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17日讯】一场瘟疫浩劫，让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遭难，也让全世界遭难。中共隐瞒疫情，致使多少生灵涂炭！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事实。中共还在继续隐瞒，但更多的事实不断公开，媒体、各国机构、勇敢的爆料人，正在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祸。这里仅整理记录了部分已知的真相，并将继续补充新的真相，要把这惨烈的真相，传递给每一个人，传递给子孙后代。
本篇记录的是2020年2月中旬的部分事实，更多的真相仍然有待揭示。
2月11日
2月11日，大纪元YouTube频道《世界的十字路口》节目得到消息，中国已有多家工厂收到政府指令，正在赶工制造运尸袋，数量惊人。现在中国有多家纺织业相关工厂，已经不做一般业务，改做其它特殊的订单。其中一名中国纺织企业的主管透露，他们接到政府指令，现在只做尸袋。另一名海外的企业老板也说，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目前暂时不对外接订单，因为他们“要赶制运尸袋，一百万个”。
同日，大纪元采访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的吴先生（化名），他家住在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的新生活摩尔城，他说，“那边的疫情也非常的重，死了很多人”。他们一家三口人住在一家宾馆里隔离，“我现在还好，活过来了”。吴先生表示，百步亭社区每天都有很多人感染，官方数据不准确，“有的感染的都没有报上去，我们那个小区，（社区）医院都是满的，没有这么多病床，听通知。有的得了冠状病就只能在家里隔离，自己治疗，能治活的就治活，不能治活的就死掉。我在手机上查，说武汉有两、三万人感染了，其实不止”。吴先生不清楚他自己是怎么感染的，“到处都可能感染，走在马路上不知不觉都会感染的，这个病情很重，你坐公交车、在超市逛，没有戴口罩就很容易被感染”。吴先生说，疫情初期，当地百家宴那种场合最容易一起感染，“就像那个福建的，从武汉回去，参加别人办的酒席，就感染了4000多人，就是不能聚餐搞集体活动。”
同日，大纪元还采访多位病患及家属，受访者纷纷说，“没有，还在等床位”，“政治上我不懂，我只知道我自己现在还没有住进去”，“都是欺下瞒上，没有做到位”。2月10日，武汉市宣称展开了全民健康普查，截至9日共清查了3,371个社区及村，共计421万户、1,059万人，接受清查的人口比重达99%。武汉病患杨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调研到什么？一千多万人普查，根本就没有”，他一再强调，“没有，肯定是没有，你随便问问几个武汉市民，应该大部分都没有，可能都是社区，没有做到挨家挨户和每个人，完全没有做到位”。患者罗先生也亲口告诉记者，“没人上我家，没人来，我没看到过”，“他们来查没查我不知道，没上我家来”。杨女士儿子表示，“这个（普查）不说，收治的话就更不会了，目前为止，起码我母亲，从前天检测昨天下午确诊，到现在也没有收治，也没有给结果，去社区已经去了几次了，还是要等通知”。武汉黄女士夫妻都感染了，11日她边咳嗽边告诉记者，“我们都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老公比较严重，他的血糖很高，医生说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加深病情，要求我们住院治疗。但是现在武汉市全部都由街道来安排这件事情，一直等不到床位，我们很着急，现在还没有安排”。另一位罗姓父子都感染了，罗先生说父亲在医院就昏迷了，到现在还没醒，他自己“现在也头昏，发烧38.7℃，四肢无力，挺吃不消的、挺累的”。但罗先生无奈地说，“我前天就跟社区呈报了，到现在还没得到救治，还没有床位”。谈到普查，他说，“没人上我家，没人来，我没看到过。”
同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副主任张洪的文章，总结了疫情爆发后的七大教训，包括：疫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报告被延迟；政府没有提前向公众通报早期人传人；医务人员可能未得到充分保护；医院防护装备储备严重不足；医院的综合科没有必要的治疗药物；许多确诊病人不能住院，势必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必然影响其他疾病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大陆媒体大量转载后，又被删除。
同日，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导，中共海军出现疫情，位于海南三亚市的海军潜艇部队有一名军人确诊后，有300名海军被隔离，原定本月开始的核潜艇重点训练项目已暂停。位于三亚的中共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准备为3,000名人员做中共肺炎样本测试，重点是近期有出海训练任务的潜艇人员。中共解放军各军种、武警感染中共肺炎疫情的情况严重。但中共机密文件规定，如果军队的疫情涉及军事机密的，可以不呈报当地省、市政府。
同日，湖北卫健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湖北”发文称，武汉一线医护物资仍然告急。武汉同济、协和、中南等二十多家医院再度发出求助信息，求助物资包括医用防护服、防护口罩等。
同日，中共发改委推出九项措施，推动企业尽早恢复生产。
同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简称COVID-19）。
2月12日
2月12日，大纪元报导，武汉青山区一位张女士1月18日特意从北京返乡陪父母过年，“我回来之前，其实已经有同事跟我说过武汉有这个疫情”，“我是当了一回事，但是没有特别重视。因为武汉这边没有任何新闻，没有任何报导，父母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新闻也没有说”。张女士说，“我回来的时候，我是特意戴着口罩的，但我下了火车的时候，火车站里面几乎没有人戴口罩。我从北京下车的时候，只有个别几个年轻人戴了口罩，可能他们也是有看到新闻。当时都是国外的新闻报得比较多，国内基本上没什么报”。
张女士道出父亲看病的辛酸，“2月5日那个时候已经是烧了十天了，他也是很绝望，我们是2月1日开始正式去大医院看病了，拍了CT发现肺部有感染。2月2日去一个定点医院九医院，医生也就开了药，开了针，然后爸爸就每天去打针”，“我爸爸去打针非常辛苦，三点钟去打针，六点钟才打上，医院特别冷，到处都是咳嗽的，基本上打针的人都是挺严重的”，“我爸爸在那冷得不行，打完针以后，就只能从医院自己走回来，回家以后都浑身冰凉了，真的很惨。他现在身体已经折腾不起了，我们也不敢让他老人家去医院，就是在家里面吃药治疗”。
因为如此折腾，张先生为了不拖累家人举刀割脉自杀，张女士说，“（刀划得）挺深的，那个口都很长，而且他划了很多刀，很深”。他们一家三口因为这疾病，互相处于隔离状态，母亲因为心情不好有轻微的忧郁症，老哭泣，晚上睡不好，去照看爸爸时，才发现爸爸自杀了，紧急包扎，爸爸才算是留下一条命。张女士说，“我想他当时也是肯定是身心都很疲惫，加上内心深处又觉得自己得这个病，还发烧不好，觉得无望了”，“加上他觉得再这么耗下去，我和妈妈要照顾他，也很累，他觉得拖累我们”。张女士不舍地说，“我爸爸是割腕以后才得到做核酸检测的机会，2月5日割脉 ，2月7日做的核酸，2月8日结果出来，2月9号拿到的书面证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有很多家庭比我们家还要惨，有一家五口，爷爷去世，奶奶去世，爸爸妈妈感染这种，都很绝望，其实武汉人天生有乐观心态的，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多乐观的人没法乐观起来”。她还说，“之前有很多得这个病死的，但是不算在死亡数字里，确实有这种情况，只能在家里死掉，连确诊证明也没有，不能进入确诊系统，直接火化，没有任何治疗”，“青山区的确诊了，没有住进病房或没有隔离的肯定是很多”，“因为现在区卫健局打电话说‘很严重’，说了三个字‘很严重’”。
她还说，“整个青山区这个上下级很乱”，“社区、区卫健委、街道管理，这三方信息都不互通，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先联系社区，包括住院、送医，这些都是社区在负责。包括这个病人的情况，重症上报这些，全部都是社区在做。但是社区从来没有跟我们开过任何证明”。张女士说，“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被政府坑了”，“武汉人是因为相信政府，相信新闻，新闻没有报，新闻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很多武汉人没有经历过非典，非典的时候不严重，所以很多人没有危机意识。”
2月13日
2月13日，大纪元采访武汉辛女士，她哀戚地说，“（外公外婆）他们去世了”，“可怜的老人几天粒米未进，外公在寒冷的夜晚孤苦伶仃地离开了人世，离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只差一天”，“2月3日外公在家去世，2月4日外婆在医院去世的。他们都确诊了”。她激动地说，“外婆发烧8天，血氧那么低，有生命危险，医院不给打针开药，让虚弱的老人在闷热的大厅等着，医生也不救治就搁在医院，岂不是让老人活活等死？”辛女士说，“我外婆（的去世）是医院不抢救、不医治、不及时的治疗，所导致的”。辛女士对大纪元记者说，“（每天）估计，我跟你说，我觉得至少死五、六百人，这是真的，你们一定要如实报导，因为官方数据，我觉得太可笑了”，“我家外公就在等核酸结果时死的，还有人连核酸都没有做他就死了，这个数据根本就不算在里面，不统计”。她举例说， “就我所知，有个网友他的爷爷，连核酸都没做，就直接死了，他是跳楼死的，你说这种算不算数据呢？它肯定不算数据”，“还有很多、很多，太多人都死在家里了，真的，每天，就包括我带我妈妈去医院，我们去了几个医院去做检查，每天都看到有人被抬出来，真的是太多，我就没想到世界会是这个样，天天看到这些东西，跳楼的，上吊的，真的太多了”，“就包括我们上午去做一个核酸，医院就有3个人死啦，你说武汉市这么多医院，每天这么多，你说它有多少人呢？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但是你们看到的官方数据肯定不准，绝对是比这要多。有的人没确诊，有的人死在家里的，有的人自杀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辛女士的母亲也从轻症转为危重症，“现在我把妈妈带回了社区，已经心力憔悴，可是社区的回答依然是‘等’，轻症都被拖成了重症！”在无计可施之下，她在网络发出求救，“恳求各位帮帮我！帮我们度过难关，尽快安排入院！”
同日，大陆财新网发表题为“研究：保守估计武汉已有5.4万新冠感染者”的文章称，医学论文预印平台medRxiv上2月10日发布的一篇论文认为，至2月9日，武汉城内的中共肺炎感染者保守估计达到5.4人，多则达到9万人。该论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周永道、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学系的Jianghu（James）Dong。研究者还推算出全国感染数在8.4万—14万例之间，并推知湖北省内武汉以外的感染人数约为2.1万-3.5万之间。
同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弗格森（Neil Ferguson）估计，中国每天可能有多达5万人被感染。
同日，福克斯财经电视台白宫记者爱德华‧劳伦斯（Edward Lawrence）推文说，（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他们相信中国（中共）至少漏报十万个冠状病毒病例；同时，还有消息来源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中共政府）也在“非常严格”地限制报告病毒致死人数。
同日，中共官方突然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出任武汉市委书记。
同日，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宣布实施“战时管制”，所有楼栋全封闭管理。
同日，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对全区所有单位、居民小区、嘎查村实行封闭式管理，人员进出一律检测体温，并要出具有效证件，外来人员和车辆一律严控。中国大陆各地相继进入封闭管理。
2月14日
2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武汉居民钟强走访了武汉多家殡仪馆，他说，武汉市一家小的殡仪馆一天可以烧一百多具尸体，从1月中旬开始烧，烧到当时已20多天，累积下来一个殡仪馆就可以烧几千尸体；何况武汉还有7、8家殡仪馆，都忙不过来，还要外省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支援，而且都是日夜加班。
同日，陆媒封面新闻从湖北电影制片厂获得证实，对外联络部主任、导演常凯，2月14日因中共肺炎医治无效死亡。他的父母、姐姐也因中共肺炎去世。常凯在父母去世后，曾写下的遗书说，父亲大年初一感染后，送至多家医院就治，但均被告知无床位接收，经过多方求助，仍是一床难求。失望之下，常凯只能将父亲转回家中、“床前尽孝”，不久父亲便去世。在多重打击下，母亲身心疲惫，也被感染去世。常凯说，由于在床前服侍双亲数日，自己和妻子亦被感染。他们到每一家医院哀求，但因“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同日，大纪元采访武汉市中心医院某位医师，他说，“十四天换一批医生，下来以后是隔离。全国的医疗都往这里赶，一批一批地换”，“我们在疫区的中心，在华南海鲜市场的旁边，从12月份开始改造成为定点医院，陆续地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改造，我们就一批一批的医生涌进来”，“我是初三（1月27日）上的一线，差不多有十五天了，发热病房，尽管危险。但我们是当医生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说，“我们医院医疗职工有二三千人，三四千的床位，我们整个后湖院区一栋楼全部改成肺炎病房了，一栋楼，作为专门收治新型肺炎的定点医院，一共开发了六百多张床位，患者还是很多”，“我要管一个病区，医生十人，护士三十来人，都是中心医院，外省来的（医生）负责别的病区，我们开了十几个病区，一个病区三十二张床位，我们现在收了五六百个病人”。他还说，“压力相当大，病人大部分都是中重症者，轻者都送方舱医院，我们是重症收治医院”，“病人这么多，而且是传染病，加上我们这些天有医疗人员也感染了，医生和护士感染多少人我都不知道”，“我们全院有二三千的职工，我周边有十几个人感染”，“我们不可能回家，我们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怎么可能让家属见面，自己就隔离了，其他医生和护士们住在集体宿舍里。”
同日，武昌医院护士柳帆（女，59岁）感染中共肺炎去世。
2月15日
2月15日，财新网报导，王忠林上任武汉市委书记后第二日，在中共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调度会上称，“为什么我们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还不能做到全部查清，而记者暗访就能发现一千多例病患？”
同日，大纪元报导，2月14日采访武汉谢女士，她哭泣着说，78岁母亲施友玉住在武昌区，原本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已经感染确诊了，却住不上医院”，“问了社区一直在等，我打武昌区指挥部电话，打热线一直打不通。又等到这几天，但老人家本身心脏非常不好，现在气喘得非常厉害，呼吸困难，随时可能就过不去了”。谢女士焦急地说，武汉封城后，哥哥一家都染病住在方舱医院，现在家中只剩父母两人，“我哥和我侄儿已经确诊了，但是轻症，收治在方舱医院。而且方舱只接受65岁以下的，我妈妈78岁，所以住不进去”，“我就是想尽快给我妈找个床位，她年纪太大了，又有非常致命的基础病，她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共肺炎的扩散速度和致死率让他们恐惧，她形容，“现在我们觉得连空气都有毒，大家都不敢出门。”
2月16日
2月16日，网上传出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曾于1月2日给研究所人员发出的邮件截图。这封题为“【重要提醒】关于严禁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信息的通知”的邮件称，国家卫健委明确要求，所有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检测、实验数据以及结果、结论，一律不得在自媒体和社交软件上公布，不得向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合作机构（包括服务技术公司等）透露。
同日，网上流出两份中共内部文件。中共海军工程大学警通勤务连1月2日下发“关于实施防控不明原因肺炎、严控外来人员进校的通知”。中共海军去年就中共肺炎疫情出台了“2019”298号防控文件，而且中部战区总医院也已知情。
同日，大纪元报导，四代同堂的茜茜（化名）表示，1月19日她才带着一双儿女从外地赶回武汉过年，没想到，“奶奶去世了，也是这个病（中共肺炎），我爸还在隔离，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在酒店隔离，我老公和我妈妈在医院”。茜茜说，“当时武汉（政府）不是说疫情可以控制吗？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听说才几百例（确诊）。 我们19日到武汉，20日给新出生的小家伙儿上了户口，21日就封城了，就走不了啦”。茜茜很后悔回到武汉， “如果早知道疫情这么严重的话，就不会回武汉了”，“刚开始时也没有宣传，新闻也不重视，不知道这么严重，也没注意，没戴口罩。到了第二天就赶紧想走，但也走不出去了，去了外边，别人也会把你隔离起来呀”。茜茜的奶奶是2月6日确诊的，但医院没有床位，无法得到医治，奶奶抗不过去于2月9日过世了。茜茜还说，“一个亲戚全家都被感染了，那小孩子怎么办呢？我们身边一个朋友的2个多月的小孩也感染了”，“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能通过网络、媒体呼吁，希望得到一点重视。”
同日，20台移动焚化炉、“垃圾和动物尸体处置方舱”正式在武汉开始运作，每个每日焚化量可达5吨。
2月17日
2月17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透过“消息人士”向港媒曝料称，他1月6日便上报中央，要求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但最高层不为所动，反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
同日，中共《解放军报》报导，疫情发生后，东部战区海军各级采取防控措施，东部战区海军训练计划也因疫情有所调整。报导称，各部队还有部分官兵正在隔离观察，而某舰舰长余松秋大年初五就中止休假回到了驻地，现正在支队招待所进行隔离观察。余松秋是东部战区海军舰队的常州军舰舰长。
同日，中共宣布推迟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的年度会议。就推迟的原因，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称，“很多人大代表都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但没有说，人大代表在一线都能做什么。
同日，大纪元报导，财新网引述两名社区书记的话说， 从1月23日封城至2月1日的10天内，社区对新冠病人的救助很有限，上级部门没有提供实质帮助，社区又没有医院资源。
同日，中共中央党校新媒体刊文称“坚决不能让北京沦陷”，当时，北京中心区的东城区已有784个小区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
同日，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男，51岁）因感染中共肺炎，抢救无效去世。
2月18日
武汉市卫健委网站公布，“2月18日我市住院患者最多，当天全市在院新冠肺炎患者达38,020人”。2月18日，武汉市公布确诊病例累计也是38,020人，当时武汉封城27天，公布的确诊者住院比例100%。当天，武汉市卫健委网也公布了“全市定点医院病床使用情况（2020年2月18日）”，显示“开放床位19,927”，“已用床位18,393”，表明仅有18,393名感染患者住在定点医院。38,020 – 18,393 = 19,627人，多出来的19,627名住院患者，没有公布住在哪里了。
除定点医院外，武汉市还建造了“方舱医院”。武汉市卫健委网站显示，“3月10日……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累计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1.2万余人”。2月20日，长江网报导，“截至20日，武汉市八家方舱医院已累计有616位患者康复”，表明2月20日才建好了8家“方舱医院”。假设8家“方舱医院”收纳了6000人，2月18日这一天，公布的住院患者38,020人，定点医院只有18,393人，38,020 – 18,393 – 6,000 = 13,627人，多出来的13,627住院患者，还是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同日，英国《卫报》报导，许章润身边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友人说，北京警方以从外地返京需要隔离为由，将许章润软禁，他的行动都受到限制。许家网络被切断，许章润的微信被封锁，微博也被注销，手机也打不通，几乎无法对外联系。2月初，许章润发表题为“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说，“豕鼠交替之际，九衢首疫，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公权进退失据，致使小民遭殃，疫疠散布全球，中国渐成世界孤岛”。文章抨击“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窳败暴露无遗之际，抖露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虚弱。”
同日，大纪元从知情者处获得一份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内部文件显示，省委宣传部和网信办联合设置指挥部，进行一体化运作，成立包括“舆论引导管控、舆情及时回应、意识形态管控等11个工作组”，声称统筹、调动、覆盖省市县三级，包括高校直报点、网络媒体平台等1,600余人舆情监测队伍，采取人盯和技防的方式，24小时全网覆盖监测。监测到所谓敏感有害信息60.68万条，组织网络大V撰写“网评文章近400篇”，并组织五毛入群，及时“跟评40万余条”，“以主动发声对冲负面舆论”。
同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寒冬》杂志报导，中国东南省份一家报社工作人员匿名爆料，1月23日武汉封城几天后，其所在单位接到上级宣传部通知，称不准记者采访疫情真相，如医院床位不够，社区出现疑似病例等等，“只能报导政府如何调配救援物资，如何组织防范疫情等正面消息以及必要的科普宣传，以安抚民心”。中共上级宣传部门还下令称，所有关于疫情的统计数据都必须按照“新型冠状病毒防控领导小组”发布的为准，每天的稿件必须按照新华社发布的信息或者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通知，如果发布未核实的新闻，就按造谣处理。该工作人员说，“在政府的严令下，记者不能到医院采访，根本掌握不了官方给的数据是真是假”，“政府为了保密，连区政府、县政府都没有统计数字的资格。”
2月19日
2月19日，北京《新京报》报导《中疾控论文的新数据：去年12月31日前已有超百人发病》，披露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的最新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提到“论文中的数据显示，按照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有感染者104人，这些人中有15人死亡”。文章还说，“武汉市卫计委曾于1月3日通报了不明情况肺炎疫情，并未提及死亡病例”。报导还引述了另一篇于2月11日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网站的投稿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最新认识》，其中提到“2019年12月中旬以来，新冠病毒就在密切接触人群中开始了人际传播”。报导还提出，经历了12月底前的局部爆发、1月1日后的社区传播和1月30日大范围传播三个阶段。
同日，大纪元采访武汉市民万启炎的女儿万平（化名），她父亲感染了中共肺炎，她说，“今早高烧39度不退，呼吸急促，我赶紧打了120，120说必须要社区通知才来接，我求了半天，120才来，把他送医院去了，现在在门诊（打针），医院也没收。（确证病患）说可以住院的”。万平介绍，“现在完全就是在家里，完全不隔离，之前没那么严重，今天就严重了，从来没有高烧过39度的，真的感觉轻的都拖成重病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快急死了”。万平希望媒体帮着呼吁，能尽快给老人找个床位，或至少送去隔离。
同日，武汉中心医院副院长兼武汉市八医院院长王萍（女），因感染中共肺炎正在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房抢救。
2月20日
2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武汉民间志愿者徐文立表示，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奇缺，有的一套防护服穿两天，也有的自制防护用品，武汉医护人员是最容易感染的群体。徐文立披露，萨斯时还没这么猛，而如今，武汉市殡仪馆每天加班加点烧尸体，一两千具尸体一天就可以烧完，但现在却已烧了二十多天。
同日，自由亚洲电台还报导，武汉一位志愿者引述当地医疗系统的消息说：“大部分感染主要因为防护措施没有提高到非常高的标准，因此感染的人非常多。老百姓是交叉感染，一是老百姓无知，另一个是他们（政府要求）封闭消息，等到老百姓知道时，为时已晚，再隔离基本上面临死亡。内部消息指重症患者死亡率是50%”。武汉一医院后勤部门的医务人员马女士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本来是轻症，但是他没有办法抵抗病毒，就会演变成重症，重症的死亡率是50%以上，如果上ECMO人工心肺系统，通常是严重状态。如果给病人上这部机器对费用也相当高。”
同日，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彭银华（男，29岁），因感染中共肺炎去世。
同日，大纪元采访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合兴乡九龙村村民王勇（化名），他表示，确诊三人染疫，其左邻右舍三十余人被全部带走隔离。表示，该村已封村，村口有政府人员、警察把守，公路设卡，村里各组之间的通路也被挖断，全村人被禁止出户，全部在家中隔离，“我们不能相互走了，不让出和进，外人也进不来”，每天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在村里撒药，气氛十分紧张。王勇说，被确诊的人是大年三十前一天从武汉返回当地的，但隐瞒了实情，后感觉不舒服，去挂了五个吊瓶没见好，做了进一步检查后发现得了肺炎，经县、镇医院医生会诊后确诊。由于正赶上过年，郭家湾村民们相互走亲戚串门，与患者有接触，三十多人全部被车拉走，送长寿区隔离起来。
同日，山东全省通报新增确诊病例202例，其中任城监狱就有200例。通报称，截至2月20日，已对任城监狱相关人员2077人进行核酸检测，确诊病例207例，其中，狱警7例，服刑人员200例。
同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李东霞通报，复兴医院发生群聚感染，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人。另外，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友谊医院也发现确诊病例，北京中心区的“城六区”出现疫情，地处远郊区的通州、昌平、顺义、大兴、房山，亦都出现疫情。2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曾提出口号：“坚决不能让北京沦陷”。
小结
2020年2月中旬，大量患者仍然无法确诊、住院，即使确诊也无床位。中共肺炎患者死亡继续在家中和医院大量发生，重症死亡率50%，火葬场焚烧更多尸体，武汉市还进驻了移动焚化炉。仍然无法得知死亡的具体数字，也无法得知多少没有被计入中共肺炎的死亡名单。
根据这一时期新曝光的信息，2019年12月已经发生人际感染，确诊病例人数被掩盖。1月初中共高层得知确切信息，以不能影响新年气氛为由，继续掩盖。封城20天后，武汉的真实疫情数字仍然被继续掩盖，还谎称进行了全城普查。
中共下达封城命令3个多星期后，中共的主要精力仍然没有用在组织做好有效防疫、抗疫工作，而是专注在舆论控制，各级官员继续欺上瞒下。武汉医院医疗物资仍然匮乏，不断发生医护感染。疫情继续在中国大陆各地扩散。
更多事实，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补充。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