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7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蔡溶纽约报导）从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响应政治中心”在其“公开的秘密”栏目下绘制的表格，可以看到强大的游说集团盘踞在美国政治的核心。而这个游说业的大本营，就在距离国会山不远的华盛顿K街。
仔细查看《游说信息披露法》（LDA）和《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披露的信息，会看到几乎所有引起公众关注的美国时政新闻背后，都有“游说机器”在运作，有许多美国说客正为中国公司工作。他们不是中国公司的雇员，但是在这场美国竞争影响力的游戏中，他们服务于中国公司的利益。
中国公司投巨资“游说美国政府”与其被调查的时间线同步。例如麻烦缠身的华为、遭美国调查的TikTok、涉嫌侵犯人权的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等等，都是如此。
华为“生死一线”的背后
在美国推动其盟友禁止华为参加下一代蜂窝移动通信5G推出之际，公共关系工作就此展开。按照LDA披露，华为去年的联邦游说费用达到创纪录的180万美元，比一年前暴增了近60倍，其中绝大部分（170万美元）用来支付亲共和党说客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
华为也聘请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Steptoe & Johnson、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Jones Day），重点放在美国出口管制、贸易制裁和与国家安全疑虑相关的主题上，以洗白美国对它的指控。
华为同时花费近94万美元聘请BCW的一家子公司Pivot，合同期从去年9月19日到今年9月18日。重点支持华为在美国市场的通讯以及媒体关系的拓展。
华为与媒体组织的联系表明，外国影响力运动已经在顺利进行。 就在华为注册了《外国代理人》后，去年3月21日，《今日美国》发表了一篇来自华为的专栏文章（Op-ed），针对美国警告不应让华为参与构建5G网络进行反击，说将网络安全政治化是一个失败的主张，声称华为“并不是美国说的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相反，华为由员工拥有”。
公关的结果，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给了华为供应商的两个90天的宽限期，华为为此付出百万美元的成本。但是这半年等于给了华为备齐存货的机会，让华为从“生死一线”的边缘死去活来。
华为的公关费在美国的中资公司中还不算最高，根据“响应政治中心”数据，中兴公司（ZTE Corp）从2013年至今已经花了1,163万美元在公关中，同样时间段阿里巴巴也花费了1,041万美元。由于被美国盯上，这两家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的游说费用都十倍于历年开销。
华为说客注册“外国代理人”
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文件，华为去年3月聘请了两家美国公司做其“外国代理人”：Racepoint Global和Burson Cohn and Wolfe（BCW），以负责其在美国的外国影响力活动。前者华为每月支付55,000美元直到9月份，后者华为给16万美元预算，与商业伙伴、顾问委员会、媒体和“意见领袖”合作，提高华为在美国的声誉。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华为已经根据美国“游说信息披露法”（LDA）申报其在游说工作上的花费，例如华为仅在去年就花了298万美元进行游说。但这是华为首次披露FARA。
都是帮华为公关，为什么会有两套规矩制约？“游说”和“外国代理人”的边界怎么厘清？
初步查证，只要其外国委托人不是国有的外国公司，不是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治团体，美国说客可以通过LDA进行简单登记。反之则要按FARA（外国代理人）规定定期对其个人身份、代理关系、近期活动、收入和支出进行公开披露。两者的性质不同。
FARA的适用范围广泛而模糊不清，若被认定违法，美国“代理人”将遭受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严重处罚，同时也会对其客户造成声誉损害。因此尽管华为一口咬定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其美国“代理人”还是登记了FARA。
TikTok三个月耗资30万美元游说
几乎与此同时，TikTok也飞快地学会从K街雇佣说客，为自己解套。由于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会与中共共享，美国正在考虑禁止由中国公司运营的TikTok。
TikTok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直到2019年下半年才开始游说，先花了27万美元。由于影响力有不同的层级，为了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施加不同的影响，TikTok在2020年的前三个月，又花了30万美元从四家不同的K街游说公司雇佣了27名说客，在各个圈子里展开积极活动。
这些说客，包括K&L Gates合伙人、原国会众议员戈登（Bart Gordon），还包括一位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的前助理。戈登在进入游说业前任职众议院科技委员会主席，而舒默在2019年10月要求政府对TikTok展开调查，是对TikTok抨击最猛烈的政客之一。
TikTok在美国的风头是否就此终结，这笔公关开销有没有白花，还在进行时中。
从K街聘请前国会议员
大批美国国会议员在离开国会山后，即到K街从事游说。12名华为的说客中，就有6人是前政府官员。为中国人所熟识的基辛格，也是走过“旋转门”的范例。
虽然根据联邦政府的监管制度，议员离开国会山后要经过一个“冷却期”，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公开对自己的前同事进行游说，但离职政府官员和政客仍然是游说华盛顿的主力。这种利用积累的资源在公职和私营之间切换的过程，被称为“旋转门”。
当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Hikvision）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权而在2018年面临制裁时，这家由中共政府控股的公司也转向了这种看似行之有效的防灾战略：从K街聘请前国会议员。
根据2018年FARA的文件，路易斯安那州的前联邦参议员维特（David Vitter）代表海康威视游说。他成为说客后，由于一些立场似乎与他在参议院时采取的宗教自由立场背道而驰，而被人批违反操守。因为他在任时曾发起一项共同提案，要求美国进行任何贸易谈判时要考虑对方国家是否迫害了宗教少数群体。
走过旋转门，前议员的收入往往翻数倍。在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数据库中，没有披露维特做代理人的薪酬，但可以看到海康威视每月向维特拥有的水星事务公司（Mercury Public Affairs）支付高达12.5万美元的服务费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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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