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6月01日讯】2020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除了刘伯温等预言家外有谁能料到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竟然变成今天的样子呢。
最近看到香港的新闻，留意到一些年轻人和抗议者以及和武装警察的冲突，心情真的很沉重，不由得想起了89年的6·4。那已经是31年前的往事了，却和今天似曾相识。
（一）
很多事情记不太清了，但是清清楚楚记得我们是怎么走向街头的。
大概是89年4月中下旬，很多学校的学生已经参加了几次学生游行要求反腐败改善人民生活，很多已经罢课去天安门了。我们学校宿舍楼里已经挂出了横幅标语，但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医院校，不及北大清华等有着五四青年的热血，部分的学生还在早晨打着太极，或复习功课，或准备考完试再去看看情况。总之还没有全体罢课走出校园。
一天早晨，按例大家都在食堂一边吃早餐一边听每早7点到7点半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听到广播里说到：“中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学习是学生的本分，不应该去游行，他们都在认真学习上课云云。”哇，我们全大眼瞪小眼瞠目结舌，我们被代表了！
8点不到，全体学生已经自发地在学校门口集合，标语横幅也已经在前面举起了。校长这次已经劝不住了，不由地也抱怨新闻联播：“本来我们管的挺好的，现在这不是添乱嘛！”
就这样我们终于走出了街头和其它学校的游行队伍会合了。其中有善意地调侃我们的同学：“被逼出来了？”
从天安门回来的路上，先要坐地铁，竟然有人给我们让座。我们惶恐地说：“那哪能行，我们是年轻人。”他们说：“你们游行走得辛苦，坐坐吧。”下了地铁等公交车，又有两个大叔模样骑自行车的人要送我们回学校，说要不还要等半天车。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学生？”他们说：“一看就看得出来，肯定是走到天安门请愿去了，辛苦了。”
就这样，学校就不上课了，我们每天都去天安门。学生绝食期间，因为我们是医学院校的，所以负责送水，拉起给救护车过的紧急通道，抬担架。
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听说士兵要进城了。附近的市民晚上把公交车停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上，并有人值班说要堵住士兵进城，保护学生。
一次在西单附近的巷子里，有一辆载满士兵的军车被堵住了。附近的市民们试图在和他们讲真相，而士兵坐在车里目无表情一脸茫然。一个老奶奶拿了一盆洗好的黄瓜西红柿，一边递给大兵哥，一边说：“孩子们，你们回去吧，你们不知道，那些学生们也和你们差不多大，他们是为了老百姓请愿呀，你们可不能去打他们呀。天这么热，吃点儿东西回去吧。”大兵哥依然是茫然，对被硬塞在手里的黄瓜西红柿惶恐着不知是不是可以接。
我妈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关键时刻生病了，5月底时我不知怎么得了腮腺炎，脸颊肿的很大，发烧。同学们都善意提醒我应该回家休息，因为腮腺炎会传染。等我差不多好了准备再去天安门看看的时候已经开枪了。
6月4日一早，老妈说晚上听到枪声了，我们一起去到附近的人民大学门口，那里已经挤满了人，老远就能感受到那悲怆的情绪。一些学生刚从天安门撤回来，有的人身上带着血迹。有人在向大家讲述，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橡皮子弹……
路边传来一个女人哭喊声。一个男人举着一个花圈要走去天安门抗议，好像是他的孩子被杀了，那个女人应该是他太太，一边坐在地上被他拖着走但抱着他的腿死死不放不让他去，一边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说：“他们有枪，你走不到天安门你也活不了了。”并请求众人帮她拦住他。
那种悲伤，那种无奈，那种愤怒……有几个年轻的市民开始不能控制，他们掀翻了路边停着的一辆空的警车，砸碎了玻璃。
我和老妈回到家，看到我爸坐在那看中央台，电视里反复播出的是军队镇压暴乱，而且有一个士兵被杀了，但是完全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如军队向市民开枪和学生被杀。我爸老泪纵横，愤怒地颤抖地用手指着我：“你……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惊到了！我爸，我亲爸，难道您认为我是其中的一名反革命的暴徒吗？
我在另一间屋里哭，妈在旁边劝道：“别理你爸，他从来都是在电视前面坐着看新闻联播，别的他什么都不信。”
我心里好痛，从来没有那么痛过……每天早晨伴着广播的新闻一起吃早餐，每天晚上伴着电视的新闻联播吃晚饭。细雨润无声，每天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陪伴已经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意识到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为什么就我了解的身边事的报道却的确是这般不同呢。
我更心痛的是我亲爸在我对他的事实陈述和新闻联播中选择相信了党媒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子女。
所以这几天在看到香港的报道时，不由得让我又回忆起了六四。想像一下我爸和国人一样在看新闻联播，可以想像他们对抗议者或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暴徒们的痛心疾首，心里天凉好个秋呀。
真相，知道真相的权利在有些地方有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需求。也有可能真相过于残酷，还是选择知道想知道的或被允许知道的吧。如果《华盛顿邮报》要是尼克松的喉舌的话可能他也就不用下台了。
（二）
六四开枪以后电视里不停的报道谁在逃和抓到了谁，大部分的学生开始了“空校运动”都回到了各自的老家。
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身经百战的老百姓可能早就料到是这样。我曾经随同一个高班的同学拜访过一位六四受难者。
这位中年男子六四当天被子弹打中小腿，被送到离天安门很近的积水潭医院。当时他大哥也在场，留下假的名字，处理过后坚持回家坚决不留在医院观察，当然也不能复诊因为是枪伤。大哥托朋友找到了我们的同学，所以后来需要换洗包扎什么的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去他们家里为他护理的。而且过后确实听说警察都有去医院查找有关外伤病例或住院的人。我当时觉得他的大哥太威武了，关键时刻判断准确，又一次拯救了他弟弟化险为夷。
9月初开学了，我们学校的学生还是全体按时报道了，幸运的是没有一例伤亡。
第一周没有正常开课而是开会反思，写报告写心得。具体写出在学运期间做了什么、知道什么和思想活动。万分的感谢学校老师们，虽然他们走过的桥不一定比我们走过的路多，但是他们用他们的善心和经验含蓄委婉但慷慨激昂地为我们定了基调：“同学们，我们是医学院校的学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责任。无论是市民还是士兵，不论谁受伤我们都是要救的……”
所以我们都承认我们只是对生命负责，我们年轻幼稚对政治没有热度和态度。
六四过后一直戒严了好久，很多路口都有大兵站岗，有的还有军营帐篷。
我当时的男朋友正在办理来澳洲留学。记得拿了签证临走前和同学朋友饯行聊得有些晚。回来路上在等车的时候我们被大兵拦下来：“身份证。”
他掏出身份证递给他们，可能稍有些不屑不满不在乎，总之后来意识到是引起大兵们的不满：“过来一下。”他们把他带到账篷里，并对我说：“你在外面等着。”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突然，他从帐篷里向我跑过来说：“他们打人！”不容我多想，三个大兵哥追出来拿着长枪扇面似的围在我们面前，咔啦，咔啦，是枪上栓的声音。我本能地像老鸡保护小鸡似的张开双臂站到他前面喊：“不要！！！”
后来想想真是后怕，看来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也或者我真可能是女中豪杰吧。
其中一个大兵说：“你放开，你让他跑，他敢跑我们就敢开枪！”
可能是刚写完思想汇报印象比较深，我马上说：“我们不是暴徒，我们是学生，是医生。我们什么都没做过只是救死扶伤来着，一定是误会。”
我的左前方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我觉得可能是这里的长官吧。我问他们：“我可不可以和你们的长官解释一下。”那个长官说：“这些士兵在这里也有情绪，常受到市民的白眼，他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对此表示出极大的理解，并再一次表示我们只是白衣天使绝对不是暴徒。
不知道交涉了多长时间，我们终于被允许离开了。末班车已经没有了，旁边有一位等着拉私活的拉三轮的师傅说可以送我们一程，“你们今天也真是有惊无险呢”，他等这么久也是有些担心。
睡了一觉，第二天去他家帮他准备行李什么的，当然男朋友对我是充满感激之情。
一进门他妈妈就问：“你们昨晚为什么搞到那么晚，为什么被拦截，为什么不拦别人拦你们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虽然我没有奢望被感恩戴德，但她的反应极大地超出了我的预期，确认和我爸是一个党的。我顿时觉得委屈和不解，声音不由得高了起来：“昨天是您的儿子差点被开枪打死，他没做错什么。我们没做错什么！”他的爸爸沉默着，然后对着他妈妈使了一个眼神并轻声道：“你不要再说了。”
后来他顺利抵达悉尼，好在当年的霍克总理看到六四的报道老泪纵横，给当时所有中国留学生予以庇护，这就是当时的815和816类别签证。自此以后从中国大陆来的815/816们慢慢在澳洲成家立业开始了新生活，又把配偶孩子都团聚移民过来，父母们也慢慢过来了。最终在中国城可以听到更多的普通话而不仅仅是广东话了。
时光苒苒岁月如梭，当年的815/816们确实也是发扬中国人勤苦努力的本色大都混的也顺风顺水事业有成。他们还记得6·4吗？
1995年霍克总理二婚时我和几位朋友就曾经站在外面，当新郎官出来的时候就为了和他说声恭喜。2019年他葬礼时也有很多当年的815们去和他说再见。不过霍克总理自己大概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落泪，而退休后去中国做起了生意。难道我们还能要求每个815放弃自己什么同乡会、商会的头衔再去旧事重提？
很多年的敏感时期都会恰巧有国内来的演出来歌舞升平。记得2006年6月4日晚上在悉尼歌剧院有特别的演出《中华情》。当时有几十名民运人士在悉尼歌剧院前的大道上打出横幅《今天是六四，别看了回家吧》。大部分人会避免眼光交流无视地走过去，却有一位带着女儿、已是大叔年纪的人说：“朋友给的票，确实没有想到今天的日子。还是不看了。”
这次换英国了，因为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英国可能为香港人移民敞开大门。
30年了，历史有些相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中共政权流水的不同时期的受害者抗争者，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西藏人、新疆人、法轮功、香港人、全地球肺炎人……
（三）
不得不说，党媒的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到家，而且是从幼儿园到工作单位，从小到大，无一幸免。
记得小学的时候都要争当少先队员，每天都要带红领巾。一般同学带的都是布做的，我当时因为是个中队长还是大队长什么的，还经常在开校会的时候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有一次会讲故事的孙敬修老爷爷来学校的时候还是我陪他坐在台上呢。所以家里多花了好几倍钱给我买了一条绸子做的领巾，戴起来觉得很不一般呢。一次坐在院子里和其他大人小孩一起洗菜洗衣服聊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红绸领巾一洗就掉颜色，整盆水都带着淡红色。为什么掉色了呢？旁边一位中学的大哥哥说，“这就是染上去的。”我愤怒的回他道：“不是，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那位大哥哥嘲笑着走开了：“现在哪有那么多烈士给你染呢，这就是教育你呢。”我当时迷茫了一阵子后也就忘了再纠结了。
还记得小学时候出黑板报吗？每个教室后面和学校前门校园里都有，每个班轮流值日出黑板报。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说现在的主题是批林批孔，我们是从报纸上抄的，把林彪和孔老二绑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少先队员的铁拳。现在如果不是问谷哥哥都不知道他两个是咋整到一起的，而且孔老先生也早已被平反，以他老先生命名的孔子学院也被中宣部推到了一百多个国家。不知道圣人孔子在天有灵会有何感触，应该不会摈弃前嫌感恩戴德吧。
还有一次我们的舞蹈表演被选中参加区里的演出，大意是说“台湾人民的生活是水深火热，我们要拯救台湾之类的”。最后是领舞拿出一张标有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图亮相给观众看，然后转过来给群舞看，再后来就是我们激动地欢呼雀跃一下。记得最好笑的是当时彩排的时候地图还没有画好，所以领舞把图展开，观众看到是一张白纸，以为拿反了；当她转过来给我们群舞看的时候，观众看到的还是一张白纸，禁不住都大笑起来。但是台湾毕竟从小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有一次要去台湾旅游，就想邀父母一起去玩。结果老爸坚持不去，说台湾太乱。我不解，直到得知老爸每天看海峡两岸觉得台湾太乱去了不安全。我还不死心，打电话调侃老爸要不一起去解救台湾人民吧，他觉得现在老了就算了。我真觉得这要是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就真有可能把他忽悠过去了呢。
记得爸妈来澳洲的时候，每次周末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拿回来很多免费报纸杂志什么的，但我发现老爸每次把其它报纸每篇都翻看，只有大纪元报纸他不动。我劝道：“反正都出来了，有的看就看看，可以兼听则明嘛。”我爸说，“不看了，否则脑子就乱了。”
是啊，到底还有多少真相我们不知或竟然也不想知道呢。
好像是十几年前吧，辛灏年到澳洲来做了一个《谁是新中国》的巡回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八年抗战是由蒋介石领导国民党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WHAT？太扯了吧？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吗？不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吗？电影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呀，当时还觉得自己不够贤惠不会烙饼，电影里的女性都是要给上前线的哥哥带上亲自烙的饼和自己纳的鞋呢。
还是问问第三者吧，正好认识一位研究历史的西人朋友，我问到，“你知道二战时在中国战场上是谁打赢日本的吗？”他说：“国民党呀！咦，为什么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很无语了，懊恼地承认我是今天才知道的。然后轮到他无语了，无法理解聪明如我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事实。他又附加道：“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是国民党，如果是共产党打赢的话他们不会让国民党去的吧。”
回过头来细琢磨应该是被忽悠了。当时的歌曲唱的是：“到敌人后方去，到敌人后方去……”你千万别不敢承认刚才你读上一句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哼出旋律的，那是当时多么耳熟能详的歌。对呀，如果前去抗战，为什么不上前线奋勇杀敌而要到敌人的后方去，为什么要敌进我退呢。
如果我们自己都被教育的不能了解40年代的抗日的历史，我们为什么又会惊愕于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80年代的六四呢。
前几天看到一段视频香港的幼稚园里小朋友在升国旗，那个满脸稚嫩的漂亮小女孩学着天安门升旗手的样子右手一挥试图让红旗飘扬起来，我在想二十年后她长大了是否可能也不会知道曾经有200万香港人一起走上街头抗争过吧。
一次有朋自远方来，带朋友去景点转转，我最喜欢带别人去的景点是“麦觉理夫人的椅子”，可以看到歌剧院和悉尼大桥。途中遇到法轮功学员发单张的，朋友说法轮功尽是找好地方去呀。我曾经也不能理解人家好不容易来旅游，说些三反、五反、文革等非正常死亡什么的以及最近的活体器官移植等，这是不是太沉重而不合时宜呢。那位大姐婉婉说道：“我们也是等在最可能遇到您的地方，急着告诉您在国内听不到的真相，我们是为您而来。”
真相，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好人寥寥》电影里著名男主杰克·尼克森的的声音：“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你承受不起真相！）”
真相有那么重要吗？作为个人，如果有选项，我会比较选择全面了解事情的各方各面自己做出判断，愿赌服输。你呢？
责任编辑：何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