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5月29日讯】（大纪元渥太华记者站综合报导）在周三（5月27日）下午由皮尔逊进步政策中心（Pearson Centre for Progressive Policy）举办在线讨论中，瑞典、台湾、德国和日本驻加外交官们呼吁全球合作，并警告说，从各自国家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主要经验来看，不要抱有“伪安全”的心态。
主持人、加拿大众议院外交事务和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在介绍时表示，台湾对疫情的反应“理所当然地值得称赞”。各国外交官也均认为台湾对疫情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并表示，对在加拿大工作的外交官来说，现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鉴于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
陈文仪：台湾抗疫成效备受国际赞扬并非奇迹
台北驻加拿大代表陈文仪在会上表示，台湾抗疫成效备受国际赞扬并非奇迹，而是汲取2003年SARS惨痛经验后所做的充分准备。
“我认为没有什么魔法，这是有准备的。”他说，这个拥有2,400万人口的小岛已经做好了准备，部分原因是它在2003年受到了SARS的“重创”。
早期积极主动的工作、政府集中应对，以及公民的信任，都是将确诊病例控制在450例以下的重要因素。加拿大的人口仅有不到3,800万，截至5月27日，确诊人数为86,939人，死亡人数为6,671人。
他解释说，自去年底疫情初始即全面采取各项主动果断防疫作为，包括组成口罩国家队量产口罩，不仅确保台湾所需，并积极援助国际社会，包括加拿大；运用大数据及资讯科技有效执行检测、追踪及隔离染疫者，阻绝社区传播，有效控制疫情；每日举行疫情记者会与民众充分沟通，保持即时资讯公开透明；致力维持社会、学校及经济正常运作，而未全面封锁或牺牲人民自由法治等为代价。
陈文仪表示，台湾的做法未必对每个国家都有效，但做好准备和透明化是将台湾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控制在仅七人的重要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的每一个做法都要非常透明的原因，这是为了确保达成共识。”陈文仪说，他称赞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在两个月内扩大规模，有能力生产多二千万个口罩，其中一些口罩被发往重灾区国家，当然还有加拿大。
陈代表强调，应对全球疫情，唯有各国相互借镜及加强合作，才能全面有效控制疫情。疫情过后各理念相近民主国家更有必要加强合作，以建立可信赖及高品质的供应链，在生物及医疗科技、个人防护装备、检测、药物及疫苗开发等方面进行合作，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
他说，应对新冠病毒需要全球合作。中国坚持把台湾看作其省份之一，尽管台湾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努力争取世卫组织的一席之地，但未能实现。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他说，“除非我们能一起努力，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是赢家。”
德国大使：质疑保持社交距离 吸取教训合作抗疫
外交官员们非常公开地表示，不认为可以硬性封锁，因为人们将无法长期做到这一点。
德国驻加大使萨宾·斯帕瓦瑟（Sabine Sparwasser）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世界范围内的地质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实验中，而我们总是在事情过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警告，当措施开始生效，公民质疑是否有必要保持社交距离时，可能会出现“伪安全”的状态。她说，台湾的反应“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斯帕瓦瑟女士在讨论所面临的挑战时说，欧盟伙伴之间的团结协作并不顺利，德国是有过失的一方。3月，德国因禁止出口防护性医疗设备而面临反击。
“尽管这是个全球性的大流行病，但每个人都回到了民族主义的反应。”斯帕瓦瑟女士说，“我想现在大家都同意，在德国，我们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斯帕瓦瑟女士说，德国在测试和准备重症监护室方面做得很好，并通过总理默克尔强有力的信息传达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她表示，默克尔身边有一个科学委员会。公民们广泛尊重封锁，她将其中一部分归功于总理强有力的信息。
“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表明，在领导层有沟通的国家，在他们有科学决策的国家，在领导出面并且透明度非常高的国家，封锁的效果其实更好。”
日本大使：政治领导和基于科学数据的有效沟通相当重要
日本大使川村康久（Yasuhisa Kawamura）表示赞同这一评价。
“政治领导和基于科学数据的有效沟通……相当重要。”川村先生说，他的国家已经呼吁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新网络，建立一个关于疫苗开发的透明产权共享制度。
他说，这是他所说的各国应该互相比较学习的方式之一，“这样，我们就能准备好迎接更严酷的日子的再次到来。”
瑞典大使：瑞典采取“软封锁”
瑞典大使乌尔班·阿林（Urban Ahlin）解释说，与北欧邻国相比，瑞典采取了“软封锁”的方式，而这在瑞典是一个公开的辩论话题。虽然大学在网上授课，孩子们继续他们的学业，商业活动依然开放，但大家都在努力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他说，虽然人们对旅行和行动都很小心，但这也意味着瑞典是世界上人均病毒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阿林先生说，在死亡的四千一百多人中，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老人护理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5月27日，他的国家有34,440例确诊病例。
这引起了人们对瑞典的做法是否正确的质疑，但这种做法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考虑到在世界各国争相寻找疫苗的过程中，社交距离的措施将不得不长期存在。
其邻国以及加拿大，“如果算上感染者或死亡的人”，阿林先生强调，“到目前为止”，病毒的全面影响仍不清楚，他并指出，曲线已经趋于平缓，医院从未出现过人满为患的情况。
阿林先生后来又补充说，瑞典公民也绝不会接受联系人追踪的应用程序，称对于听从当局，但却不喜欢国家监控的民众来说，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
他说，对重症监护室的准备工作的关注可能会更加集中在长期护理院。
莱维特先生则表示，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经验，“这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绝对是悲惨的后果。”本月早些时候，国家老龄化研究所报告称，在加拿大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数中，超过80%的老人是在长期护理院中的老人。
在瑞典生产呼吸机并将其送出国门的情况下，阿林先生表示他们国内没有争论，但他很高兴德国经历了这段教训，让各国都能从中吸取经验。
“在这样的危机下，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畅通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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