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杨健兴:港警改例 扼杀网媒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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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9月25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采访报导)《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自由空间越来越窄。9月22日,香港警方称当日起修改《警察通例》中的“传媒代表”定义,对香港本地传媒,香港记者协会、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件将不被承认,仅限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此举被指违背了《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官方变相发牌制度”令香港逐渐走上极权管治之路,与民间期望背道而驰。

香港记者协会等8个传媒工会、7间大专院校的新闻及传播学系一致表示反对与谴责,指修例根本地改变香港原有制度,记者与公众都享有采访权,强烈敦促警方撤销修改定义。立法会议员许智峯、毛孟静等呼吁新闻界提出司法复核。

对此,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热点直播栏目采访时表示,此次通例修订之前毫无动静,完全没有通知传媒和记者协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击,会扼杀一些媒体。香港一直以来都相对开放自由,如今在走回头路。

有些主流媒体的老板财洪势大,很怕得罪中共,因此报导出来的不是事实真相,可信度也降低。一些独立的网媒会把发生的事情拍出来,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限制。

现在政府和警方已经不太理会市民怎么看,维护新闻自由只是嘴上说,实际在冲击,而警员执法又情绪化,甚至失控,今后如进入封锁区采访风险很大,记者需谨慎小心。

采访或变“参与暴动”影响公众知情权

杨健兴表示,警方现在不承认记者协会发的证件,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法,是相当奇怪的。“因为常理就是说这个证件出了问题,发证的程序可能有滥用或者滥发,也完全讲不了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相当反对政府的做法。”

他说,在政府新闻处的那个名单,其实是发布新闻、通知有新闻稿或者活动的一个通知系统,但是现在被扭曲成谁才是媒体,可以在一些公众地方,比如集会、示威、游行的场合做采访,“如果不在这些名单里面,警方就不会当他们是记者。”

“比如现在有限聚令了,它就说你非法,违反了限聚令,就发告票;如果它说现场已经是一个非法集结的地方,如果你不是记者,或者它认为你不是记者,你留在这里的话,虽然你是在进行采访,它都可能会说你是参与了非法集结。”杨健兴补充说,“甚至更加严重的,那个地方已经暴动了的情况,你就变成了参与了暴动。”

杨健兴指出,一些不在政府名单里面的媒体记者,包括公民记者、学生记者、自由工作者,或者是外来媒体,在香港采访都可能会被警方说成违反法律。“对新闻自由有影响,也是最终会影响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少了媒体在现场的话,那个报导有些片段可能未必能拍到,就会有更多的争议。”

过去一年多,许多警方滥暴行为,如去年11月11日关家荣西湾河枪击男学生事件,就是由非传统网媒拍摄的。这些自由媒体,在抗争运动中捕捉到大量珍贵的独家镜头,弥补了主流媒体的不足,令真相广传。

此次港警修改《警察通例》,不少网媒和学生媒体活动将受到限制,他们的采访或变成“非法集结”,而实际上按香港法律,采访不需要官方签发记者证,因此不存在合法与非法采访之分。当今自媒体时代,谁是记者更不是由警察决定的。

修例走回头路 将新闻自由倒退几十年

杨健兴认为,此次修改传媒代表定义,其实就是控制了哪些人可以进行采访,影响是深远的,从根本上把不是政府认可的,定性为非法采访。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相对开放自由,政府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很多国际媒体,外地的媒体都在香港进行采访,这个就反映了香港那个开放性,那个资讯流通。”他说,“新闻自由方面,但是现在完全是走回头路。”“与世界媒体变化的趋势也是实行相反的方向。”

他表示,现在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还有公民记者,随着媒体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很容易、很方便自己就可以做一个新闻发布,分享一些片段,做一些现场记录和报导。政府和警方限制非主流网媒的做法,“其实是将香港的新闻自由倒退了几十年。”

独立网媒拍摄使社会得益

对于各种网媒的兴起,杨健兴说,如今不像以前那样,要很多的器材和技术,方便的同时也使社会越来越开放,市民对资讯的要求越来越高,信任也是下降的。

“有些主流媒体的大老板都是财洪势大的,都是很怕得罪中共大陆,得罪一些大的财团,他们报导出来的是不是事实的真相呢?”

当社会对政府、对一些利益财团的信任下降时,他们对独立敢言媒体的信任、以及支持就会多一些。“政府、警方要怎样适应这个变化,而媒体也自己去把关,监管自己的行为、言行,真的是在做记者的事情,这些方面都要做好一些。这样的话,其实整个社会是得益的,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现场多了记者,其实是一个小问题、秩序的问题,或者是大家能否迁就的问题。但是现在这样走的方向,其实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指出,现在不仅是新闻自由的空间收窄了,甚至会扼杀一些媒体。

他以最近在旺角发生的事举例,一个12岁的女童被五、六个警员武力制服,那个片段都是学生媒体拍到的,如果这些学生媒体被禁止采访的话,这个片段就未必有人拍到,那么事件传出来,警方宣称女童形迹可疑、自己用了最低武力,但只有它官方一个说法,公众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闻,造成混乱的局面。

“现在就有个片段,大家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整个事件的经过,公众就自然可以更加清楚地判断,究竟这个女童是否形迹可疑,警方用的一些武力是否是最低武力,这个其实是可以减少一些猜测或者一些的谣传,平息一些争议。”

其实,去年“8·31”太子站黑警无差别殴打乘客也是如此,“你不给那些媒体拍摄的话,完全是任何片段都没有,到了今天我相信仍然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传闻,里面有没有死人,现在警方当然会说这些是谣言,但是你证实不了。”

“就是说有些地方是空白的,完全是不知道那段期间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话会不断这样发酵下去,一些的猜测、一些证实不了的事。”

日后封锁区采访风险大

杨健兴指出,现在通例改了之后,虽然警方讲,公众仍然可以在公共、公开的地方采访、拍摄,但问题是,很多时候警方将公众的地方已经划成了封锁区。

“你在封锁区的话,其实只是它们认为的、它们界定的媒体才可以在这里,而不是在这里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很多。”他说,“如果它当时说已经是非法集结了,就可能会是用这个原因去驱赶你,甚至去拘捕你。”“希望在现场的时候,都要尽量留意情况。”

作为记者协会主席,他表示会从法律角度研究,修改通例有没有违反《基本法》里面维护新闻自由的条文,以及政府是否违反了它政策上的一些承诺,会尽量为大家争取。

暴力对待记者减少 阻挠采访加重

关于“反送中”运动之后,记者被捕或被打的趋势,杨健兴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了之后,加上疫情的限聚令,实际上市民的集结人数少了很多,暴力、武力对待记者的情况也少了,但是却以执法的名义,增多了不合理的阻挠。

“要大批记者被他们查证件,短的话就半个小时,有时候要四五十分钟,这样记者就不能进行采访工作,也都包括一些让你马上停止摄影的(命令),这些其实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也都听到有一些个案,将一些记者赶到后巷里面,差不多可以说就是一种禁锢。”

他强调,虽然如今少了一些胡椒喷雾和更加武力的做法,但是在阻挠记者采访这方面,其实是完全没有改善。“甚至有些情况是更加严重了,这些其实都是已经和政府所说的要配合传媒采访,要维护新闻自由,这些承诺已经是违背的。”

对前线记者的采访建议

在现在的环境下,前线的记者怎样做好工作呢?杨健兴建议,第一,始终要做记者采访的事情,尽量不做不是采访的事情,同时在言行上要谨慎一点,要据理力争。第二,当看到自己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有可能被拘捕的时候,要小心衡量,因为如果被抓就做不了工作,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还会面临被检控等问题。

“是很困难的,这个局面。但是都希望新闻界、新闻工作者不要怕,他们就是希望你害怕,你害怕的话,就正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他强调,少了敢于拍摄的传媒,受损失的就是市民。如果一些市民仍然想表达一些意见或声音,“传媒工作者是有责任将他们的声音带出去,告诉给公众,他们的诉求。”

完整访谈内容请观看《珍言真语》节目。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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