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一位文质彬彬的香港年青人，飞离了充斥着催泪弹烟雾和凄厉警笛声的都市，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
阿谦，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离开那昔日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都市的抗争者。因为太爱抚育他的故土而被迫背井离乡，阿谦知道，自己护照上虽是旅游签证，这趟旅行也许没有归期。
和平诉求面对流氓暴力 香港人被动改变的心路
2019年的夏天，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天。林郑政府强推送中条例，引发了香港社会史无前例的抗争。
当阿谦与成千上万普通香港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反对送中条例的时候，一切是如此的和平、理性。当一百多万、两百多万香港民众平和、坚韧、井然有序的游行场面，被各路媒体直播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无数人的心灵受到震撼。
与港人和平抗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郑政府和中共政权的冷酷和残暴。漠视民意、践踏法律，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底线，使用流氓暴力手段无下限地荼毒百姓，林郑政府的暴行激起民愤，从稚龄幼童、莘莘学子，到社会精英、银发一族，越来越多的的香港民众走入和平抗争的队伍中。
随之而来的暴力镇压，打破了港人和平的抗争局面。从胡椒喷雾、挥舞的警棍，到如雨般落下的催泪弹、喷射蓝色水柱的水炮车，以至出动真枪实弹的镇压。耳边不时传来令人揪心的被跳楼、被浮尸、被失踪、被强暴的消息。
曾令港人引以为荣的香港警队，突变为凶狠残暴的黑警。警暴升级催生出“勇武派”的抗争。
“我不是一个会主动攻击的人，我的所有行为都是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我绝对不算勇武派。”阿谦说，“其实不管是‘和理非’还是‘勇武派’，他们的行动经常是处于一个很被动的状态。轮不到你自己做选择的。”
“你被别人打时，能怎么样？你被催泪弹射到身旁，又可以怎样？那种情形下，是没有什么‘和理非’或‘勇武派’的，你要自己保护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选择。”
“从开始时的一般参与者到最后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香港后生仔的被动变化过程。比如当初有胡椒喷雾，就用保鲜纸；有催泪弹就戴防毒面具；到了后来有子弹了，就要找一些东西去抵挡了。”
“其实是慢慢地被迫改变的。抗争主流的所有人，无论家庭主妇或者邻居大叔，他们都是被迫应对，见一步走一步，我也是一样。”“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对言论自由，人生自由的诉求。”
唯一不变的追求
谈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香港的抗争，阿谦说：“中学生的时候开始的。我印像中是穿着校服的。”“从反国教开始，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再到反送中，其实我一直都有参与的。”
“就我个人来讲，跟我小的时候反国教那样，觉得有些东西不对，立法会又阻止不了，所以就要用游行的方法去尝试改变。”“当年唯一能够发表声音的方式就是游行集会。在林郑以前的时代这种行动对政府是有压力的。”
阿谦解释，其实香港人所追求的东西从1997年主权移交开始就没有变过。香港一直以来的抗争模式都是集会、游行。到了反送中的时候，因为警察使用的暴力越来越过分，所以慢慢演变成了后来这个状况。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原来讲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之前所说的三权分立，其实现在官方已经否定了。它说没有三权分立，只有三权分工。
对于一个民选的政府来说，倾听民意是执政者得以立足的保证。但对独裁者而言，那是一种威胁。阿谦说：“我这里只想讲香港政府，如果要说共产党就有太多东西要说了。”
理解并不容易
抗争之路充满艰辛，面对的压力不但来自于外部，也有来自家庭的。阿谦记得曾看过对一个在香港很有名的乌克兰妈妈的访问，当问她如果孩子上街抗争她会怎么样做时，那个妈妈说会跟孩子一起。
可惜阿谦父母不是这个态度。他们对阿谦的做法不理解。“我父母很明显的就不是抗争派，典型港猪、甚至是蓝丝，他们贪图安逸，吃、玩、睡、供楼，每日重复着这些。”“港猪”，是香港俚语，代指只求自己生活安逸，对身边社会问题不闻不问，甚至对抗争者冷嘲热讽的香港人。
阿谦说，“他们那一辈子没有事，但是现在可能是我承受，将来或者是我的子女承受。”
阿谦当时曾跟他们一起看无线台的新闻，一段一段地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说，你接收到一些什么资讯，那你就应该用你们的大脑去思考。很简单，如果有一个政权逼迫你接受洗脑教育，逼着你文质彬彬的儿子要‘着草’（流亡）的，你想想这个政权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我留给他们去想的一道思考题。”
坚持会有牺牲
对强权、暴政的抗争是不会一蹴而就的，阿谦对此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说，“如果上街可能会被子弹打死，有机会被警察跟踪、扔到海里去，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危险，或者蒙面法和国安法的白色恐怖。”“当抗争的成本或者抗争的代价到了一些港人接受不了的程度，一些人会选择闭嘴、退缩，选择不继续，不去捍卫自己的自由。”不过，阿谦身边也有很多人是由不理不睬、冷感变成积极的。
阿谦觉得自己不是“勇武派”又不是“和理非”，算是“中间派”。慢慢地，“勇武派”都被抓了、离开了，慢慢地他们这些“中间派”就变成最前线的了。
他感到，整个香港的大环境正在转变，一时还很难说是变好还是变坏。目前看好像是变坏了，因为他感受自己在香港的朋友慢慢开始自我审查。阿谦对此表示理解，“我也有想过，如果我也是这个状况，活生生还在香港，我会怎么选择呢？”
不过，阿谦说自己不愿走中间路线，不愿意继续留在香港埋怨但又不敢行动。“我要么就继续留下来以我的方式来反抗，要么就走。”
阿谦表示，“我深深地明白不是每次抗争都会成功，但每一次都会有牺牲。其中我继续走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你现在不做那将来你的子女就会承受。”
“你现在说我走了，或者我就忍辱负重、屈服吧。万一你的儿子到十几岁的时候忍不住了，那是不是要你的孩子去承受呢？这应该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心声。你想如果他都是40、50岁了，是收成期，那他为什么还要出来参与呢？是因为他怕他的小朋友、或者怕他的孙子辈要面对这些。”
亡命天涯是自由的代价
阿谦以前从未想过，自己竟然也会有亡命天涯的一天。
阿谦说，选择离开有几个原因，最主要是他不认为现在的香港还有司法公正，而且他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我相信我的名字和各种个人隐私信息会被蓝丝从警方或是媒体拿到，再放到网上。也许我上街会被人拖到后巷去打一顿，或出现其它的危险，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他的另一个担心是因为他的继续存在，很可能会危及到家人。他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如果留下来一定会继续抗争。阿谦觉得，与其留下来等死，又有一个相当不明朗的刑期要面对，而且又做不了任何事情，何不用另一个方法去延续自己的生命和理想？而逃亡这个方法，他相信是一定比他在香港坐完牢出来再继续做快很多。
自由是有代价的。阿谦的最大意愿是要保护香港原来有的东西，付出的代价却是流亡海外。“在离开的那一刻我已经有相当的觉悟，我以后可能再也吃不到阿妈煮的食物，或者见不到阿妈那些东西，回不到阿妈住的那条街了。”话语中流露出难舍的哽咽，“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就算我有60、70岁的命，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香港了，我OK了。”
其实阿谦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很爱香港这个地方，但是我对她的留恋已经不多了。”他爱香港是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同时接受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因为我们没有文革，我们是传统的中国人，比在中国大陆的更加传统，也受到很多西方的影响，所以我们跟大陆的中国人是很不一样的。我喜欢香港的地方就是有一群这样的人聚在一起，有六七百万人，这是我喜欢香港的地方。”
呼唤良知 汇聚每一份力量
鉴于日益严峻的香港局势，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如有香港背景的赵锦荣、关慧贞等都在多种场合呼吁加拿大政府尽快出台应急方案解决落难港人的燃眉之急。9月10日，身为联邦新民主党（NDP）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评论员的关慧贞，再次提出紧急呼吁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目前在加拿大，除了那些有正义感的政要和支援港人的各种民间团体不断地在呼吁、催促加拿大政府从政策、行动上给予港人人道救援外，还有许多有正义感的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华人，以及本土西人和其他族裔民众，都在为港人大声疾呼。
阿谦觉得，汇聚每一份力量，就能够真正帮助有需要的香港人渡过难关。例如请尝试伸出援手，可以作为朋友，或者提供工作机会。同时还请保持热度，就像关注重要新闻那样，保持对香港问题和局势的关注。这也是对流亡者和香港民众的有力支持。
严惩罪魁祸首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制裁侵犯人权者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在加拿大，保守党的新党领奥图尔（Erin O’Toole）已经明确表态，如果有机会执政：一是要帮助港人；另外是抵制中共，要用《马格尼斯基法案》惩治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
阿谦表示，“就加拿大而言，严惩侵犯人权者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加拿大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民主自由、尊重人权、走民主道路。如果加拿大政府明知有侵犯人权、自由的事情发生，还跟侵犯人权者做生意，或者是还给予那些政府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加拿大人的身份，还让他们享用加拿大人的资源，又不实施制裁的话，就是伪善。很多中港官员在加拿大有很多物业资产，怎么可以一方面在这里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但另一方面又跟这些人做交易呢？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责任编辑：何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