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中共】魁北克成为疫情重灾区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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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6月20日讯】(大纪元渥太华、蒙特利尔记者站报导)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人口并不多的加拿大,确诊感染人数排在全球前20名之内。截止6月中旬,加拿大确诊感染人数突破10万,病亡人数逾8千。

其中,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感染者占全加国一半以上,病亡人数超过65%,而魁省的人口比例只有全国的四分之一。

大纪元编辑部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指出,“病毒的蔓延,清晰地呈现出以中共为目标的选择性传播,它针对共产党而来,淘汰中共和亲共分子。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都是和中共走得近的,为中共输血、站台的。”

近几十年来,一些加拿大高层官员、人脉通达的精英和有影响力的财团,一直在推动加拿大加强和中共政权的关系,他们中不少人是在魁北克

从中共建政之初,帮助中共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到随后中国一路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加拿大都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不仅压制本国民众,还将触角伸向海外,影响渗透国际自由社会,面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些加拿大官员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早期的亲共策略

1970年,皮埃尔.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与中共政权建交,是西方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的这一举动还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跟风,为中共政权日后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

1973年10月13日,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右)与毛泽东握手。两人是在中南海会晤的,特鲁多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CP Photo)

特鲁多在1968年上台以后,把与中共建交、引其加入联合国做为主要的外交政策之一。在当上联邦总理之前,上世纪50年代,特鲁多曾以魁北克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据2013年出版的Bob Plamondon撰写的《真实的特鲁多》一书记载,在那里他对一名苏联官员的妻子说,他是共产主义者,也是天主教徒,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批评美国、赞扬苏联。【1】

在当选总理前,特鲁多曾去过中国2次,第一次是1949年,第2次是1960年受中共之邀前往。回来后,他与Jacques Hébert合著了一本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

那次访问,中国正处于中共统治下极为惨痛的一幕,1958年到1962年间,中共搞大跃进,迫使农民放弃耕种而大炼钢铁,最终导致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丧生。但特鲁多在书中却写道:“我们相信正在见证工业革命的开始。”【2】

1973年,特鲁多做为加拿大总理正式访华,受到时任中共领导人毛和周的接见,据《环球邮报》报导,特鲁多当时称赞说,中共体制比之前所有的中国社会制度都好,“正在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尊严和平等的机会。”

特鲁多说此话之际,正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血腥运动造成估计数百万到2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遭受体罚、羞辱、没收财产,并且搞垮了中国的经济,摧毁了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在北京的坚持下,特鲁多要求中华民国代表团改成台湾代表团,中华民国拒绝后被特鲁多禁止参加,即使该队获得了国际奥委会(IOC)的认可。 拒绝国际奥委会认可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是史无前例的做法,美国方面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特鲁多对中共政权的仰慕所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助长了加拿大数十年来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2013年,他的儿子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当时为自由党党魁,正寻求竞选下届联邦总理,被问到最崇拜的国家时说:“我对中国实际上有一种欣赏,他们的极权制度使他们能在经济上扭转局面。”这一言论立刻引起全球哗然。《国家邮报》政治专栏记者安德鲁·科因预测,特鲁多在当选后,会像加拿大人所期望的那样“抗议中国人权”,但是,会用不引起中共注意的音量。【3】

关系密切的大财团

在加拿大对华政策的背后,有一些努力游说的大公司,以让加拿大加强与中共的联系,他们中有许多的总部在魁北克。

鲍尔集团是一家国际性投资控股与管理公司,拥有上百亿资产,总部设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文达峰(Jonathan Manthorpe)在其2019年所着《熊猫的利爪》一书中,把鲍尔集团比喻为“加拿大和中国正式关系的主要看门人”。

2016年7月6日,电力公司创始人保罗·戴马雷的儿子安德烈·戴马雷在爱达荷州太阳谷参加一个活动。(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鲍尔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是加拿大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戴马雷家族。1968年,老保罗.戴马雷接管鲍尔公司,之后由他的两个儿子,小保罗和安德烈,共同担任CEO,一直到去年两个儿子才从CEO位置退下来,但是依然担任集团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

鲍尔集团与加拿大政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4位前联邦总理。

前联邦总理克里靖(Jean Chretien)的女儿嫁给安德烈.戴马雷,克里靖和另2位前联邦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和马罗尼(Brian Mulroney),都曾经是鲍尔集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另一位前联邦总理马田(Paul Martin)曾在鲍尔下属子公司,加拿大汽船公司(Canada Steamship Lines)担任主席,之后与人合伙在1980年代买下了这家公司。

克里靖2019年建议,加拿大司法部长应利用他的权力来阻止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马罗尼则建议渥京,将克里靖作为特使派往中国,与中方商讨释放被拘留的加拿大人的事宜。

为鲍尔集团工作过的名单上,还有其他几位加拿大政界知名人物,包括一些内阁部长。

鲍尔集团另一个颇有影响的高管是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他曾担任过鲍尔集团总裁,之后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斯特朗是著名亲共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德的侄子。在九评编辑部出版的《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书中,这样描述莫里斯.斯特朗:他深受他姑姑的影响,称自己为“意识型态上的社会主义者,方法论上的资本主义者。”

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直到去世。2010年他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他仍然在和联合国保持一些合作,“特别是在中国那个地区”。【4】

鲍尔集团还是加中贸易理事会(CCBC)的创始成员,该协会是在老保罗.戴马雷的牵头下成立的。

加中理事会

老保罗.戴马雷是家中理事会的创始主席,他儿子安德烈是名誉主席,现任主席由安德烈的儿子奥利维耶(Olivier Desmarais)担任。加中理事会主张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其会员囊括了一些加拿大前政要,或者即将跻身政界的人士。

1978年理事会成立时(当时名为Canada China Trade Council),创始成员有8家加拿大公司和1家中国国有公司——中信集团。8家创始成员中,有一半的公司在蒙特利尔,分别是鲍尔集团,蒙特利尔银行(BMO),庞巴迪(Bombardier)和兰万灵(SNC-Lavalin)。

文达峰在《熊猫的厉爪》中说,该理事会的创始成员“成为加强加中关系的有说服力的游说者,他们把贸易利益置于最高。”

鲍尔集团与薄熙来家族过往甚密 。薄熙来当时在中共体制内就像是一股快速崛起的势力,有机会问鼎中共的最高权力。安德烈·戴马雷的岳父、加拿大前总理克里靖曾称薄熙来为“老朋友”。当时的加拿大政府认为,建立这种关系很重要。

去年底,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鲍尔集团工作。该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勒梅(Stéphane Lemay)证实了这一点,2019年,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年32岁的薄瓜瓜,在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鲍尔集团工作,担任业务分析师已有两年半时间,他通过一个实习计划加入该公司。 【5】

尽管薄熙来已被投入监狱,但薄家族在中共中仍有影响力。勒梅表示,鲍尔集团是40多年前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者之一,多年来一直与许多中共权贵保持着关系,“包括与薄熙来家族的关系”。

据《环球邮报》报导,戴马雷家族与薄家的关系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时任中共副总理,曾经在蒙特利尔停留期间去老保罗的家中造访。1997年,时任鲍尔公司总裁安德烈·戴马雷又在北京与薄一波私下会面,他还把那次会面称为“特殊优待”。

2004年薄熙来当上中共商务部长后不久,鲍尔集团获得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成为第一批有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之一。

薄熙来与其妻谷开来被指控参与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据《新纪元》报导,在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和辽宁省长期间,大连最早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被残害的法轮功学员尸体,而辽宁省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严重的省分。

鲍尔与中信

加中贸易理事会中创始会员中唯一一家中国公司——中信集团(CITIC),也与鲍尔集团有很深的联系。

中信集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红色商业帝国,由中共前党魁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目的是将西方资本引入中国 。其创始人和首任董事长荣毅仁在1957年曾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AFP)

中信集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红色商业帝国,由中共前党魁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目的是将西方资本引入中国 。其创始人和首任董事长荣毅仁在1957年曾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维基资料)。

安德烈.戴马雷在1997至2014年间,担任中信泰富董事会成员,鲍尔集团在此期间也收购中信泰富的股份。

现在鲍尔集团仍拥有中信集团附属公司华夏基金13.9%的股份。鲍尔集团非直属子公司麦肯锡投资公司(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也同样持有华夏基金13.9%的股份。

Western Standard2005年发表的《北京的傀儡》针对这一收购说:“戴马雷家族在中国进行如此直接而广泛的投资,必定会从加拿大与中共政权不断交好的关系中受益。”

中信被视为中共太子党的大本营,集团高管中有许多中共“太子党” 包括王震的儿子王军、孔原的儿子孔丹,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以及原中信集团党委书记熊向晖等。

据蒙特利尔《每日新闻》(La Presse)报导,鲍尔集团的老保罗和儿子安德烈曾经受老特鲁多之邀,到中国进行商务访问,期间见到了荣毅仁。在鲍尔集团购买中信股份之前,戴马雷家族与中信还达成过另一桩交易,双方于1986年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对卑诗省的一家木材公司进行投资。【6】

据《北京的傀儡》揭示,1997年,加拿大骑警和加拿大情报安全局(CSIS)组成的调查人员曾对中共渗透加拿大社会的系统性渗透进行了调查。但是,这份名为“加拿大的中国情报服务和金融团伙关系”报告完成之后,CSIS下令将其销毁。 当时,CSIS的负责人是艾寇克(Ward Elcock), 他是迈克尔·皮特菲尔德(Michael Pitfield)的侄子,而皮特菲尔德是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知己,根据维基资料,他从80年代到2002年期间是鲍尔集团的副主席。

1999年,该报告部分内容遭曝光,包括加拿大情报部分发现,中共方面想法设法渗透进入加拿大经济的关键领域,通过投资地产,技术公司,以及间谍在加拿大政坛和经济培植影响力,收集大量有关工业和军方的有价值的情报。报告中认定的公司之一是中信,在加拿大地产和资源领域投入几十亿资金。

“扩大关系”

前联邦总理马罗尼曾在不同场合为鲍尔公司提供专业服务,在卸任后也担任过中信董事会成员。鲍尔集团定期聘用马罗尼为劳工事务律师。《环球邮报》披露,在马罗尼年轻的时候,老保罗.戴马雷是他两名主要导师之一。 【7】

根据2014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一书,马罗尼在1986年以加拿大总理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后他写道:“在扩大(与中国合作)关系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历届加拿大总理,主要是皮埃尔·特鲁多,的不懈努力显然正在得到回报。”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惨案发生后,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回避与北京的外交关系,马罗尼对当时的中共副总理朱镕基表示,加拿大“将准备在未来几年与中国全面接触”,但由于加拿大人对人权特别关注而需要特别多加小心。

200359前总理布赖恩·罗尼缅因州大学发表演讲联社/Joel Page)

1994年,马罗尼总理任期结束一年后,他促成了戴马雷家族与加拿大金矿大亨彼得·蒙克(Peter Munk)合作投资中国金矿项目。在中国停留期间,马罗尼安排与当时的中共央行行长朱镕基共进晚餐,蒙克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如果没有朱,他们无法接触中国的金矿。

“这是一个布莱恩(马罗尼)如何利用他的关系网、转化成国际商机的很好的例子。”蒙克对《环球邮报》说。

向中共靠拢

《北京的傀儡》一文指出,在克里靖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加拿大开始转向中共靠拢。

克里靖对中国国有新闻网CGTN表示,他担任总理时曾多次“访问”中国。他说 “担任总理10年以来,我17次与中国总统会晤,所以我与中国很近。”

克里靖任职期间,中共领导人是江泽民。江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上台,是六四事件的受益者。江在执政期间,亲手发动了对中国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六四事件之后,西方各国因中共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对其进行制裁,中共政权在国际上被孤立。克里靖是最早使中国摆脱孤立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庞大的政商团访华,重启了停滞已久的加中关系 。

1994年,克里靖带领包括加拿大多位省长、外交部官员和约400名企业高管在内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贸易访问,代表团在中国签署了90亿元的贸易协议。

临行前,克雷蒂安和其他官员表示,他们将利用这次访问讨论人权问题。但到了中国之后,人权问题被搁置一边。根据《Maclean’s》杂志的报导,那次出访唯一一次提到人权,是克里靖与中共总理李鹏举行的会议上,但这个问题提得如此简短,以至于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后来坚持认为加方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克里靖也承认,李对他的言论“没有回应”,然后他自己改变了话题。【8】

在克里靖任职期间的1997年,加拿大撤回了对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犯人权行为决议的支持。同一年,加拿大政府与中共政府达成双边会谈协议,把对中共的人权公开批评,改为私下的闭门对话。

1997年也是鲍尔集团进军中信的关键一年,那一年鲍尔收购了中信泰富的股份,安德烈.戴马雷成为中信泰富董事会成员。

克里靖还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中共政权借助入世壮大了财力。

克里靖的继任者马田(Paul Martin)维持了他的前任的对华政策。在2005年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加拿大访问期间,马丁和胡锦涛达成协议,在两国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马田在当上联邦总理之前,他的造船业务就和中国有往来,有一些大订单来自中国。根据《海像》发表的一篇文章,1995年,马田的加拿大汽轮公司从中国国有企业江南造船厂得到三艘新自卸船的订单。【9】

继续绥靖政策

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于2006年就任总理时,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哈珀更明确地呼吁中共尊重人权。他还拒绝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因此激怒了中共。

然而,在他任职的后期,哈珀政府对中共的语气开始放软。

《熊猫的利爪》中写道,这种关系回暖的背后是“大型游说行动”,中共利用在加拿大商业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促使哈珀政府改变对中共的态度。

2015年,自由党赢得联邦大选,特鲁多上台,几乎立即开始了与北京政权交好的政策,甚至考虑与中方签订引渡条约。自由党政府还投钱进行公关活动,以影响加拿大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尽管加中贸易逆差达到500亿,特鲁多还是期望与中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他在2016年和2017年间2度访华,为此进行商谈。在中方不接受特鲁多提出的渐进式价值要求之后,谈判在2017年失败。

就在同一年,加拿大承诺向中共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资数亿元 。而根据加拿大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实质上是中共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其专制模式、获取影响力的工具。

2019年,美加墨新贸易协议签订,其中有一个条款阻止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这明显是指中国,但特鲁多在2018年仍表示,渥太华打算与中共建立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

此外,自由党政府因允许中国公司收购两家对安全敏感的高科技公司而遭到反对党和美国政界的批评。这两家公司,一个是位于温哥华的卫星通讯公司Norsat,另一个是位于蒙特利尔的激光技术公司ITF Technologies。

2016年,特鲁多出席一个华商举办的筹款活动引发争议。这次活动在多伦多华商会会长Benson Wong家的豪宅里举办,入场券为每人1,500元。嘉宾中有一位是中共政府的政治顾问张斌,张向皮埃尔·特鲁多基金会和老特鲁多任教过的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捐赠了100万。【10】

《环球邮报》还报导,另一人物、长江国际商会会长刘萌(Liu Meng),也出席了这次活动,他是中共党员,在寻求海外合作伙伴、国外投资并拓展全球市场方面,得到大陆国有媒体赞扬。刘萌与特鲁多站在一起的照片,被刊登在大陆政府办的媒体长江网络上。

自由党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5G建设的问题上至今没有明确表达。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美国警告称,如果加拿大允许华为加入5G,它将限制与加拿大的情报共享。

魁北克与中国

在魁北克政府官网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是魁北克国际关系的重点。”【11】

魁省于1998年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一年后又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2016年,魁北克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接近138亿加元,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额接近110亿加元,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30亿加元。

中国和魁北克之间在贸易和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有九项合作协议。魁北克省政府官网夸耀说,除了与北京政权的关系外,它与山东省和上海市也有密切的联系。蒙特利尔市和魁北克市在中国都有姊妹城市。

2014年10月29日,魁北克省前省长菲利普·库亚尔(Philippe Couillard)在北京出席加拿大公司与中国同行之间的签字仪式。(美联社/Ng Han Guan)

从1997年以来,魁北克历届省长几乎都率领多次代表团访华,以加深和中方业务联系。时任魁北克自由党魁北克总理的菲利普·库亚尔(Philippe Couillard)在2014年的中国之行中说,他不会提起人权问题,他说:“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听取东道国的观点。”后来他证实自己从未讨论过人权,只是说他去中国只是为了讨论“投资和就业”。【12】【13】

库亚尔在2018年率领另一个代表团访华期间签署了40项协议,价值2.62亿元,他表示,他不想因“错误的评论”“搞砸”任务的目的。他还说,其他人不应该“向中国指示该如何管理内部。”【14】

魁北克省前省长庄夏利(Jean Charest)于2003年至2012年任职期间,批评哈珀政府在2014年没有更积极地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我们听到的话是,由于担心人权问题或其他问题,与中国打交道可能会引起一些担忧。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在谈判协议之前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Charest在接受CBC采访,谈到有关促进和保护外国投资协议的谈判时说。

庄夏利在担任省长期间曾数次访问中国,目前他正向华为提供咨询服务,以帮助该公司应对孟晚舟的引渡案,以及争取参与加拿大的5G网络。

责任编辑:岳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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