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18日讯】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
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
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宋代朱敦儒(1081~1159)
〈好事近〉，《渔父词》
2020年8月14日下午，得知施建生教授已于7月18日安详离世的消息，享寿一百晋三。最近几年，施老师时常感叹朋友凋零、心中孤寂，每天都活得很累；特别是过去两年因行动不便，无法行走，需人侍候，更是辛苦。对他而言，离世或是一种解脱，我个人也早有预感与心理准备，但还是不免怅然，惋惜不已……
生平和学思历程
1917年在中国浙江省缙云县出生的施老师，1939年自中央大学毕业后，通过自费留学考试，申请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所就读，1946年拿到硕士学位。为了早日报效国家，放弃攻读博士，以一年时间走访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包括在芝加哥大学旁听半年，并游学西岸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史丹佛大学。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已由凯因斯(J.M.Keynes)倡导的新理论取代，主张政府应以经济政策干预。服膺凯因斯理论，将之引入美国的就是哈佛大学，因为靠海而被称为“盐水学派”。另一学派鲜明反对政府干预，以芝加哥大学为重镇，因在湖边而被称为“淡水学派”。施老师因缘际会，先在哈佛大学熏陶两年，曾选读有“美国凯因斯”(American Keynes)之称的韩森(A. H. Hansen)开授的“经济分析与财政政策”，继而在芝大修习半年，同时接触到两大学派的思想和主要代表人物，对后来传布经济思想助益甚大。
留美三年后，施老师回到上海，当时国共内战已开打，继而国民政府在1949年播迁台湾。隔年，施老师也渡海来台，先在省立行政专校(台北大学前身)任教，1952年获聘为台大经济系专任教授，讲授大一经济学、大四经济政策两门课。
1959年8月到1967年7月，施老师还担任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台大法学院院长。在台大任教期间，施老师曾赴美国讲学、研究，当过密西根州立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前前后后约七年之久。就在威斯康辛大学勤考斯分校执教两年之后，由于校方坚留，施老师遵守台大校外兼职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乃在1979年自台大提前退休并接任名誉教授。
1984年施老师自美返台，应文化大学聘为教授并先后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所所长和法学院院长，至1992年七十五岁退休。隔年应中华济研究院聘为研究顾问，从此在专属研究室中，悠游书海、自在为文、著书立说，至2016年99岁时才停笔。值得一提的是，施老师熟悉各家学说，深谙经济政策，但他只忠实地传布，对政府政策从不批判、评论。
教学、研究、传布经济观念
施老师一生致力教学、研究、传布经济观念，六十多年如一日，传布方式分为教书和为文写书两种。大学教书四十多年，主要讲授“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两门必修课。前一门为经济系学生打基础，后一门为经济系把关，经济系学生第一年打下坚实基础，四年苦学，通过经济政策最后一关，才能毕业。也就是说施老师担负经济观念的启蒙、灌输和鉴定的重责大任。四十多年中，施老师教过的学生众多，这些学生又不乏担任教职，一代接一代，将施老师传授的观念再予以传布，乘数效果之高难以计量。
施老师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到2001年已经修订十二版，研读者并不限于修课学生，在华人世界炙手可热。在1960到1980年代中文教科书极少年代，其热销情景可想而知。
除了教课和教科书写作外，施老师也勤于为文介绍经济学说的演进。他的《现代经济思潮》描述漫长的经济思想史，是在五十年间分两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在1955年写成《当代经济思潮》，介绍二十世纪以来经济思想的演变，并以四位经济学家为主轴；四十一年之后(1996年)，再加入八位伟大学者重写该书，并将“当代”改为“现代”，将时间延长至二十世纪末；到2000年，又新增二位名家，以增订版刊出。写作的艰难、认真的态度不难想见。
退休之后全心投入阅读、写作的施老师，觉得有必要详细介绍典范经济学家，供后人师法。他分别在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3和2016年，将熊彼德(J. Schumpeter)、凯因斯(J.M. Keynes)、海耶克(F.A. Hayek)、弗利曼(M. Friedman)、李嘉图(D. Ricardo)、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萨缪尔逊(P.A. Samuelson)、约翰･密尔(J.S. Mill)，以及马夏尔(A. Marshall)九位大师一一立传，以“伟大经济学家”系列丛书出版。这种艰巨、吃力不讨好却又极其重要的工作，愿意、且能胜任的，恐怕后无来者了！
施建生老师夜以继日、终其一生，利用教课、写教科书、写文章，以及为伟大经济学家立传等方式，传布经济观念和思想。我们知道，经济思想和观念威力非常强大，对政治人物和政客的影响无比深广。凯因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的结语中，说得很明确，他是这样写的：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当它是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其所具有的力量都要比一般所了解的大得多。的确，这个世界实很少受其他事物之支配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实际上却常是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握大权的狂人们，只听从空中传来的声音，但却常引用学术界一些三流角色不久前所发表的言词来支持自己的狂乱。我可以肯定地说，如与观念的逐渐入侵的力量对比起来，既得权益者的力量就要小多了。当然，这些观念是不会立即发挥力量的，总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挥。因为在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领域中，过了二十五岁或三十岁而仍会受新理论之影响的人并不很多，这样一般公务人员、政治人物，乃至煽动家们，对于当前问题所应用的理论就都不会是最新的。但是，不管对于将来的影响是好是坏，具有危险性的终究是思想，不是既得权益。”(此段译文引自施建生《经济学原理》十版，页544)
这一段论述凸显经济观念传布者的重要、责任的重大和艰难，令人不由得对经济观念传布者施建生教授肃然起敬，也更怀念起来!
跟随施老师的脚步
我跟施老师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72年，上的是台大经济系四年级的“经济政策”必修课程，两个学期分别只得到78分和74分，想当然很不出色，也不可能获得老师的关爱眼神。真正与施老师密切接触是自1993年开始，施老师第二次从学校真正退休、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顾问的这20多年。
施老师在三楼有一间专属研究室，并定期为中经院出版的《经济前瞻》季刊（现为双月刊）“经济观念”专栏写稿。正好我是刊物主编，负责看稿、改稿。一开始，对于施老师写在稿纸上的十来张漂亮的“龙飞凤舞”文字，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看懂。渐渐地熟识之后，对于我辨识类似的手写文字助益甚大；而且文稿要用电脑打字，连研究助理也被训练出辨识文字的能力了！
施老师即使撰写通俗的经济散文，仍秉持做学问的严谨方式，字字斟酌、一丝不苟。他都是介绍伟大古典经济学家的人与事，这是费时费力、又需具深厚功力者才可胜任的。年轻学者或者不愿为、或者无力为，而施老师用心欢喜为之，甘之如饴。施老师的文章是《经济前瞻》的一大亮点、招牌，宝华综合研究院梁国源教授屡次跟我说，一接到刊物就迫不及待的翻阅施老师宏文。
2013年3月，施老师一度由于读写都不太方便，而被迫停笔；两年后身体恢复健康，再度提笔撰写马夏尔传记，2016年才正式封笔。施老师前前后后共写了九十九篇，我除了一一拜读之外，三不五时也会到三楼施老师研究室串串门子（我的研究室在六楼）。只要门缝传出来〈红豆词〉“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等老歌的歌声，我就知道施老师人在研究室里。于是径自开门进去（不需先敲门，因为施老师耳朵不太灵光听不到，加上歌声更难听清敲门声），轻触老师身体，两个人就聊了起来。这就是近20多年来，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与施老师的相处方式。
一见面，施老师第一句话几乎都是：“莺钏好吗？”刘莺钏由学生、助教到升任教授，都在台大经济系，施老师对她爱护有加。莺钏又曾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一年，与施老师女公子熟识，更加深施老师对莺钏的爱护和照顾。在“爱乌及屋”下，施老师也就注意到刘莺钏的先生——就是吴惠林。有一段很长的期间，我在平面媒体频繁写稿，施老师都透过莺钏告诉我，哪个地方有问题，让我更加战战兢兢、不敢大意了。
施老师的记忆力非常好，他上课从不带书本笔记，滔滔不绝地一说到底。与他闲聊时，施老师会透露一些秘辛，毕竟他百年中历经各个关键时代、事件，度过枪林弹雨、流离失所的岁月，本身就是道道地地、真真实实的活历史。他从不讳言自己是“大统派”，更希望中国富强，但他不会批判不同意识型态者，也热爱台湾这块土地和人民。
施老师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人，不喜欢依靠人家。只要自己可做的事，他一定亲自为之，不假他人。即使前些年生一次大病后，行动不方便，也都勉力自己处理事务，更不喜欢让人扶持。这种独立不依赖的特性，也许就是施老师长命百余岁的要因吧！
写到此，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2016年6月13日晚，中经院第三所部分同仁在忠孝东路〈总督西餐厅〉帮施老师举办的“百岁庆生餐会”。施老师不只谈笑风生、饮食如常，而且食欲颇佳，还行动自主呢！
施老师是伟大的经济学布道家，个人有幸长期追随施老师的脚步，一路向前行。谢谢施老师，更祈望老师在天国顺心的过每一日。永别了，永远的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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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