新的一笔。这总共大约是6万亿美元,我们花掉了超过6万多亿美元。我们拿出了3.5万亿美元,所有这些,都是只为了应对一种本应限制在中国境内的病毒。

这让总统有能力就如何索赔进行谈判。是否我们可以不用为欠中国的债务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息?我们要他们报销医疗费吗?(该法案)赋予了总统谈判的权力和能力。我认为,美国为应对来自中国的病毒所付出的代价,中共应该承担经济责任。

杨杰凯:这是一系列法案中的一个。我对其中一项法案很感兴趣,那就是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呼吁剥夺中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享有的主权豁免权。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格雷格·斯托伯:是的,我想你会看到国会议员们,提交的一长串与中共有关的法案。现在有一组法案,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参与并在不同方面支持(制裁中共)。因此,我认为你们将会看到一系列立法,都涉及到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在制造业和贸易的方面,如何对待他们?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无法从他们的政府那里,得到准确的信息之后。

所以,我想你们会看到一长串的法案。我希望国会能重新开始工作。一些共和党人被鼓励发挥领导作用。你看,医护人员们都在外面工作,我们也应该在华盛顿第一线处理这些问题,确保我们的政府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然后在与中共贸易方面,处理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

杨杰凯:你觉得你的法案,会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吗?

格雷格·斯托伯:我当然希望如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借此检验一下我们的党派关系,我们都知道这是由中共造成的,中共应该向美国赔偿对我们的政府所造成的损失。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两党合作的解决方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小组,由911事件后为国服务的老兵组成,被称作是“为了国家核心小组”(For Country Caucus),这是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团体,他们都曾在军队中为国服役。今天下午,我将在电话会议上提出这一法案,希望我能得到一些两党人士的支持。

杨杰凯:实际上这很是精彩。我们早些时候谈到了整个局势,如何暴露了中共的影响,及它收编了一些国际组织的现实。我看到,你实际上参与了谴责中共被提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决议。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分享一下?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这令人目瞪口呆,如果你看看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清单,对他们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中国大陆)没有自由。事实上,他们(中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得到一个席位,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太离谱了。

因此,我们提交了一项决议,在中共被撤销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之前,我们不会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没有理由让它待在那里,他们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所以让中共这样的国家加入人权理事会,我认为,就是有点儿表里不一。让一个犯下如此多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加入,是不合适的。

杨杰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争论的是,如果它们不成为旨在改善(人权状况的)国际组织的一员,你怎么能让那些它们侵犯人权的行为得到改善呢?至少有些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格雷格·斯托伯:联合国应该让它们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让它们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负责,这样才能让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让它们能够对国际社会负责。希望通过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参与,以及美国从(中共)参与及明确控制的不同国际机构中退出,我们能促使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杨杰凯:关于华为公司有很多讨论,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电信是另一家(类似中资通讯企业),这些都是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还有中国移动,你对这些组织或公司有什么看法?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有一个报导说,中共政府把个人防护设备(PPE)、口罩和面罩扣押起来,并告诉其它国家:“是的,我们可以(把口罩等)寄给你,但你必须跟华为签这份合同。”这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们企图(通过华为)渗透所有这些国家,(控制)这些国家所有的信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非常谨慎,我会鼓励其它国家的政府,不要接受中共在他们面前晃动的“免费”的资金,并用让他们(中共)控制自己国家的所有信息来作为交换条件。

杨杰凯:斯托伯议员,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77%的美国人就冠状病毒或“中共病毒”,谴责中国(中共)。这是最近的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代表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当时基辛格的学说主导了美国人的思维——如果大量资金投资于中国,中共就会改变,而且很多人也有这种善意的看法。我想知道是否可以请你就此谈谈?

格雷格·斯托伯:好的。我认为只有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行为得体和诚实,全球化才会发挥作用。但像这次大瘟疫,暴露了全球化的弱点,这与国家安全相关——你从哪里得到所有这些产品,你从哪里得到所有的工业品。突然之间,你就买不到口罩和面罩了,因为它们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且中共一直控制着它们,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当你所有的药物都是在海外生产的时候,这对美国人的健康、安全和福利,都构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暴露了一些国家安全问题,我认为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从外国政府,尤其是共产主义外国政府那里,获得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我认为美国人现在开始更密切地关注这个问题,并意识到:“嘿,也许把我们所有的药品和医疗用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尽管我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它。”

我敢打赌,如果你们问今天的美国人,如果你问我的选区的人们:“你们愿意多花一些钱,但能确保随时得到美国公司生产的口罩和面罩吗?”我打赌90%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这真的说明了这是多么的重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食物应来自美国,医疗保健品应来自美国,药品应来自美国。

我认为,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立法,鼓励企业把业务带回美国,一段时间后,这将带来另一个创造就业的效应,很显然我们会看到失业率下降的新纪录。所以,我认为随着我们与中共的关系的变化,人们的态度也会因此改变。

杨杰凯:我们的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格雷格·斯托伯: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很感激。

杨杰凯:很高兴能邀请你来到这个节目。

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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