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华人】“被扼着喉咙的歌手”

       —— 张林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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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8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施萍报导)2020年8月的一个周末,纽约曼哈顿细雨濛濛。今年的瘟疫流行过后,“世界中心”时代广场失去了往日的喧哗。那些靠游人吃饭的卡通人物们正无聊地摘下米老鼠的帽子,三三两两地站在大街上跟自己人聊天。

傍晚时分,红色台阶前出现了一群身穿黑色T恤的华人,他们胸前印着“光复香港”的中英文字样,拉起横幅喊口号。

天色渐渐变暗,霓虹灯越发显得鲜艳。人们忽然安静下来,眼睛注视着一个走上前来发言的人,大家都认得他,那是张林。

张林(中)最近在纽约时代广场声援香港人民的活动上。(施萍/大纪元)

这位著名的旅美民运战士右手拿着喇叭,讲话时左手一会纂成拳头,一会张开五指,上下挥动,像在课堂上演讲的教授。张林人到中年,剃着光头,一双眼睛在褐色边框的近视镜后熠熠放光。

“在过去的一年来,我们一直是最坚韧、最勇敢地站在街头抵制中共暴政的一群人。”张林用一口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向中共发出一个信号:只要香港人民不获得自由,只要中国人民不获得自由,我们不会善罢甘休!”

张林自从16岁以安徽蚌埠地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起,一直到现在,半个世纪以来,他最积极地反抗中国共产党,这让他被抓五次,在中共的大牢里蹲了十六年。

“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强大的愿望,非常强烈的愿望。”在回顾自己反抗生涯的初衷时他曾经这么说过,“那就是我想拯救中国人。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再像牲口一样的活着,不要像磨坊里的老驴一样被蒙上眼睛、蒙上耳朵地生活。”

张林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2018年的春天,他坐在曼哈顿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采访。那时他刚刚坐完第五次牢,结束了十几年的苦难岁月,第二次来到自由的美国,与两个女儿团聚。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2018年1月张林抵达美国,受到“女权无疆界”等组织的迎接。(“女权无疆界”组织提供)

张林现在每天很忙,除了和纽约市一些志同道合者们聚会,商讨诸如声援香港人民、促使美国政府关闭中共的纽约总领馆等给中共催命的行动之外,就是回到他在布朗士的出租屋中,走到书架前,打开电脑,让自己对准摄像头,如同站在舞台上面,就像他的五万多个Youtube频道订户都真实地坐在他面前一样,扶一下眼镜,开口分享他对一天的国际大事的看法。

“我原来一个节目谈很多话题,后来我感觉,不如一次性就说一个主题,一事一议,还谈的很深入。”张林谈到他做自媒体的体会,显得很兴奋,他说他的新形式很受网友们的欢迎。

刚到美国的时候,朋友说他看上去就像个农民工。在最黑暗的地方与中共抗争,在四个省市的十几个监狱、看守所之间辗转了十几年,那些做奴工、绝食、遭毒打以及各种酷刑给他留下了一个病弱的身躯。

有一次张林想靠送外卖挣钱吃饭,结果仅仅走了三个小时,腿就疼得连续三天出不了门;因为颈椎的问题他连办公室都做不了。最后,他找到了互联网这片广阔的天地。张林曾把自己比作“被扼着喉咙的歌手”,逃离了中共那只黑手之后,他终于可以放声高歌了。

在一次节目中,张林用一首他写的旧诗句作为题目。那是今年一月的一天,他身穿一件灰蓝色的T恤衫,手里拿着一本2003年写的自传体著作《悲怆的灵魂》。他说他应该与粉丝们分享一下他的悲怆的人生经历。

张林在自媒体中给观众们读他的自传《悲怆的灵魂》。(《张林视野》截图)

张林的读者和观众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也包括那些或真心或假意地声称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更多的是没有经过文革的几代年轻人,张林的童年提醒人们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 像牲口一样的农村人

张林出生于1963年,8岁之前一直和祖父祖母住在安徽省怀远县张大庙的蒋庄上。那时候共产党刚刚饿死4,000万中国人,农村的人还是吃不上饭,他们给生产队当牛做马,一个壮劳力起早贪黑地干活,每天只挣两三毛钱。

张林在爷爷家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芋头,因为每家一年只能分几十斤米和几十斤面。虽然城里有按票供应的粮食,农村却是什么都没有的。

爷爷家是地主富农,屋子里还有几件家具,张林看到小朋友家里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大地铺,上面摆着两张席子,没有餐桌,吃饭的时候一大家人蹲在门口或者灶旁吃。

张林五岁就上了学,课堂里连桌椅都没有,就是用一块木头搭起来,几个孩子坐在上面。他从爷爷家里搬来一张旧桌子,四个孩子围着坐,连个写字的地方都没有,有的同学只能背靠着老师听课。

张林小时候一直以为他们的农村是最穷的,可是后来他上大学之后,听一个大别山区的同学说,他们那里的人穷得全家人穿一条裤子。每当家里来客人了,家中只有一个主人穿着唯一的一条裤子出来见人,家里的女人们都躲进一床破烂的被子中遮羞,连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张林至今还记得说这话的同学脸上酸楚的笑容。

他还听别人说过,文革期间有人去西部旅行的时候,看到火车外面要东西吃的乞讨者,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一丝不挂。因为她们的父母为了不让家人都饿死,就这样让自己的女儿把最后一丝破烂的衣服也扔掉,只有这些女孩子才能在火车站里讨到一两块饼干。

爷爷跟他说了很多大饥荒中发生的事情。中共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大食堂。生产队到每户农民家,折断他们的筷子,砸碎他们的锅碗瓢盆,赶人们到没有饭的公社食堂吃饭。

刚开始,有人知道东北和西北地区有粮食,就出村准备去要饭,但是这些人都被邻村的民兵或者县公安局的人给抓回来,不被打死也很快被饿死了。

“我爷爷说,饿死的人都是那些最老实巴交的、不肯偷盗的人,他们宁可死也不去偷生产队的东西,最后都被饿死了。”张林因为这段农村经历,认识到中共的社会从篡权一开始就是“逆向淘汰人”,“善良的人被饿死,有思想的人被关起来”。

因为爷爷的影响,张林后来对中共在1959到1960年的三年大饥荒历史做过深入研究,他把那时的饿殍叫做“饿毙”的,不是“饿死”的。

“现在各种数据都出来了,说六零年大饥荒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大量的粮食,向包括像非洲、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很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了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蛮可以保障每一个中国人不会饿死。”所以,张林管这种死法叫“饿毙”。

“它比枪毙还要残酷、残忍。枪毙也就三秒钟的事情,而饿毙呢,过程长达几个月,它是中共发明的一种酷刑。”

张林家因为爷爷有文化,做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粮食,所以可以搜集到掉在地上和角落的粮食,带回家吃。还有就是当共产党特权阶层——生产队长或者书记来仓库拎粮食的时候,也顺便给他爷爷一把。

饿死的人多了,农村的空房子也多起来,这些房子很快就破败了。小张林就在那些饿死人家的残垣断壁中玩耍。他在村子里疯跑的时候,曾经有一条小狗陪着他,小狗总是又蹦又跳逗他高兴,他非常喜欢。那时候狗也饿,它们没有别的食物可以吃,只能吃人的排泄物。所以只要人一上厕所,狗们就在附近守着。

有一天,张林看见一帮青壮年围着他的小狗,还没等他和狗反应过来,其中一个人就用一根翻麦子的钢叉唰地一下子就穿透了小狗的身体。

小张林又急又气又心疼,钢叉仿佛叉在了他的身上。他只有六岁,不敢反抗,只能跟着那些人和濒死的小狗走。那只狗身体上插着那根钢叉,流着血,一条腿晃着,眼泪从它的眼睛里流出来,就那么看着张林叫唤着。

打死狗的人在旁边大声地笑,张林跑回去问爷爷怎么回事,爷爷告诉他,那是生产队干部要吃狗肉,就把全村的小狗都杀了。

村领导们在吃狗肉之前,也把全村的牛都吃了。没有牛犁地,他们就用人来拉犁。通常是十来个农民站成一排,像牲口一样拉着沉重的犁杖犁地,他们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厚厚的土层掀起来。这个时候生产队长还在旁边吆喝着,呼喊着,有时为了让农民们打起精神,队长还教人们唱革命歌曲,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等等。

这个人拉犁的画面一直在张林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他的记忆中,中国共产党的文革,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变成了牛”。

他问过爷爷:“以前是不是中国人也是这样拉犁子的?”爷爷说,不是,以前都是牛拉犁子,没有让人拉的。张林的祖父母一直在给他“讲古”,就是讲古代的故事,讲帝王将相等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这让张林知道,古人是不把人当作牲口对待的。

祖父上过私塾,对古籍了如指掌,常常拿一只毛笔,弄来一些农村的草纸,在上边一笔一画地写百家姓,然后让张林背诵。四岁的张林就可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地背诵与书写了,一字不漏。

到爷爷让他背《三字经》的时候,张林上小学了。8岁的时候,他就回到了蚌埠城里,与父母和妹妹住一起了。

* 反动标语

进城不久后的一天,张林看到父母显得很紧张。

“文革期间,不管城市还是农村,街头巷尾或者隐蔽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手写的标语,内容都是对共产党、毛泽东和文革表达不满的,当时被称作‘反动标语’。”

他听到父亲一直说着“完蛋了、完蛋了……”,全家人都吓坏了的样子。听说他那只有7岁的妹妹被带过去审讯了很长时间,当局怀疑这个小姑娘是某个“打倒毛主席”一类的标语的作者,折腾了一天,幸亏没有严重的后果。

后来,张林又听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情。在父亲当木匠的那个部队里面曾出现过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专案组愣说是团长的六岁儿子写的。那个团长和夫人两人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被拉到台上一通拳打脚踢,一直打了三个月,天天让他承认是他教唆儿子写的。后来这名团长被逼自杀,一个家庭就这么毁了。

那时候张林母亲在蚌埠纺织厂上夜班,他有时候要早起生火做早饭,需要先点燃一些废纸。妈妈总是嘱咐他,点燃那些废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一下纸上的内容,看有没有毛主席画像。

“为什么呢?”他问妈妈。

妈妈告诉他,他们家东边那个楼里面有个女的,早晨做饭点火的时候,也没看什么纸,突然一个邻居一个健步冲过来,打开纸一看,是张毛主席像,就大叫“你敢烧毛主席!”,这个女的立刻被打成反革命,弄到工厂里面,给活活打死了。

“那时候这都是正常现象。”张林说,“所有的人都胆战心惊。”

* 小访民

张林的父母和外曾祖母都是基督徒,曾经在美国人办的教堂里服务过。她们都知道共产党的制度是害人的,就把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憎恶传给了母亲,母亲又将这种基因传给了张林。

在上中学之前,张林认为母亲脾气不好,不应该跟人发生冲突。后来初中以后,他才知道母亲的身份是“地主”,一下子就理解了母亲是在一个多么恶劣的被歧视的环境下反抗的。

“我母亲的气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经常跟我说,要‘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张林说,幸亏母亲年轻时候是篮球队的,身体强壮,有一次面对别人群殴她的时候,竟然能以寡敌众。“尽管她受到了无数攻击,却始终能骄傲地保持自己的尊严,虽然这种尊严有时候是用血换来的。”

母亲在邪恶势力面前的勇敢和倔强还让张林在十一岁那年做了一次现在中国人所说的“访民”。

张林小时候喜欢踢毽子,有一天把毽子踢到了房顶上,他就和小伙伴们搭成人梯去构毽子。“上面的小伙伴没站稳摔倒了,把我也砸倒了,造成我右臂一根小骨头脱臼。”张林伸出右臂,隐约能看到当年的伤疤。

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当家人把他送到骨科最好的解放军123医院时,却发现一个医生都没有;父母又把他送到蚌埠第一医院,还是没有医生能处理。最后由一个部队里的卫生兵折腾了半天,又打钢钉又打钢板,吊起来八天,三个月后却落下了残疾。

“这个事故要在美国的话恐怕要赔上百万了吧?一个小小的脱臼,就活生生把一个孩子弄残废了。”张林说,“我父亲说,你这样将来什么活也不能干了。”

家里人去找医生给他重新治疗,被各家医院拒绝。他母亲打听到不久后有个医院有医疗队要去非洲支援,就把十一岁的张林带到了县卫生局。

妈妈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对值班的那个阿姨说:“一件小小的事情你们把我好好一个儿子弄残废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废人了,我把这个儿子就交给你们了。”

然后他听母亲交代说,医疗队要出发的时候,市里领导肯定会出来,听说副市长可能要出席,“你到时要拼命地闹,引起他们的重视才行。”然后母亲就一个人走了。

当天那些阿姨们看着张林的手臂,也感觉理亏,就给他好吃好喝招待他。

第二天,那些阿姨给了张林一些糖果和苹果,他记得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苹果。她们说:“你在这好好把苹果糖果吃了,你母亲大概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就给你接回去。”

张林问:“为什么有苹果和糖果?”对方答:“副市长要来我们这里视察,给去非洲的医疗队开欢送大会。一会你不要往楼上跑,乖乖在下面听话……”

张林一听,机会来了。他就竖起耳朵,趴在门口看。过一会儿,人们就簇拥着一个油光满面的男人走过来,张林猜想他可能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副市长。

“也许这家伙就能改变我的命运呢。”张林这么想着,听到那边响起了掌声。说时迟那时快,他蹭蹭蹭地往领导的方向跑去,躲过几个想拦住他的人,就跑到领导身边了。

他伸出右臂,说:“我就是一个小骨头脱臼了,他们治不好我的病,还把一块纱布留在了里面,我住了三个月,缝了十几针,开了两个口子,到现在还不能伸、不能蜷,完全残废了。你们这是医疗事故,是残害儿童!我要你们重新治疗……”

张林又哭又闹又叫,副市长果真走过来了,指示旁边的卫生局局长、书记,要马上解决他的问题。

“我在十一岁的时候就成了上访户。”张林调侃道。后来人们把他畸形地长了两年的胳膊重新打断,反复开刀好几次,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才重新接上。

“不过真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张林说,他因这个医疗事故休学的那两年,却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因为这两年的时间中,他不但没有在中共的学校中被洗脑,而且天天去母亲单位的图书馆看书,常常一天看一本书,有时是二十万字的,有时是四十万字的,都是外国的翻译小说,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俄罗斯的,这让他形成了不同于同龄人的独立思想。

“我从祖父母那里听到的传统文化,让我知道中国古代人是不把人当牲口的。”他说,“后来又在外国的小说中看到,外国人也是不把人当牲口的。”

“《悲惨世界》中最悲惨的人都要比中国最幸运的人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有人的尊严,有宗教信仰,他们有爱,他们在最苦难的时候,教堂向他们伸手,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床睡。而在中国,你就得在路边死去,所有的人都会践踏你。中国就是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跟动物一样。”

因为上学早,张林在七九年十六岁时就上了大学。但是他刚进清华不久,就感到他的核物理专业无比枯燥,相反,北京的西单民主墙更让他兴奋。于是,这个年龄最小的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那年就发出了“拯救中国人”的宏愿,从此在反党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从小养他长大的祖父对张林这个长孙寄予很高的期望,后来听说他被捕要被枪毙的时候,老人家就在腰里栓一根绳子,每天都带着,准备一听到孙子死亡的消息就上吊自杀。

不过,虽然张林后来多次被捕入狱,九死一生,但却都侥幸地活了下来,也就让他的祖父幸运地活到了八十五岁,寿终正寝。

(《希望之声》“往日回首”节目组对此文章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杨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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