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12日讯】接上文
4. 弗格林对马克思、纳粹及其意识形态的憎恶
一九三一年弗格林成为维也纳大学的编外教师后，在一般政治学领域被授予了更广泛、更高级别的教学资格，也开始了他正式的研究生涯。他最先讨论的题目是关于种族问题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学术上问题的研究，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种族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国家学说、政治体制的意义。但是另外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在欧洲迅速地发展蔓延。那个时侯，不断扩张发展的纳粹及他们关于种族论的思想对欧洲社会，尤其是作为德国邻国的奥地利形成巨大的威胁。这促使弗格林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问题。
弗格林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最具他独特的思想特色的是，欧洲种族群体及思想的形成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对此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考察了那时产生的运动，在纳粹产生的案例中，我从生物学的理论考察了种族思想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注26）
这一研究的成果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他发表了两本书，一本是《种族与国家》，（Rasse und Staat，Tuebigen，1933），另一本是《从瑞（Ray）到卡洛斯（Carus）时期精神史中的种族观念》。（注27）但是这两篇论文很快就被停止发行。因为正如同他后来所说的，这两篇论文所显示的研究结果当然并不是在当时纳粹所能容忍的界限之内。
在弗格林看来，人在形成他们具有政治性的联系的社会中是作为物质的肉体性和精神性的一个整体而展开的。为此，人们在研究国家学说的时候在关于人的存在的物质性的问题外必须同时关注和精神问题的联系。
对此，他在《种族与国家》一书中探讨了在欧洲迟到的种族中政治性群体的形成，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个人及社团的性质。但是，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形成欧洲民族国家，它们的政治意识及政治行为的理想的形式却依然是植根于基督教的土壤中。那些政治人物及团体的行为规范在本质上也依然是在基督教对于个人所作的规范范畴中形成的，还不是后来的走向极权主义道路的集体主义中的个体。然而，这些在基督教世界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尤其是在讲德语地区的国家中，逐渐变成了意识形态，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反映在权力、经济乃至文化精神等的社会血液中，当然也影响到国家的形成。（注28）
在关于思想史中的种族观念问题一书中，他详细地重新回顾描述了十八世纪以来的种族观念，而在《种族与国家》一书中他则运用了编年史的方法，着重具体考察在社会的物质及自然的基础和政治秩序思想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弗格林已经显示出他一生工作的特点，他明确地把精神思想性的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精神与它的自然性的存在关系的基础。他由这一思想出发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中的生物主义，种族优越论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纳粹的敌人。
一九三六年，弗格林成为维也纳大学国家学，及政体研究和社会学的编外教授。这一年他出版了《威权国家》（Authoritaere Staat，）一书。这是一本论述奥地利三十年代威权制度的宪法的思想和历史背景的书籍。在这本书中弗格林在当时由德国的施密特挑起的争论中捍卫了奥地利的存在。针对施密特们提出的那种认为要把奥地利统一到德国的威权宪法，他论证了奥地利独立存在的理由。在这本书中，他又一次攻击了奥地利那些亲德的团体及人士。
关于这本书在他自己的思想发展中的意义，他后来写道，这本书是他第一次思索如何理解把握在现代社会中的来自左面和右面的意识形态问题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试图证明威权政体在和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中的作用，它可能是保卫民主最可能成功的方法。
对于这个解释，弗格林还对比了美国法学家罗伯特‧霍沃特‧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1892-1954）的观点，民主制不应该成为自杀俱乐部。在进行这个对比的时候，他强调说，当时奥地利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注29）和库尔特‧许士尼格（注30）的政府都不是自由民主的政府，但是同时这个对比说明，在三十年代的奥地利对于继续存在所面临的选择是两恶取其一。对于这一在恶的角逐中的选择，弗格林认为，理性的选择是应该选择威权而不是纳粹，这样奥地利才有未来。对此他在自传中承认，二十年代他思想倾向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则变成倾向基督教社会党，因为后者宣布要对抗德国纳粹的吞并。他说，这个主张并不是像社会民主党说的那样，是奥地利的末日噩梦。在面对纳粹威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看法十分愚蠢，无法让人接受。
在《威权国家》一书中，弗格林最重要的变化是，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特别提出了意识形态问题，从此意识形态问题几乎可说是贯穿了他一生的研究及著述工作。
在这本书中，他不仅试图把握极左和极右的意识形态的特点，而且第一次提出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学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区别，并且由此开始对他的具有新康德主义倾向的导师凯尔森的工作提出质疑。他认为，凯尔森在学术讨论中掺杂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为此凯尔森所作的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的批评。
弗格林的这一提法，研究者认为显示出在那一段他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韦伯对于研究问题中的价值中立问题的强调影响了弗格林。对此，他说，“为什么我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和纳粹产生了对抗，并且憎恶它，这个原因可以回溯到几个非常基本的因素上。在这里首先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对于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的所必须要求的美德之一就是，在知识上的诚实公正。我不能理解，在社会或者普遍地说在人文科学中怎么会失去这些，那些有意不诚实地研究现实结构。意识形态，不论它是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所涉及的构想，从智力上看是站不住脚的。”（注31）他认为，在各类学术研究中要严格地排除世界观介入到学术问题的论述。而这就使我们看到，在弗格林最初的这三本书中，他的语言方式是冷静的学术描述，他认为，理论的目的正好是和政治上的煽情是相对立的。但是这并没有让他不再谴责当时的那些冷漠倾向。
弗格林对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态度，尤其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永远是毫不含糊、明确地给予拒绝。对此他特别强调说：“我对纳粹乃至其它那些意识形态痛恨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感情。我由衷地对在杀人中享受到乐趣感到厌恶。在它刚出现时我很不理解这种乐趣究竟是什么。但是在经过了一些年的对革命意识的充分探索后，我对它有了了解。这种乐趣是由一种人的虚伪的本性认同形成的，这种虚伪的本性是，要夺取权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某些人。于是这一虚伪本性认同就成为了已经失去的人类自我的替代物。”（注32）
此外，在《威权国家》一书中，弗格林对于各种政治思想及语言体系的讨论已经开始拓宽到对于古希腊及更早时期的思想、更为普遍的关注。
在和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使得弗格林看到，“一种政治理论，尤其是当它能够用来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必定是建立在古代希腊和基督教哲学的基础上的。”（注33）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学者，那么他就必须掌握古典希腊哲学，也就是要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我所得到的这种认识当然成为我以后的工作的基础，这就是不仅要看到关于希腊哲学的知识，而且要看到它所涉及到的更根本的观点，即一个人只有能够直接阅读它们的时候，他才能够适当地掌握和理解它的来源。”（注34）
一九三八年在德国军队进军奥地利的同一个月，他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书。在这本本文我们要重点介绍的书中，他不仅再次涉及到现实政治问题，即在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开始进一步探究它的政治哲学基础。如同在有关种族问题的前一本著述一样，他继续考察了形成它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构成，并且把这个探究推向了历史及思想的深处，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成的意义。为此通过这个讨论他提出了政治化宗教的概念，并且把它作为描述现代政治社会的一种特别的特点。对于历史的考察，使得弗格林从这些材料得到他的判断，所有纳粹等极权专制提出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宗教变形产物。虽然这个判断这本书没有作为中心内容明确地说出来。在这本书中，弗格林已经描述出这一发展线索，从这种意识形态出发形成的政治机制及制度，相当于在曾经由神占据的位置被一种尘世的宗教，用他们自己的救赎神话取而代之。弗格林的研究者认为，
弗格林在三十年代的著述《政治化宗教》最重要的突破性的提法是：
①它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导致极权主义的原因；
②继而又把意识形态直接地看作是一种政治化宗教——政治化基督教；
③从而就把极权主义问题和宗教问题——基督教及其社会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这部书对弗格林来说有三个阶段性的意义：
①它标志着弗格林维也纳生活的结束。
②它意味着弗格林由国家学说，对政体的研究转向宗教和政治关系的研究，并且开始论述他的政治理论。
③从这本书开始他的论述风格从冷静的学术性的文字而转向讽刺性的、带有争论性的风格，并且在此后几十年中越来越充满进攻性。
5. 在逃离与返回欧洲的生涯中对政治宗教问题的继续研究
一九三八年对弗格林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来说都是一个短暂的转折及停滞时期。三月，他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书，但是很快就被纳粹所查抄禁止。一年后，他重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尽管在此前出版的《种族与国家》、《精神思想史中的种族思想》中他分析了极权主义的群众运动、种族国家和宗教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在《政治化宗教》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对“宗教”和“政治”的密切相连的关系提出了分析。在同一个月，三月十二日，纳粹吞并奥地利后，弗格林在维也纳大学的助教教职被解职。纳粹政府试图收回他的护照，阻止他离开奥地利。他得到消息，抢在盖世太保到达维也纳之前，拿到签证得以取道瑞士离开奥地利逃往美国。从此，他走向了移民之路。
在一般人看来，他并不是一定要离开奥地利，逃离的原因全因为他自己。因为那时的人认为，只要不是犹太人及在意识形态上没成为众所周知的纳粹反对者，那么就可以停止反对纳粹而委曲求全地继续生存，所以他的离开对很多人，尤其是学术界人士来说在那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弗格林当然清楚，他和纳粹及他们带来的文化气氛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逃离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来说标志着维也纳生活的结束，这使他从关注涉及奥地利前途的国家法的问题彻底地转向带有更普遍性的“政治与宗教”问题，这也就是一些研究者们说的“政治神学”问题。
离开奥地利，他只在瑞士做了短暂停留就到达美国。在美国首先在哈佛做了一年的讲座教师，然后到了本宁顿（Bennington）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一九四二年开始到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担任政治科学教授。在他的自传中，他回忆了这段辗转经历。他说，他之所以离开东海岸是因为东海岸到处是从欧洲逃离而来的难民。他在东海岸就会被人同样看作是难民。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为此他离开了东海岸。（注35）
在这段时间，他受委托编辑一本政治思想史，这本书属于系列教科书中的一种，限制为二百到二百五十页。然而，由于探究，弗格林无法把自己局限于这个工作中。本来《政治观念史》的写作出版主要是为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而提供原始的历史来源。但是，在编篡中，弗格林对这些原始来源的观念产生了疑问，而这种探究使他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于历史材料把握及认识。他不仅感到很多已有的思想观念是有问题的，而且进一步认识到，政治观念史不应该从古希腊开始，而是应该扩展到更遥远的历史现象。为此对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理解必须要了解基督教的犹太教背景，而这就要求必须认识以色列及古老的东方世界。为此，弗格林在当时甚至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后来出于需要他还学习了中文。
他后来写到，“在进行的这个工作中，按照通常对于政治思想史的限定，从古希腊的古典哲学家开始到这个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截止，是不行的。其中的一些疑问我在阿拉巴马大学的时候就产生了。在那儿我发现，如果没有更好、更多的关于基督教的起源的了解认识，人们就会不适当地描述中世纪。而如果没有思考研究过它的犹太背景，人们也不可能正确理解基督教的起源。”（注36）
他坦承，从四五年到五零年对他来说是一段徘徊时期，最终由于新的教职工作，他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了《新政治科学》（注37）一书。七年后这本书出版了德文译本。在这本书中，弗格林试图在他的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的研究中重新去理解人类发展史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为此他在书中展开了他对于诺斯替派的看法。他认为，诺斯替派是人类一种自我救赎倾向，是来自人试图超越固有的存在但是却忽视排斥了神的根本存在的结果。这其实就是，人以为人的知识能够救赎自己，超越神的存在。为此，弗格林用诺斯替派来描述近代社会的现代特性。他认为，整个现代化表现出来的现象，包括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都是诺斯替主义的变种。为此他称自己为“现代化的蔑视者”。这也是他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八十年代中期后由于所谓后现代思想的出现才开始被欧洲从新发现的一个原因。
一九五八年他被德国慕尼黑大学聘任而再次回到欧洲。在慕尼黑大学，他承担了建立政治学研究所的工作，并且成为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教职教授，为此他不单在学校里有很多教学任务，而且还有很多其它的讲座，以及要撰写很多其它题目的文章及论文。而这就使得他此前的研究计划耽搁下来。在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号接受教授的演讲中所作的《科学、政治和诺斯替派》（注38）的演讲，这个演讲五九年在德国出版。在这篇演讲中，他概述了他关于诺斯替派思想的理论，直接尖锐地提出了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的批评，他把他们作为典型的思辨的诺斯替派分子。对于马克思，弗格林直接称他是知识骗子，对于黑格尔，弗格林说他的《精神现象学》是耍弄巫术，而黑格尔居然想让人们把这本书当做一本伟大的著作。
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德国，弗格林是作为诺斯替派批评家、意识形态批评家而著名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本书，当然还有《新政治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两本书同时也为他在德国赢得了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名声。然而，由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批评理性主义的争论，（注39）尽管实证主义也被他直接地批评为一种现代诺斯替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让人感到刺目，但是这一在短时间激起的名声，却还是逐渐再次被人遗忘。此后，一九六五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开设了又一个激起德国人极度反感的讲座“希特勒和德国人”，并且出版了书。在这一年的德意志政治学协会年会上他还发表了题为“政治学上的现实性究竟是什么”一文，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和政治学理论备忘录》（注40）上。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了他研究的又一新的重点，关于意识的哲学问题，它成为弗格林后来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思想。对此，他说，在社会及历史中的人类秩序问题产生于意识的秩序，所以意识哲学问题是整个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但是尽管所有上述一切工作都带有强烈的刺激性并且遭遇激烈的反弹，却都没有让他在德国著名起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政治学界，直到他六八年退休重新回到美国，他一直是一个不被人理解，乃至被人误解的边缘人物！（注41）
弗格林一九六九年由慕尼黑大学退休而重新返回到美国。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专门研究战争、革命和和平问题的胡佛研究所继续他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五年去世。
在斯坦福，弗格林继续他的《秩序和历史》的研究工作，一九七四年他出版了第四卷，《基督教一统天下时代》（The Ecumenic Age）。（注42）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中译本竟然被翻译成《天下时代》，（注43）估计译者是依靠英汉词典翻译的，因为真正了解Ecumenic这个单词的含义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任何一本英语原文词典中的解释都会明确地表明，它的天下含有“基督教”的意味在内，不可能错得如此离谱。从基本的文化社会学思想看来，这个疏漏错误是不能够被原谅的。
对于这本书，弗格林的研究者认为，第四卷的内容已经不再是前三本思想的继续，甚至已经不再是写作这套书本来的思想。因为在中断这部书的研究写作的期间，弗格林已经明白，他的理论研究如果想取得成果是不能够没有对于原始数据的搜集和解释的。而这个需要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本来为其余三卷所准备的材料了。在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期间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早期古代史的研究已经使得他在开始计划这个工作时的理论前提“过时了”，他必须放弃一些思想和计划。为此在第四卷中，他实际上是进一步从他对于古代近东的宇宙秩序问题的分析出发，扩展了整个计划。这也就意味着，他在描述中，对于历史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一个适当的政治秩序应该是在更多重的、并且平行发展的事实中存在的。为此，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说，它涉及的是一个“多元”的不同的领域中的事物。所以弗格林不再处理广泛的原始数据的注释，而只是继续展开他的新的看法了。他开始更为具体地研究问题，并在第四卷发表了这些成果。他在这一卷中处理的是不同范围的具体的研究，这些研究无论是对于社会的起源、历史生成（historiogenesis）还是所谓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的看法，都带有“玄想”性的“推测”。对于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他说，它描述的是人类从波斯的诞生到罗马帝国的一个粗略的延伸扩展。它的标志是一个新的帝国形式的社会的兴起。这个帝国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和统治问题。它们比以前所存在的文明所要面对的问题还要多，也可以说是一个多元文明的帝国。在此弗格林关心的不仅是帝国在尘世方面的发展，而且还特别讨论了在基督教一统化的时期宗教的发展，即一统化时期所显现的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文章，“福音和文化”（Gospel and Culture）中的主要问题。
最终，一个真正的实在存在的现实复活，或者说重新获得真正的实在成为弗格林《秩序与历史》整个最后一卷的中心问题。弗格林把它作为对于秩序真理的具有哲学反省、沉思性质的探究。在这里，弗格林试图用语言哲学性的反思来解释人类参与到其中的实在过程。为此，对于他所认为的哲学任务，在这些著述中他可谓做了最后的努力，即创造一个用来理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符号秩序。在这个符号秩序中，它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的存在部分将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对于这个“一目了然”任务，弗格林并没有进一步完成，他的最后一卷留下的是没有完成的著述。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号去世。
6. 可以说明弗格林精神思想特点的几件轶事
弗格林不仅思想及政治倾向，而且性格及精神气质都极具特点，卓然不群。很多时候，他的性格甚至能很好地补充说明他的思想的性质及处境。其中最值得介绍的几个最有特点的记述如下。
弗格林在他的回忆中曾经谈到过他在维也纳作为讲师从事国民教育时的一件轶事。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维也纳的被意识形态燃烧的气氛，而且也很说明弗格林的性格。那个时候维也纳的大部分青年人都被所谓激进的社会主义潮流席卷。弗格林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尖锐地进行了反驳。有一次课后，他和学生们继续在一个郊区的酒馆中讨论。在就一个政治问题进行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后，一个满脸泛着红光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分子站起来，眼睛里泛着泪水对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很抱歉，一定要枪毙他。（注44）
一九五八年，他在美国几乎已经生活了二十年的时候，德国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简称为慕尼黑大学）邀请他到慕尼黑大学任教并且筹建名为绍尔兄妹学院的政治学研究所，他接受了这个邀请。据研究者说，这是因为多种的原因，他那时希望从精神思想及政治上不再和美国有关，因此接受了这个邀请。（注45）此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工作了十年。一九六九年退休后再次离开欧洲回到美国。然而，在这十年间，据研究弗格林的专家说，他不仅在德国的学界及学术上是怪癖的局外人，而且在自己建立的研究所也逐渐成为外人。凡是听过他的课及讲座的学生及听众都感到，他的风格让人感到很不适当，需要努力去适应他的情况并不少见。他那公开的、充满争论性的语言，由于从根本上充满争论性却没有任何妥协可能，常常让听众感到无所适从。（注46）但是尽管如此，或许也就是因为此，他的课堂及演讲大厅总是挤满了听众。
十年后，他退休又返回了美国，对此他说，这个决定是他因为不希望德国政治的发展让他感到为难。在他离开德国所做的最后一个采访中他说，“要想在固有的传统的傻瓜们和世界末日思想的革命的傻瓜们之间的德国保持精神上自由地工作是困难的。”（注47）
弗格林和他的博士导师凯尔森的分手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它的原因不仅有学术上的而且也有政治上的。关于这个分手可以追溯到一段插曲。威克勒尔（Guenther Wikkler）对此作了记述。（注48）
凯尔森曾经推荐弗格林去应聘在日内瓦的《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的一个社会学教席。但是弗格林在日内瓦这个学院的试用过程中没有能够让主任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感到满意。拉帕德按照礼貌也通知了凯尔森。这件事出乎寻常的是，凯尔森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号给他的回信中，超出常人所思地用了非常明确的语言谈了他与弗格林的距离。他写到：
“他（弗格林）的思想倾向永远是朝向失去更多的清晰性，他的语言习惯则要求专注的读者和听众必须去完成一个他们本来没有义务去做的事情。弗格林博士先生令人遗憾地永远陷于某种德国的精神思想潮流中的影响下，并且在不断地扩展——为此，它就不再具有我所相信的科学的那种优点。在他的模式中，不过是以一种罗马化的情怀所构成的感情取向，取代严格的概念确定和经验考察。”
凯尔森的对他自己的学生的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起源于弗格林对于他的纯粹法学不断增长的批评讨论。在那个时候弗格林已经开始从根本上对凯尔森的法学理论加以质疑及批评，这一批评导致了其后这对师生对这一问题终生的对立。这一点在弗格林的《威权国家》的著述中具体得到体现。
2020. 8，德国‧埃森
（全文完）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