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郭美美爆料人揭红会倒卖防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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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8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顾晓华、何坚采访报导)居住在韩国,正面临遣返风险的姜朋勇,没想到自己与中共治下的红十字会(简称“红会”)是如此的“有缘”。

9年前曾曝光郭美美、死磕红会的姜,并未料到会有同红会做生意的一天;更没想到,即使是远走至韩国,也会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和生命威胁。

他告诉大纪元,“我妻子已经怀孕了两个多月了,我不想让我孩子生活在恐惧中”,“救救我,救救我未出世的孩子吧。”

而这一切的缘起,就是中共红会,以及今年爆发的这场大疫。

曾因曝光红会与郭美美 被逼背井离乡

姜朋勇曾经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他自称自己也算是红三代,出生于军队高干家庭。他的爷爷是原卫生部副部长,享受高干待遇,父亲是一名空军,当时属于林彪那一派,文革中失去了视力,因此仕途未有大发展。姜朋勇因其红三代的身份,自然很容易进入到太子党富二代的圈子里面,也让他接触到了郭美美,后来他辞掉工作做起奢侈品生意,直到现在做起跨境电商。

“所以比较熟悉他们内部的黑箱作业,包括舆情操控这些东西。”姜朋勇说。

其实,对姜朋勇而言,中共和红会从来都不是善茬,无论是死磕它,或是和它做生意,代价都很惨重。

自诩年少轻狂的姜,当年爆料郭美美、揭露红会黑幕后,受到体制内重压和生命威胁;最后为了不连累家人,不得不远走他乡。

年轻时期的姜朋勇。(受访者提供)

他回忆说,“在国内提出不同声音,包括讲真话,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

姜朋勇从上次死磕红会的经历中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中共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不过当被记者问到,上次因红会被迫背井离乡,这次为何还会同红会做生意?姜朋勇说他们(中共白手套)用了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大疫之下,“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口罩了,中国的医生也都没有口罩”。

疫情下 替红会和中共在海外抢购口罩

大纪元曾经制作了一个“全球口罩荒”的专题(原文链接),揭露了中共在隐瞒疫情的同时,一个月内在全球抢购逾20亿个口罩的黑幕。

根据姜的说法,他也是替中共全球抢购口罩的一员。他认为自己是为中国人抢购防疫物资。不过,姜朋勇承认,这种生意的背景并不单纯。

新冠病毒(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去年底在武汉爆发后,因中共瞒报,加上世卫组织帮助中共隐瞒,直到今年3月11日世卫宣布大流行之前,各国对病毒危险性知之甚少。等到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世界才惊觉口罩已被中共抢购一空,各国病患和医护因缺乏口罩等防护品,使疫情雪上加霜。

姜告诉记者,自己参与全球抢购口罩的经历,就是中共隐瞒疫情的证明。

他说自己的生意伙伴黄某,今年1月底就告诉他,政府知道“这个疫情已经扩散到不能控制了”,所以要在海外抢购防疫物资。黄某是浙江省杭州市某公司的法人代表,称自己是代表浙江省慈善总会和多地政府采购防疫物资。

姜朋勇说,在1月27日黄某委托姜采购口罩时,黄某透露说,3周前(1月初)疫情已经扩散到杭州、温州,并通过温州华侨蔓延至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已经无法控制了。

姜说他们(中共白手套)对自己透了底,采购物资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党政军干部、中共权贵们,要那个N95口罩,能够保命”,多余的就“高价卖给有钱人”。

再一个目的,是当时中共没有公开疫情,他们要趁机提前采购便宜口罩,发国难财。姜举例说,“他们想单价8元一个,采购1300万个口罩,然后35元一个卖给政府,因为这35元的采购预算中央已经批下来了。”

中共白手套与姜朋勇(头像为戴帽男子)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们在替中共政府抢购口罩。(大纪元)

起初,姜朋勇说这是发国难财,是违法的,应该公开疫情,寻求国际援助。他们说不行,那样国际会封锁中国,而很多中共官员的资产和子女在海外,所以不能被封锁。

姜说,他们最后用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就是中国老百姓和医护需要口罩。

不过,姜提出了条件,一定要有政府的“红头文件”,“并且这红头文件要开给你也开给我”,以免未来给他定一个“投机倒把,倒卖物资,或什么罪名”。

姜朋勇展示了,中共白手套提供的,中共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卫健委开给姜朋勇,用于在境外采购防疫物资的红头文件。 (大纪元)

他的生意伙伴黄某,不但提供了“苏州市吴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杭州市江干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部门开给黄某的防疫品采购证明;甚至如他所愿,给他出具了、专门开给姜朋勇的政府采购证明(红头文件)。

即便如此,姜说他的担忧还是成真了。只不过,如今公安给他安的罪名不是“投机倒把”,而是“合同诈骗”。

绝境下反击 再“死磕”中共和红会

姜朋勇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担心。他说中共现在不仅在大陆指控他,指示公安冻结了他在国内的银行账号;还冻结了韩国供应商的账户,迫使韩国供应商在韩国报案,从而禁止姜离境,甚至督促韩国政府把他遣返。

面临绝境的姜,说自己手里有中共红会贪污捐赠善款、倒卖救援物资的罪证,他要把这一切曝光。

根据姜的说法,黄某与中共各地的红会、慈善总会和卫健部门关系匪浅,是中共卫健部门和红会的“白手套”(代理人的俗称)。

姜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今年2月1日,黄某告诉姜,委托订购的350万只KF94口罩中,有300万只口罩是要发给湖北省慈善总会,是浙江省慈善总会给湖北的捐赠品;另外50万只发给湖北省黄冈市红会的郭某、孝感市红会的蒋某和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的莫某等3个收货地址。

中共白手套在同姜朋勇聊天中,提供了在中国的收货方。信息显示,境外采购的50万只口罩的收货方,分别是湖北省黄冈市红会、孝感市红花会和武汉市江岸区卫生健康局。图为聊天截图。(大纪元)

大纪元经过调查发现,黄某提供的这3个收货人,身份属实;中共黄冈市、孝感市和武汉市政府的网站公告显示,这3人的确是黄冈、孝感红会和武汉江岸区卫健局的干部。

中共黄冈市防疫指挥部2020年1月24日发布公告,公布了黄冈市红十字会接收防疫物资的联系方式;其中的联系人郭某,就是中共白手套提供给姜朋勇的收货人之一。(中共黄冈市政府网站截图)

而且,大纪元还暗访了这3名卫健部门和红会官员,以及某地红会市场营销中心的张某。暗访结果表明,这些卫健委和红会官员的确与黄某熟识,尽管他们拒绝披露黄某以及与其交易的详情。

指证中共倒卖防疫物资 大发国难财

姜还向大纪元揭露了,中共实施“口罩外交”,及垄断并倒卖防疫物资的黑幕。

姜说,除了给黄某采购口罩外,自己还替其它多个地市的政府和红会采购口罩,“那些交易都是用于捐赠的,本身没有问题”。不过,在境外采购过程中,姜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我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采购口罩,说是给中国捐赠防疫品。当时马来西亚答应为中国紧急制作口罩,但缺乏原料熔喷布。那时候熔喷布主要产自中国,而中共并未配合出口原料。”

姜朋勇为中共白手套、从韩国抢购的类似N95的KF94口罩,姜准备将口罩发货至中国长沙市。图为姜采购的KF94口罩。(大纪元)

为何中共不愿开放熔喷布,来增大普通口罩的产能?姜说,他发现中共其实并不缺普通口罩,而是缺乏能有效防范病毒的N95口罩。例如他替黄某采购的KF94口罩,就是类似N95的韩国标准的防疫口罩。

姜说,N95或等同功能的口罩,才是中共全球抢购的目标。他认为,中共通过“白手套”在境外抢购N95,目的就是为了在病毒扩散全球后,利用外国急缺N95来扩大影响力。

根据姜的指控,“口罩外交”只是中共的一个目的,另一个是中共权贵大发国难财。

姜说中共权贵们一方面欺骗境外的爱国华人和供货商,以捐赠防疫物资为名、压低进价;另一方面,在境内,卫健部门和红会垄断了口罩等防疫品的经销渠道和价格,进行倒卖以牟取暴利。姜举例说,自己给他们买的6.5人民币一个的N95,在国内被他们卖到最高139元一个。

姜朋勇披露了他是如何发现其中的猫腻。

他说,为黄某采购的一批口罩原本计划搭乘1月31日韩国首尔至中国长沙的救援物资专机,说是浙江省慈善总会捐赠给武汉市的抗疫品。然而临上飞机时,黄某突然改口,说不走救援专机,改为私人货运至杭州。

姜说自己当时就怀疑,黄某背后的红会和中共权贵可能是在倒卖防疫物资。

姜朋勇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中共白手套黄某告诉姜的公司职员“已经基本都转成企业采购了”。图为聊天截图。(大纪元)

后来黄某在聊天中向姜透露了,无论是口罩机、口罩还是医用防护服,他们都是用防疫捐赠的名义去倒卖,背后的“客户”就是当地的红十字会和政府领导。

姜指出,即便倒卖物资也是需要政府批文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没有政府授权和特别通行证,物资运输是寸步难行。

回顾这两次与中共红会的交集,姜感概说,上一次他只以为是红会的问题。但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他现在认为“这是共产党政权的问题”,“换什么领导都没用”。

“这一次我不会再逃”,姜说自己的想法跟9年前已完全不同。“我有义务讲出真相。”

责任编辑:叶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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