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近年来，各类传销在中国大陆泛滥成灾，当局被指表面上抓几个案子，但实际上在为传销提供土壤和保护伞。百姓被所谓“国家项目”骗得倾家荡产，却无处申冤。
所谓传销是一种透过人传人的方式来达至销售的模式，通过发展人员（下线）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非法获得财富。传销的本质是“庞氏骗局”，即以后来者的钱发前面人的收益。
传销受害人、山东的李先生（化名）告诉记者，他曾陷入传销2年，被拉去河南从事一种“连锁”业（后来才知道是传销）。2015年至2017年，李先生一家人在河南郑州一待就是2年，人生地不熟，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也没拉到新人（下线）。一年房租至少要交1万块钱，一家人加上入会费（69,800元/人）前后损失达50万元。
谁在设局坑老百姓？
李先生原本在家务农，当时开饭店生意还可以，一家老小吃喝没问题。因为相信了这是虚拟经济、国家项目、“富人俱乐部”，才投入进来，结果被骗有冤无处申。
他说，“软刀子杀人太厉害，让你相信这是国家项目，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设这么大的局坑老百姓，有‘一房二卡三限制’。”
首先，当地政府大片的规划小区，都是占了耕地建的房子，都是6层楼，一个小区大约有40栋楼，附近有10个这样的小区。
“我从事的地方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现在是郑东新区）龙子湖街道陈三桥小区，附近有十个小区，包括陈三桥东西苑、姚桥、前牛岗、夏庄、薛岗、磨李、小孟庄、石埂小区等。”他说。
由于经常走动和“拜访”，李先生发现在郑州有3个这样的传销聚集地。“我粗略算了一下，整个郑州有30万人在做传销。”他说，“官方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发展当地的经济。穷乡僻壤的，做别的来了也找不到工作。”
李先生表示，有的人卖了房子还在那里，有的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江苏安徽的来人最多，据说江苏盐城整个县都掏空了。
其次，在郑州从事传销的，走帐的银行卡必须是工商银行的，其它地方有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的，从来不用现金交易。手机卡也都是实名制，用的是中国联通的内部集团网，叫“国投信息产业网”，行业内部号码互打免费。
三种限制，即年龄限制、分额限制、异地操作。必须年满20～50周岁，一个人最多只能做21份，一共是69,800元。异地集中管理，全职投入。
当地警方充当保护伞
“当地人都知道，派出所、公安局都知道，这些人是干传销的，都不管。于私可以发展当地经济，于公上面没有人让他们管。”李先生表示，“可怕的是你完全相信他是国家行为，并且怎么样发展国家也不打击它。（导致）传销模式不断地复制、泛滥。”
他说，“山东济南、威海，河南郑州、开封，河北唐山、石家庄，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江苏南京、连云港，安徽蚌埠、合肥，广西南宁、桂林，湖南长沙，湖北武汉，四川成都、重庆，云南昆明，北京也有……现在重庆是最厉害的，还有银川，我所知道的，除了东三省没有，全国各地都有，并且大部分是省会城市和重要的二线城市。”
记者查询发现，李先生从事的传销叫“自愿连锁经营”“1040阳光工程”，陆媒有过相关报导，案件涉及南京雨花台、合肥肥西县、贵阳花果园、广西桂林荔浦县、福建莆田等地，但涉及人员都比较少。
如，据每日头条2017年8月17日报导，“郑东新区”发布消息称，8月15日，郑东新区启动打击传销专项整治行动，为期一天。排查范围涉及龙子湖辖区4个社区。一天抓获涉嫌传销人员130余名。
对此，李先生表示，这些报导不用看。有时候真抓，那是当地派出所缺钱了，抓住交点罚款就放了。有时候是亲朋好友被骗后到有关部门举报、上访，政府做做样子。
“他可怕就在这，外面的人看到真正的真相，里面的人（从事传销的人）也看不到。”他说。
走出传销漩涡 发现大家都是受害者
李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该传销有一套理论和培训，是1998年引进，2001正式投放在中国西部（一说是先投放到两广地带运行），慢慢辐射到全国，全国各地都有的“连锁”传销。培训还包括焦点访谈《中国梦》、《邓小平传奇》等资料。
李先生表示，自己能走出传销漩涡是因为与推荐人发生矛盾，推荐人要带走团队分支人员，他才发现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操作起来只要拿了钱就没人管了，没人负责任。由此他了解了很多内幕。
比如，经常有人打架被带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都知道他们在为什么打架，但是仅按照扰乱社会治安处理拘留几天。
李先生最终发现，在一个区域里赚到钱的只是少数人，到最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底层的业务员有房租、日常生活开支，老总级别的跟新人见面讲排场，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平常吃用讲究，拉拢人心。
“不稳定因素太多，有的底下虽然有几十人、上百人了，但一二年没有发展一个新人。”“我们顶多接触到一代老总、二代老总，很多人到走了都没见过三代、四代老总，不知道是谁。有的甚至没有什么三代、四代老总了，只有一代。因为上面的老总已经熬不住，都已经走了。”
“一直到走都不会说它不好，走好几年回去的都有，反反复复，来回几趟的多的是。”
李先生回归正常生活后很忙，想起一些事来，不知道上哪去申诉这些事？“我有冤没地方申呐，我想去法院告，我告谁？虽然我们的钱被上面的人拿走了，但是我们上面人的钱又被谁拿走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去的时候也是不知道的，被人骗的。”
卷入传销人数众多 全国或涉上亿人
记者致电当地民众了解情况，有的表示自己是外地人，让记者找别人问。有的表示自己是当地人，知道外地人很多，但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什么。也有人明确告诉记者，当地做传销的很多。
郑州的王先生（化名）告诉记者，陈三桥社区是个大学城，旁边有12所大学，之前比较偏僻，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庄。大学生里也有一些搞传销的，他们可以去学校找美女，扮演客串。
“1040工程这个已经很老套了，已经被打击过很多次了。我估计他们是通过豪宅、豪车、美女的诱惑，让人不愿意离开。”王先生表示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今年暑期自己的朋友被叫到合肥玩，结果发现是传销；自己的亲戚去广西来宾县投资，还来劝他们投资。大环境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存在二三十年了。”
而官方暴露的传销人数更让人震惊。据《细数2019年十大传销案件》一文，权健、MBI、斑美拉、GGP共赢积分、趣步等案例，涉案人数动辄数百万、几千万，涉案资金也从几百亿到5000亿人民币。如果把这些人头简单相加的话，仅十起案件，涉案人数达10,470万人，即在中国从事传销行业的可能超过1亿人。
传销泛滥反映中国经济下滑 贪官保护
李先生认为，造成传销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经济下滑，很多人失业。农民种地又不赚钱。
他表示，现在工作不好找，共产党的体制下有本事没关系是白扯，像当兵的，没有关系背景有几个能有一个正式工作？最后还不是干个几年都回来了。
种地也不能维持生活，耕地只能种大棚蔬菜。当地已经不产粮食了，因为很少有人种粮食了，主要的农作物就是大棚蔬菜和大棚水果。“只有小块地的种不了大棚，或者老俩口没本钱、没精力，岁数大点的种玉米、小麦，他没有别的经济收入，不种就得挨饿。”他说。
“我家里地种点花生，种子花钱买，种的时候雇人，收的时候雇人，上肥浇地，种一亩花生还得赔钱，赔五六百。多数农村依靠出门打工，家里的地荒着都不去管，种地不够本钱，五口人的地一年收成下来，赶不上一个打工一个月挣得多。”
李先生介绍，当地普遍的一人一亩多地，超过二亩的都很少。山东境内都是分“一亩三分地”，现在更少了。人口多了，耕地少了，城市发展、河道工程都需要占耕地。
“国家出台的土地政策‘三十年不动，加人不加地，去人不去地’，结婚后添了老婆孩子，都没有地，30年已经过了，又来了一个三十年不动。老百姓没有地怎么生存？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太不公平了。”李先生说。
他指出，现在农村的孩子教育、养老都不行。贪官打不绝。“我们不指望国家帮了我们这些人，最起码不要变相地害我们。”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姚庆湘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传销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查封过，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现在通过微商做网络传销，更便捷，更容易发展。
姚庆湘认为，政府主导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贪官污吏、腐败的固有的保护伞机制在起作用，比如广西北海现在照样聚集了很多做传销的，以万为单位很正常，有一定规模。租房、开卡、通信使当地获得利益，保护伞通过保护获得利益。
他表示，其实这个行业都有保护伞，一种模式是“放水养鱼”，即使有人报案也懒得理，因为同样一个案子，犯罪所得10万标的和1000万标的的，工作量是一样大，但是收益完全不同，等到违法所得千万、上亿了，可以收网了。
另一种模式是永远都不收网，定期、固定地收取保护费，知道有人在这里做传销，但是他们跟传销最上级已经形成了一种保护关系，按比例收钱。
他举例说，就像有段时间毒品泛滥、艾滋病很多，其实大部分的毒品是公安局的白手套在卖。那么多的娱乐场所（主要交易场所）是公安局在管理，都是有关系的、交保护费的或直接自己人在卖毒品。扫“黄赌毒”行动是为了清理市场，打掉竞争对手，赚取的利润更高。
姚庆湘也认为，传销泛滥与经济大环境有关系，很多地方不好挣钱，走邪门歪道的人多了。他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向左转，扫黄打黑、打击娱乐会馆，不过是为了禁锢思想。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