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02日讯】世界上一切的反抗，从来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而是因为体会了绝望。
一切反抗者的力量，从来不是源于望见了曙光，而是来自感触到覆亡。
就在实施港版国安法的第一个月里的最后一天，7月31日，香港警方正式发出通缉令，指控“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源”成员刘康、被内地行政拘留的郑文杰、“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牧民和“民主前线”前成员黄台仰等六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值得庆幸的，是这六人均已在海外；而他们所栖身之国，也已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立即暂停或无限期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今天看来，这些国家的担心确具前瞻性。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香港国安法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国际义务，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这对流亡者形成强劲有力的道义支持。
即便如此，被通缉者尤其是其家人所承受的压力，也不会比31年前的我所经历的更轻。在经历了7月里那次突袭抓捕之后，每辗转得到他的讯息，便有几天安稳睡眠和轻松进食的日子；如若不然，则又陷入心神不宁的煎熬……数十年间，秘密碰头、暗语电话、跟踪抓捕、突然消失，始终是甩都甩不掉的恶梦，只有惊醒才能脱险！
7月之后有一天，他们又来了。这次是在白天，只二、三个人，也没请带路人。我请他们坐到客厅沙发上，听他们慢条斯理地宣告：警方已经放弃在北京找到他的努力，现在将进入通缉程序；需要我配合做一件事——找一张他本人的单人证件照片，用于印发通缉令，下发全国协查。我很笃定地认为，这根本不是来要求配合的，而是来恫吓讹诈的！
但威吓对我无效，因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此时，身孕再次成为最好的理由：“我现在不适合爬高走低，翻箱倒柜……”
“你这么说，就是不打算与政府配合了？”帽子先扣上来。
“那怎么会！”我一口否认。“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学院的人事部，直接从他的档案里翻拍，又清楚，又标准，又快速。”
“说到底，就是你不打算提供。这可就是不配合。”
当然不配合！难道要我把围捕的绳套亲手递到你们手上，让自己一生活在亲者痛的心灵折磨下？做梦。“您何必非要为难我？只要拿到照片，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别人的家属已经给了。你这是态度问题。”
“我身体情况特殊。”
我理解，提供照片的人知道，不给他们也照样能拿到照片，抵抗没有意义；而我的决定也基于这同一个事实——明明能从官方渠道得到照片，却偏要假家属之手，是什么居心？让这样叵测的歹意得逞，我当然不甘。文革中，多少人绝望自杀，就是因为家人的背叛……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做得好，抵抗必须到底。
我以为他们会就此罢休，却没想到施压点从家转移到了单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杂志社。联合会最高领导人是邓朴方；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总舵主。那又怎样？我又不是不配合，而是身体受限、无力翻找、交不出来。无论如何，直到通缉令发出，他们也没能从我手上得到照片！
被控六四黑手的人是奋力民主的良心犯，一如现在被控分裂国家的香港通缉犯，是奋力自由的勇士。“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When dictatorship is a fact, revolution becomes a duty.）。”这是出生于瑞士、任教于德国的Pascal Mercier，在国际畅销的哲学小说《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里，给我们留下的传世名言。
永不忘记。
永不放弃。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