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7月02日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661∼702）
《登幽州台歌》
迄2 1 世纪今日，“经济学”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自1776年开创以来，经过几次大的变革，先是1890年马夏尔（A. Marshall, 1842∼1924） 的经典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提出了供需图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并引入数学工具，出现了“新古典学派”。
到1920年所谓的“混合经济大师”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了《福利经济学》（Wel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会成本的概念，“市场失灵”现象被凸显，于是政府出面“校正”市场失灵备受肯定。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供给过剩”、“失业遍野”，市场机能失灵，引出了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或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政府创造有效需求”的解药，不但政府名正言顺站上经济舞台，以总体经济政策“精密调节”整体经济，而且“总体经济学”诞生了，“国民所得”、GDP也成耳熟能详的专词。到1948年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1915∼2009）的《经济学》(Economics)问世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社会科学之后”的称呼也出现了，而数理分析也正式进入经济学，经济学数理化快速发展，如今成为主流，同时，“计量方法”也相应蓬勃开展，于是“经济可以从事实证”，可以拿出“数字证据”来大声说话，能评估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而经济学晋入“严谨科学”殿堂后，在1968年被列入诺贝尔奖行列，正式被认定为“科学”。
这种“自然科学化”的进展，虽然普遍受到正面肯定，也就是进步的表征，但其实早就有一股批判声音出现。在萨缪迩逊的“经济学圣经”出版的次年，也就是1949年，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出版了千页巨著《人的行为：经济学专论》(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第二百三十五页里，这么写着：
“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就这么认为：“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夏先生应是最先将奥国学派学者引介到华人世界，也是最了解该学派的哲人，他更是最先翻译《人的行为》者，应能体会米塞斯的感慨。
那么，真正的经济学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和正确的答案是：回归亚当．史密斯。毕竟他是经济学的始祖，经济学就是由他在1776年出版的一本书奠定的。这本书就是世人都耳熟详、琅琅上口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Wealth of Nations。 ）
这本书早已被称为“经典”，不过，正如已故的经济学名家哈利．强森（Harry G. Johnson, 1923∼1977），在1961年5月，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这本全球数一数二经济学术期刊发表的”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Twenty-five Years”这篇论文中所言：“大凡被称为经典名著，就是每一个人都听过，却没人真正看过的书。”（⋯⋯ a classic – meaning a book that every one has heard and no one has read.）对于20世纪之后出生的世人来说，应该非常适用。
就我个人而言，1968年进入台大经济学系就读，几乎每堂关于经济学的课，虽然老师和书本都时常提到和出现亚当．史密斯及这本经典，但我都不曾去寻找该书，遑论去阅读了！纵然耳闻有中译本，也没兴趣去找来看。即便如此，史密斯在书中所强调的“分工”、“自利”、“不可见之手”、“自由市场”等等却经由老师和教科书及其他的书本和文章广为散布。
其实，由于当时的经济学原理课所用的教本是英文版，边读边查字典、整页都是密密麻麻的中文旁注，读起来都非常辛苦，哪有余力去读课外书，而当时萨缪尔逊那本红遍全球的《经济学》并未授权在台出版，其难得的原版书才是最受欢迎和渴望的课外书，该书正是经济学数理化、科学化，并且发扬凯因斯理论的最主要教科书了，如此一来，就更不可能会去接触史密斯的这本只有文字叙述的经典了。直到博士班毕业，到中华经济研究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之后，接触蒋硕杰院士（也是中经院创院院长）、精读其文章并受到夏道平先生（当时也受聘在中经院服务）和邢慕寰院士的熏陶，以及有机会大量阅读产权名家张五常教授的经济散文和其巨著《经济解释》，才逐渐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缺失，并对上文所引米塞斯在1949年
对当今经济学的评语有所领悟，也很幸运的获得阅读奥国学派海耶克（F. A. Hayer, 1899-1992）和米塞斯等名家的著作，对于经济学应对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人性的“人的行为”，以及“人的社会”作研究并作解释，而不是只重视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
巧的是，好友兼同事谢宗林先生在2000年和2005年分别重新翻译《原富》上下册并送我阅读，至此才总算有缘亲炙史密斯的经典。2014年退休之后，潜心撰写几位自由经济名家传记，《亚当．史密斯》在2017年2月出版。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书本和资料，对史密斯有比较全盘了解，也才知道《原富》并非史密斯最刻意撰写的书。史密斯是伦理学家和法理学家，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他将在伦理
学课程讲述的内容写成《道德情感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于1759年出版，该书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获得极大赞扬，史密斯也因而跻身英国顶尖哲学家行列，并获聘当一位公爵的导师，且伴随该公爵到欧洲游学数年增广见闻。在这期间，史密斯得与诸多欧陆顶尖学者接触，如重农学派的创始者揆内（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其实，身为道德哲学家的史密斯，其终生一贯的研究目的，系在于想作一部完整的人类文化发展史，而在研究社会进化的事实中，发现古代与近代对于财富的观念，有着巨大差异，在希腊罗马时代，认为财富是堕落国民品性的东西，因而极力排斥，但近代国家的政策则完全相反，不但不欢迎贫困，还想方设法唯恐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近代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无一不是依赖丰富的财富，而民众自由独立的要求，当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促进知识的进步以及普及
所致。人民之所以能获得印刷品，乃因他们的经济环境有余裕。
史密斯深觉财富的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对于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参与立法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他们参与构成政权与否的问题，而是政策本身的问题。史密斯识破能够增加财富的政策，远比空虚的政治论，对于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关系。他在研究文化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财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于是引起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在1764年初，当他带领公爵赴欧游
学在法国土鲁斯（Toulouse）城待一年半，人生地不熟又无人相识，生活十分无趣，乃开始写一本书来消磨时间，这就是《原富》的开端。当1767年春，史密斯回乡伴母亲，乃开始专心撰写《原富》。1773年史密斯赴伦敦，在那里除继续润稿外，还不时会晤在伦敦的苏格兰同乡人士，并与当时著名的杰出人士在文艺俱乐部欢聚，美国开国元勋班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是其中一位。史密斯将
《原富》稿子一章一章地向富兰克林朗读，在场还有友人细细聆听，并提出评论。史密斯将那些意见带回家并参酌修改书稿，经过三年时间的润稿后，《原富》就在1776年正式出版。出版后获得热烈反响，史密斯继续修改，于1778年出修订版，1784年再扩增为第三版。
总而言之，史密斯研究经济学是受其格拉斯哥大学的老师哈奇逊（Francis Hucheson, 1694∼1746）的引导和鼓励，在“分配”问题上是得自重农学派，而其“自然秩序”学说，则是承袭自哈奇逊和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系受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影响，关于利己心的研究则受孟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rille, 1670∼1733）和休谟的启示。史密斯长于综合之才，一方面把之前各流派的思想兼容并蓄，另
方面为后代学者提供百般问题学说的端绪，被比喻作“蓄水池”，多数河川注入其中，复又从其流出，因而被公认为“经济学的创建者”。
《原富》共分五篇，第一篇分为十一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它从国民财富（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引起“交换”，接着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第二篇论物品积蓄的性质、累积及运用，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累积方式，分析对劳动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性质。第三篇论不同国家财富增加的过程，共分四章，主要内容
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政策的原因。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共分九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共分三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只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原富》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除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首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18世纪以前，《原富》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原富》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
史密斯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的创始者，他因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史密斯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常常征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原富》出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原富》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原富》的中文翻译， 最早由翻译大师严复（ 1 8 5 4 ∼1921）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0月，以文言文译出，无新式标点符号而且是节译；1931年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合作将全文译出，以《国富论》为书名分为上下册出书。1968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再出版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的《国富论》上下册。2000年时，谢宗林再重译《国富论》上册，2005年，谢宗林偕李华夏合译《国富论》下册。
2017年适值五南出版公司五十周年，推出“经典名著文库”作为献礼，将亚当．史密斯的这本巨著纳入，严复的文言文节译本不合适，周宪文和张汉裕两位先生的译本已被谢宗林和李华夏的译本取代，而谢李译文的出版社又不肯割爱，于是采用郭大力和王亚南的合译本修饰出版。
此版本完成于1931年，中国尚未赤化、更未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残，也未施行简体字，两位译者的译词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某些用语稍加修饰之后即适合当代华人阅读。书名改为严复的译名《原富》。
最后， 有必要说一说为何舍弃一般人通知的“国富论”，改回“原富”。本书英文原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旨意就是“探索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本质及其肇因”，主角是“the Wealth”，亦即“财富”，问题就在“谁的财富？”史密斯明确指出是“Nations”。关键点就是这个小小的“s”。
已故的自由经济前辈、《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88年10月10日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上，撰写了〈经济学者应注意的一个小小“s”〉这篇短文，内容是由他写给某刊物文稿中提到史密斯的这本经典名著，他用严复的中文译名《原富》，却被编辑改为《国富论》，所引发的感想。夏先生说他知道《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在早年中国大陆和后来在台湾印行的版本都用，但他不愿用它而乐于用《原富》。夏先生表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在观念上却会衍生对立的差异，以致在政策上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问题就发生在原著的书名中“Nations”这个字的尾巴，“s”是否有受到重视。夏先生郑重严肃的指出，这个小小的“s”之有无，关系到这本书所讲的是什么经济学：是国际主义的，还是国家主义的？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区分。夏先生说：“代表古典学派的亚当．史密斯，失败于他的价值论；而他的伟大处，在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于理想中的国际主义；从而他排拒集体主义的思想方法，排拒国家主义的偏狭立场。所以当他讨论财富问题的时候，他不以一国为本位（尽管他书中讲到的一些‘事例’大都是英国的），而是着眼于多国。因此他在这部书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数式的。”因此，夏先生认为《原富》这个译名，虽未显示出那个小小“s”所蕴含的国际意义，但不至于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
而用《国富论》这个译名中的“国”字，却可能有这种危险。这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名词，其本身没有单数式和多数式之分。夏先生强调说，这不是他在咬文嚼字，也不能说他过于顾虑。事实上，当代各国的经济学者，尽管不会不知道李嘉图所发现的“比较利益法则”，但是，其中能够一贯地忠于知识，而其意涵和言论不被政治神话中的“国家”阴影所笼罩者，毕竟还是少数。
夏先生于是在文末语重心长地说：“此所以世界各国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不是以邻为壑，而弄得国际市场秩序——自动调整的市场秩序，经常陷于混乱。而且在混乱中的对策，不是苟且式的牵箩补茅屋，就是荒唐的抱薪救火。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之作祟。基本的利益法则，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它一时受阻于国界，其终极的后果是大家受害。”我非常认同夏先生的说法及其疑虑，尤其对照当前的世界，各国都在从事货币战争，也在进行经济战争，新重商主义的“经济国家主义”弥漫全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国际经济谈判司空见惯，自由贸易受到抹黑、讪笑。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克鲁曼（P. Krugman, 1953-）刚出道时，由其“国际贸易”专业领域立场，大力针砭“经济国家主义”， 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佘罗（Le s t e r C. Thurow, 1938∼2016）大力挞伐。佘罗在1992年春出版的《世纪之争》(Head to Head )一书畅销全球，被克鲁曼认为与该书副标题“一场即将来临的经济战争”密切相关，该书并获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及许多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可见“经济战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普受认同。本来，将经济“竞争”比拟成“战争”，是“非经济领域人士”的习惯，优胜劣败的达尔文（Darwin, 1809-1882）进化论也不适用于经济界，但佘罗这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竟带头鼓吹，这对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反动。正如克鲁曼所言：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把国际贸易当作与军事敌对相似的战争观点，听起来是非常奇怪的。
不过， 我们必须承认， 现实世界是有许多贸易冲突和“策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实，这也是各国政府决策者、商业领袖，以及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之看法，也就是这些地位关系重要的人士抱持“贸易是类似军事战争”的观点，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对于“竞争是互利的道理”故意无视或全然无知，于是“商战”不但在舆论上居绝对优势而流行，也表现在竞逐“国家竞争力”上，致使“贸易保护”成为常态。其实，这也正是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者的论点及主张，是亚当．史密斯反对，甚至要破除的。
所以， 将史密斯的这本经典用“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的确有“一国本位”的味道，与史密斯的“多国”、“全部国家”的本意有所扞格，而夏先生的提醒也非小题大作，而应严肃辨正。
虽然曾有学者辩说史密斯当时的英国， 拥有许多殖民地，因而史密斯所指的多国还是只指大英国协。不过，纵使如此，一来“日不落国”几已包括全球，二来不分本国、殖民地都一视同仁。因此，既然史密斯意在探寻财富的本质和起源，当然含括的对象就是诸多国家的人民，亦即如何让全球民众都能得到愈来愈多促进生活福祉的财富。
《国富论》这个中译名的确容易被误导到“经济国家主义”，让各国的领导者及其人民只顾自己国家的财富之增进，于是在观念的错误引导下，衍生出“保护主义和保护政策”，而“以邻为壑”的不幸后果也就层出不穷。夏先生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发生，仔细分析，即可看出经济国家主义的作祟。史密斯的经典大作讲的是“分工合作”，由之引出的基本经济法则，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一旦不幸受阻于国界，其终极后果是大家都受害。那么，《国富论》这个中文译名是不该再继续使用了，但选用什么译名较恰当呢？在没有更好的译名出现前，就让我们回头使用伟大翻译名家严复先生最先用的《原富》吧！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