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勇武担当与济世救民

作者:青桐
惠州西湖苏堤上的西新桥。(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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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不仅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而且在书法、散文、文人画等方面都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他非凡的文学成就之外,苏轼在现实中还是一位果敢立断,颇有作为的领军者。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原真实的场景,看到的是一位勇武担当、济世救民的“父母官”。

苏轼像。(公有领域)

搭小草屋 驻在城墙上防洪

当苏轼刚刚调任徐州知州,黄河便在曹村决口,洪水暴发,汇聚在徐州城下,情势非常危急。

洪水越涨越高,冲击着城墙,眼看有崩塌的危险。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看到太守毫不动摇,富民也重新回到城里。

苏轼果断地调用军队,他到了武卫营,对着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尽力相助。”士兵长官说:“洪水来了,太守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军将们带领士兵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堤筑坝。

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的部分并不是很高,看上去情况危急。

苏轼在城墙上搭起一个小草屋,住在里面,日夜指挥着防洪的事务。即便从城墙下来办事,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军民一心,上下协力,终于挡住洪水保全了徐州城。

洪水退去后,苏轼派人将徐州建筑有薄弱的地方,都予以修补,并编排木桩,填以土石的堤防,以防洪水再来。

严刑峻法 修整军纪

在宋哲宗执政之后,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被派往与契丹相邻的定州。

在定州这个地方,军政败坏松弛,没有法度。军校们蚕食士卒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而兵士们又骄惰不服教诲,前任地方官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苏轼到定州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变现状。他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的地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拒绝让败坏的风气在军营驻留,并且保障军士的衣服粮食不被克扣,并用军法部署约束士兵,士兵都畏服他。

然而军校们害怕不安,有的士兵拿着赃物控告他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立即把他判决流放,于是大家才安定。

适逢春天大检阅,之前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已废除了上下级的名分,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账中来,将校官吏按照自己的级别穿戴军装。

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觉得这样做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听到后惧怕受到严惩,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

定州的人说:“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种检阅礼了,真是军纪严明呀!”

《历代圣贤半身像·苏轼》。(公有领域)

杭州治疫 筑堤治淤

苏轼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虽然一生不停地转换任职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怨言,在每一个地方都把管理的事情做到最好。当苏轼到杭州时,正值杭州大旱,饥馑和瘟疫一起发生。

苏轼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慈善病坊,收治穷苦无助的百姓。

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在苏轼的治理下,杭州的瘟疫得到了抑制。

南宋以后,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可是在那以前,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因为那里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濬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运河),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此后官府经常疏濬西湖和这里的河道,使这一带保持了富庶。

但是,宋朝开国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漕河水浅淤塞,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无法行船,成了百姓的一项长期负担。西湖浅滩也长满了“葑”,这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称为“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据当时的统计,这样的“葑田”有“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已经所剩无几。当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废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轼开凿了两条河,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内;又挖深了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修造成一条三十里长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扩大了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方便了行人,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当时被称为“苏公堤”。为了解决水草淤塞,一是让在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等除尽;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有了菱之后,“葑”这类杂草就无处生长了。

二十年后,当苏轼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向画像去祝颂几句。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对于这些功绩,苏轼都淡然处之,他认为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已。

苏轼对安民治国之道,曾经直抒胸臆:“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他的一生辗转流离,但是却守着至真至善的道理从未放弃,用具体的行为来印证,用出世的诗文来阐明,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苏堤上的“苏堤玩月”石碑。(shutterstock)

(取自《宋史·苏轼传》《上神宗皇帝书》)

——转自明慧网

(点阅经典历史故事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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