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29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林嘉丽、梁珍采访报导）中西区观龙选区是多年的建制派老巢，去年区议会选举中，一个22岁的年轻大学生，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参选区议员，在无政治经验、无政治党派的情况下，竟然扳倒亲共阵营，成功当选。他就是香港大学生物医学系的梁晃维。
中西区议员梁晃维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能够胜选，是因为反送中运动中香港年轻人的付出，特别是区议会选举前发生的中大和理大保卫战，触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使得投票率超高，民主派因此大胜。
而他参选区议员的初衷，是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之后，看到“香港的情况已经差得已经不能再差”，所以希望利用自己能言善辩的才能，在新的战线、新的平台上去帮助整场运动。
作为一个区议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区议会里应该多提一点政治性和全港性的议题。”社会都到了这样的地步，每个人都无法从这个政治氛围中脱身，与其回避，不如就将这些东西带进社区，跟民众一起谈论，一起思考：希望这个香港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哪个年龄阶层的人，都应该要有机会参与其中。”
他批评港府防疫工作做得很差，许多街坊都买不到口罩，或买不起口罩。而且政府采取很多手段架空区议会，阻民众发声。香港100万、200万人上街游行，港府都没有任何反应，“政府不是聆听市民的意见，尝试解决他们的需求，反而做更多无谓的事情去限制大家的自由，我觉得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
对于香港的疫情轻微，梁晃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中共）。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中国（中共）都有很多的隐瞒，例如最开头隐瞒疫症能够人传人，到后来隐瞒确诊数字、死亡数字。如果香港人真的听信中国（中共）讲，不需要害怕这个疫症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绝对不会有那么少的确诊个案。”
他3月份参与了黄之锋、张昆阳国际战线的一个行动，向美国提交了15万个香港团体和巿民的联署，促请美国即将出台的首份《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年检报告，考虑启动制裁机制的搜证程序。他认为整个国际战线除了要打空战，就是直接向外国政要游说之外，也要打地战，就是香港本地民众的意愿也非常重要。他举例说去年美国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是因为香港人坚持抗争，让美国看到香港人对民主人权的强烈渴望。
在香港因为反送中运动被捕的人士，很多都是大有前途的学生，选择豁出来，为香港的未来去拼搏，是因为：“香港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渴望民主，真的是不惜代价地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情。”
“香港人没有忘记初衷，仍然在追求民主”，梁晃维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帮助香港人。他也相信，“只要香港人这个群体存在一天，香港这个地方就一定有希望有出路。”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23岁港大生 参选区议员扳倒亲共阵营
记者：你很年轻，只有23岁，第一次参选就已经赢了中西区那个传统建制派票仓，怎样看这次获胜的原因？
梁晃维：老实说我当时是抱着一个“打白区”的心态，纯粹是不希望保皇党可以那么容易当选。观龙选区是中西区一个很大的票仓，因为那里有一个公共屋村，以前一些保皇党的“大佬”例如叶国谦都曾经是这一区的区议员，他们在那里的势力非常大。曾经参选过这一选区的政治明星，例如长毛梁国雄、梁颂恒等等都输了，而且输的票数都挺多。我当时纯粹是抱着挑战一下的心态，没有想过真的会胜出。
为什么最终能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一班手足的付出。尤其是区议会选举之前，发生了两场大学攻防战，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之战，牵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很多香港人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政权要这样对待社会上一班有想法、有理想的年轻人？就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氛围影响了大家，最后才造成了那么高的投票率，也使我能够成功当选。
记者：参选过程中，有没有比较难忘或感动的故事？
梁晃维：都有的。因为做区议员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以前在大学里面做过学生会，但那是一些比较社运形式的工作，和做区议员，去服务社区是两个很不同的面向。一开始落区时，很多事我都要摸索，学怎样跟街坊相处。尤其一些老人家可能对政治上的事情没有概念，反而着眼于一些民生的事情。这些不是我最擅长的，就要在其中慢慢摸索，去了解居民的需要，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区议员。
讲一件难忘的事，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老人家，因为当时选区里的公共屋村要加租，那些老人家和一班街坊就组织了一个关注组，希望制止加租这件事。我当时作为区议会选举的参选人，之后是候任议员，都有帮他们争取这件事。那些老人家看到你投入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的。有的老人家之后跟我说，其实他以前是帮民建联做义工的。到现在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朋友，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记者：他们怎么称呼你？
梁晃维：因为我比较年轻，除了叫我梁议员，有时他们会叫我的名字“维仔”。老人家看到一个后生仔（年轻人），都感到开心。
记者：很亲切啊。你以前是港大生物医学系的学生，这次参选获胜，港大的同学朋友有没有来支持？
梁晃维：当然有。我的选区很接近港大，整个竞选过程中都有很多同学来帮我，甚至竞选团队里大部分都是我大学的同学和朋友。另外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这次区议会选举，在全港各区都有很多港大的学生或毕业生参选，当中很多我们互相都认识。当你感受到比较熟悉的人在整个香港都一齐奋斗的时候，无形之中都给我一股动力，去推动自己不断进步，在这场选举中胜出。
记者：对去年7月1日港大梁继平那番感言，你有什么感受？跟你参选有没有关系？
梁晃维：其实我不认识梁继平，当然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在港大上学时出版了《香港民族论》，这是每一代港大人都会记得、也非常尊敬的一件事。他当时讲的一番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香港已经退无可退，如果我们输了，我们的公民社会最少会倒退十年。”从主权移交到现在，大家都会说：“啊！香港还有机会。”或者是觉得香港都还没差劲到一个极点，我们仍然有机会去改变它。而从整个反送中运动，延续到现在的这一场运动，大家都看到：其实香港的情况已经差得已经不能再差，真的是很急切地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香港重返正轨”才有机会。
那时听了他的一番话，我想：以自己的能力和资源，除了做一个运动的普通参与者之外，是否还能多做一点事呢？我对政治有些概念，又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那觉得不如尝试参选区议员，在新的战线上、新的平台上去帮助整场运动。
记者：你的同学估计都从事对口专业，你是否其中唯一的一个区议员？他们对于你的选择有什么看法？
梁晃维：他们其实没有太大反应。因为以前上学时，同学都知道我的兴趣不是在读学科上面，反而对社会、政治的东西比较关注。那科的学生很少会参与学生会的事务，我估计我是那一科里第一个去参选学生会干事的人。他们可能有些意外，就是我最后真的选了区议员作为我的终身职业，但是大家普遍的态度都是支持的。
把政治议题带进社区 唤醒港人公民意识
记者：刚才讲到想带一些改变给这个社会，你是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你会带给这个地区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梁晃维：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地区，除了一些硬件的东西，软件也很重要，就是指社区里面的人。因为以前的区议员，不论是保皇党还是泛民主派，在区议会的层面都有一点被香港整个政治环境割裂了。大家只会注重区里面一些民生的改善工作，跟居民平时的相处啦，帮助啦，给一些不同的小礼物蛇斋饼粽啦。当然帮助居民不是错，这是需要保持的，因为服务社区都是我们其中一个职责。但是我觉得区议会里应该多提一点政治性和全港性的议题。
尤其是社会都到了这样的地步时，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支持这场运动，都没有办法从那个政治氛围中脱身。与其回避，不如我们就将这些东西带进社区，跟区里的市民一起谈论，一起思考到底这个社会应该怎样继续走呢？或者现在走的方向是否正确呢？这是我做得多一点的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区议员，有责任继续提醒大家的公民意识。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政治的东西，只是一小撮人参与的事情，或者只是一些年轻人的权利。但我觉得不是。无论哪个年龄阶层的人，都应该要有机会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例如我们在区里面设立一些连侬墙，给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我们比以前的区议员更加敢讲一些政治议题，或者做一些政治宣传。
因为每一次香港都是要等到有一个很大型的社会事件才令大家觉醒，这样可能很久都不会令香港有真正的改变。那么在社区里面一个那么好的平台，我作为区议员，有社区里面的联系网，我们就应该好好应用这些资源，跟那些街坊说我们希望这个香港变成什么样子，希望大家怎样参与。
港府架空区议会 阻民众发声
记者：中西区区议会说过要拆除中联办前的政治花槽，现在结果是什么？
梁晃维：中联办外面有宽阔的行人路，但是前几年突然一夜之间建了一个很大的花槽，说是美化环境，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动机很明显，就是阻碍传媒采访，阻碍一些人士去请愿。我们听过一些街坊意见，尤其是一些同事住在中联办附近，他们都会说，那块东西（花槽）很占地方，又不美观，跟附近的环境格格不入。以前区议会会动用拨款去做一些社区的改善的工程，例如平整某些路段，或者移除路上的一些障碍物。
所以我们在区议会里提出动议，希望移除中联办的花槽。当然能不能成，现在就比较难评估。因为整个政府由民政总署牵头，明显试图架空这届区议会的职能。我们区议会平时反映的一些意见他们都不听，当涉及到反送中运动，或警察执法的问题，政府很明显是一个回避的态度，甚至是很刻意不想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我们区里面有些行人天桥被铁丝网封住，如夏悫道的天桥，和中联办附近港澳码头的天桥，都被铁丝网封了。我们区议会曾经收集居民的意见，很明显大家都不希望有那些铁丝网。但现在面对的困难是，政府说那是一个更加高层的决定，并不是由下面的部门决定。其实政府是用推卸责任的方法，用刻意回避的手段，避免区议会去做一些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事情。
记者：是的，香港很多事背后都有深层的原因。中联办的政治花槽，其实跟2002年法轮功学员去中联办请愿有关系。当时他们被诬告阻街，打了三年官司，最后法轮功学员胜诉。后来中联办就弄了一个政治花槽，使人们不能在那里表达意见。你可否再介绍一下，那个行人天桥的铁丝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原因是什么？
梁晃维：铁丝网是大概去年12月或今年1月的时候开始的。它当然没有讲安装的原因，但是大家都很明显估计到，他们是希望阻止在天桥上面扔东西下去阻塞交通。政府做这样的工程其实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为什么大家要用阻塞交通这些手段去表达政治诉求，就是因为当大家和平示威的时候这个政府都不听。当我们100万、200万人上街游行，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市民很自然就会采取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政府不是聆听市民的意见，尝试解决他们的需求，反而做更多无谓的事情去限制大家的自由，我觉得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
例如我们那一区，有一个天桥底的一根柱子，本身可能是给那些街坊来做连侬墙，它（政府）现在都用路政处的水马去围住那里。为了要阻止大家表达意见，为了要将社区里的声音消灭，政府是无所不用其极，无论那些工程多破坏这个社区的观感，多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它都会做。他们只是希望香港看上去歌舞升平，从来都没有想过解决问题的核心。
港青年不惜代价争民主 渴望国际社会帮助
记者：港大一直都是风眼，风暴的中心，去年中大理大事件，而港大似乎算是保住了一点，没有给检查出来。你觉得港大的学生，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起了些什么作用呢？
梁晃维：很多时候港大的学生不一定会走在最前线，但是他们比较有策略性，他们会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就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步迈进。以我自己为例，我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里，那么我就尝试做一些跟我的才能吻合的事。例如我擅长演讲，那么在运动初期，我就跟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些宣传队伍，去学校或在各区做一些宣传，向民众解释反送中运动。到了后期我发现可以更进一步去参选，成为一个区议员。我想港大每一个同学都很会利用自己的资源，我相信很多港大同学都在这场运动的不同岗位上默默的做着贡献。
记者：你最近帮忙做一些国际战线，跟张昆阳，黄之锋等等？
梁晃维：上次我们国际战线的一个行动，就是希望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第一份年检报告，向美国提出一些建议。黄之锋、张昆阳他们国际线的手足，会找像我这样的区议员一齐做这件事，是因为打国际战线，除了一定要有像他们那样的代表性人物出外游说之外，本地民众的意志聚集其实也都非常重要。
区议员大部分都是用一个民选的方式来产生的，跟立法会不一样，立法会有一半的议席是功能组别。如果一大班区议员能够团结在一起，我们代表到的民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民意，能够直接代表到香港人这一刻到底想要些什么。整个国际战线除了要打空战，就是一些人直接跟外国的政治人物谈判、游说之外，我们也要打地战。
例如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香港人不能够展现出真想要这条法案的意愿，美国的国会议员也是爱慕能助的。因为我们11月份一连串的行动，还有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让美国的政府、议会看到，香港人非常渴望有这个民主的到来，非常渴求外国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香港人追求民主，所以他们才那么快的速度通过了这个议案。所以这次我们应该找一个类似的手法，再一次找一些不同的手段告诉外国社会：香港人没有忘记初衷，仍然在追求民主，希望国际社会在疫情中能够抽一些时间来继续帮助香港人。
记者：现在进展如何？因为五月份就会出这个二读审议报告。
梁晃维：上次我们将那些联署交给美国驻港的领事，他们会带给美国国务院。我相信美国国务院那边已经在准备这份报告。但是什么时候发放，现在还没有消息，可能美国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么本来应该是四月份之内出的，可能现在要延后了。
记者：你们提供的制裁名单，大概有多少人左右？
梁晃维：制裁名单最终有多大或者有多少人，这个还是未知数。但能够讲的就是，这份报告能够预期是一份比较强硬的报告。其实美国在上个月都出了一份人权报告，其中关于香港的章节很长，很详细、很清晰地描述了过去这一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例如新屋岭拘留所，例如8·31太子站的恐怖袭击，反映出美国对于香港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记者：这个制裁名单的重要性是什么？
梁晃维：这个制裁名单最重要的就是给中共和港共的一帮爪牙一个警示。就是要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继续打压香港的自由，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当然就算制裁他们，冻结一些资产，禁止入境美国等，比起他们过去一年对香港做的事情，是真的微不足道。
因为有那么多香港人因为这场运动而被捕、受伤，甚至有些人失去性命，而这一班打压我们的高官、保皇党和香港警察，他们依然毫发无损，依然每一天都在拿工资。所以这个制裁名单只能够说是第一步，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能够制裁到这一班卖港的人，真正能够帮助香港实现民主之路，我想仍然要有一段时间。
我个人觉得另一个着眼点是，我们应该看看，美国即将递交的这份年检报告，对于香港普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因为美国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支持香港在2020年全面普选的，但是在时间上现在暂时就不可行，因为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即将到来了，只有几个月时间。所以美国到底会怎样写关于香港普选状况的这个部分？下一年会不会将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或者普选，作为验证香港自治的一个条件？会不会因为香港不能够实现普选，而对香港的政策做一些改变呢？我觉得这一方面都值得我们期待。
记者：我之前采访过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游说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国际社会非常重视香港年轻人，特别是这些年轻大学生的声音，他们可能提供了很多意见给了美方那边。而港大都有很多手足被捕，有没有将他们的声音带过去呢？
梁晃维：作为一个大学生，身边都一定有一些同学被捕的，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当然跟我们想法相近。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要跟国际社会说，在香港看到的一班被捕的人士，或运动的参与者，他们不是乌合之众，其实他们都是可能很有前途的学生。
例如我身边都有一些医科、法律系的学生因为这场运动被捕。看到一班原本是大好前途的人，都要选择豁出来，为自己这个城市的未来去拼搏，我相信国际社会都能够知道香港的问题有多大。不仅跟美国，而且跟全世界其它国家，我都会不断重复这一点。就是跟他们说，其实香港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渴望民主，真的是不惜代价地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情。
记者：你在争取民主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压力？因为很多区议员都被捕，包括你们区议会主席。
梁晃维：在2020年成为一个区议员、一个有名有姓的反对派人士，一定是会有风险。尤其现在的警察要拘捕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一个合理的原因。例如上一次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被捕时，警察引用的都是殖民地时代的法例，根本是随便编造理由去报复，因为之前在议会当中郑主席对待警察的态度。
现在不可以太奢望完好无损地完成整个任期，我有心理准备，可能有一天，因为参与示威行动，因为一些言行，警察甚至可能会像对郑丽琼主席那样，将我拘捕，我觉得都不意外的。或者我们每一个区议员这次走出来参选之前，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港府防疫工作差 区议员帮找口罩
记者：很多区议员上任之后，第一个挑战就是找口罩，你们好像都有一些故事？
梁晃维：找口罩应该是所有区议员一个共同的回忆。大家都没有想到上任不久就遇到这个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计划。但是不要紧，疫情也有疫情带来的一些机遇。整个社区比以前更加团结，因为大家都很想能够守住社区，防止疫情扩散到社区。不论是议员，大厦的管理组织，或者街坊，都比以往更愿意主动分享资讯，互相求证，确保社区没事，居民安心。
找口罩，我有这样的经历，例如订完口罩被人截单，或者给了钱之后，到现在都收不到口罩。但幸运的是，透过一些有心市民的捐赠，或者自己最终能够买到口罩，在过去几个月，都不断给区内的居民提供一些口罩。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我明白在疫情期间，口罩等防疫物资的价格会水涨船高。
但是当社会上的口罩涨到这样的价格，很多人真的负担不起。以我自己的区为例，有公共屋村，还有一个老区有很多独居的长者，要他们现在200多300元买一盒口罩，真的不可能。平时可能300元够他们吃一两周， 要他们取出两个星期的饭钱来买一盒口罩，合理吗？他们会觉得不值，所以宁愿不戴口罩上街，都不会花钱买。
政府在整个防疫工作上，尤其是在防疫物资方面，完全做得不够。例如现在台湾是每个人两周可以买9片口罩。但在香港，疫情已经三四个月了，仍然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措施。说是资助一些本地生产线，但是生产出的口罩都卖200、300多元。基层市民在这场抗疫战中完全感受不到政府的帮助，反而要靠社区自救，例如一些有资源的街坊，将多余的口罩分给其他市民；或者靠我们区议员张罗口罩派给他们。
那些公公婆婆每次都在等这周区议员派口罩，或者下周派口罩，但是这不能够持续做下去，因为即使我们区议员每次自己掏钱去买，能够买到的口罩都很有限，而且不是每一个区议员都很有钱，所以最后要真正解决这些事情，是要靠政府主动建立一个更好的全香港口罩发售的制度。
染疫人数少 重要原因是港人不信中共
记者：这个疫情已经感染了500多万人，死了30几万。香港和台湾，是最近大陆的地方，反而相对来说是较少。你觉得有什么启示？
梁晃维：我觉得那个启示就是我们的公民意识。台湾和香港都经历过2003年的SARS，对于疫症这个东西很有警觉性。从疫症还不严重的时候，我们已经全民带口罩，减少外出，不去外游，可以说这是一个民间自救的成果。而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中共）。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中国（中共）都有很多的隐瞒，例如最开头隐瞒疫症能够人传人，到后来隐瞒确诊数字、死亡数字。如果香港人真的听信中国（中共）讲，不需要害怕这个疫症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绝对不会有那么少的确诊个案。
记者：你对香港前景有什么看法？
梁晃维：能够估计到，中共和港共政府对香港的打压必然会越来越强。但是我相信：只要香港人这个群体存在一天，香港这个地方就一定有希望有出路。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是从去年6月到现在的这场运动当中，看到每个香港人展现出的灵活性、主动性和坚持，会使你感受到这个群体、这个共同体系是有希望的。我相信将来不论这个打压有多强，香港人都必定有他们的方法变通，必定能找到一些新的出路，带领香港继续向前。
记者：经过这一年多的洗礼，你有些什么改变？
梁晃维：我觉得是成熟了，因为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人士，当中的转变其实都很大。以前在学校里，朋友与朋友之间没有那么多猜忌，不需要顾虑。但是进入社会，尤其是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做每一样事都要比以前更加小心，又要处理不同的人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这方面都学了不少东西，我相信将来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一个网友问，区议会有没有官方直播？
梁晃维：有的，这要看不同区议会的情况。我们中西区区议会有一个Facebook的专页，就叫作“中西区区议会直播”，上面会直播我们整个的区议会大会和委员会的会议。这是我们之前跟中西区区议会的秘书处讨论，¬而做出这个安排的。我所知道的还有南区区议会有他们的官方直播。
记者：关于选举的问题，海外的一个网友问，已经移民去外国、没有香港住址的香港人，是否可以有投票的资格？
梁晃维：如果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在香港曾经登记过选民，理论上选民资格是不会消失的，移居海外，回来香港投票，据我所知，理论上是按照最后一个地址的那个选区来投票的。如果想知道选民资格还存不存在，可以到选举事务处的网站核对。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