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26日讯】2020年是中共所宣称的“全民脱贫”的期限。时事评论员文昭先生指出，习近平之所以一刀切力推脱贫，为的是制造政绩为继续连任铺路。
但是李克强大概是不愿背锅，公然在记者会上称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一千元人民币。随后党媒再次高调宣称2020年全面脱贫，那意思就是完不成也得完成；而国务院立即开始检查脱贫情况，实际上就是把虚假脱贫的证据抓在手里。针锋相对，十分热闹。
贫困是事关生存的基本问题。说来话长，先谈谈贫困的原因。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历史、地理、气候、生活习惯等等。有些原因确实与中共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共体制不仅阻碍了贫困地区民众靠自身努力而脱贫，而且加剧了贫困程度。时至今日，中共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有个术语叫“剪刀差”。中共对农民的整体剥削是制度性的，非常隐蔽而且规模巨大。农业产品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工业原料，如果农产品实行市场定价，劳动力成本和工业原材料成本将过高，不利于工业的发展。所以各个国家都实行对农产品限定价格，当然在初次分配环节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所以民主法治国家都对农民进行大规模补贴，就是在二次分配的环节还农民一个公平。问题在于，中共对农民的补贴基本为零，而且直至几年前才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一年辛辛苦苦种地只能勉强糊口，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利益被中共用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掠夺，导致农民收入水平整体低下，这是造成大量贫困人口的制度性原因。
再说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中共篡政之初，第一部宪法还确认了人民有迁徙的自由，还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很快就出尔反尔，用户籍制度把农民生生世世捆绑在农村；人民公社搞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掠夺了农民的土地。于是非常悲惨的一幕出现了，农民并不拥有土地，但是不能离开农村，这与奴隶的区别已经不大了。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但是毕竟还是所谓的“集体所有”，但是如果土地之下有矿产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却又是“国家所有”，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农民不仅不能受益，还要承担破坏性开采导致的环境污染等后果。在这些制度的夹击下，至少在理论上农民只能固守贫困。
而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中共篡政以来对农民的侵害接连不断。搞土改杀地主，彻底破坏了本来已经相当成熟稳定的农村生产关系。搞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进一步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大炼钢铁纯属不务正业瞎折腾。各种因素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中共推行计划经济、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在自家院子种点菜都是要被批斗的。中共为了输出革命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不断下达生产任务、加大粮食征收力度。当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曾说自己是在挑着炸药走路，弄不好农民就要造反了。可见中共也清楚对农民的压榨已经到了极限了。中共被迫认可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刚刚能够在生存边缘喘一口气，中共各级政府的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摊派、提留等等蜂拥而至，而且在收购粮食时给农民“打白条”也是普遍现象，农民苦不堪言。后来中共又开始大规模肆意强行征收良田，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生存空间。
一代人的贫困，可以出于多种原因；超过一代人的贫困，一定有教育的原因。中共体制下的教育是个沉重的话题，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沉重得令人窒息。一位曾经在中共财政部工作的朋友介绍过财政预算背后的博弈过程，教育是最弱势的，不断被挤占。而且所谓的教育经费，可不都是真金白银，相当一部分是收费许可，就是允许学校收费，收上来的钱就算作给你的拨款了。在中共的体制下，教育堂而皇之地搞起了产业化，以至于与住房和医疗并列被民众称为“三座大山”。想到这些，笔者总是怀念民国时期地方军阀的土政策：如果县政府比学校盖得好，县长就地枪毙。
可见，贫困问题与汶川地震、中共病毒等等一样，天灾还在其次，中共所制造的人祸才是罪魁祸首。也许有人说了，毕竟中共也在“扶贫”嘛。这就是中共的谎言最迷惑人的地方。
贫困问题确实不是中国特有的，那么我们先看看民主法治国家为什么没有搞中共式的“扶贫”？当然，不是这些政府对贫困人口视而不见。恰恰相反，这是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原因也简单，就是民众手中的那张选票。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专门针对性的举措。首先是健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确保这些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其次是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同时用税收、补贴和优惠贷款等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生产，降低失业率。此外，法律维护着公平的分配制度，保护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中共“扶贫”的目的主要是做秀欺骗民众。如前所述，贫困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共本身，所以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中共都解决不了贫困问题。或者说，如果真想解决贫困问题，只需要对症下药，对农民合理补贴，允许土地和人口自由流动，健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中国的贫困问题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显然中共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中共“扶贫”的措施，主要是形式主义走过场、洗脑宣传和数字造假，这是中共最拿手的伎俩。当然，也不能说中共没有做任何实际工作。但是，中共的官僚体制、假大空的官场作风和体制性贪腐，令一切扶贫的举措都是竹篮打水。即使本来看似正常和有效的扶贫措施，在中共的体制下都会变异。
比如，中共确实对贫困地区有一定的财政拨款，虽然与海外撒币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虽然对贫困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如果能真正落实，总归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中共体制内，扶贫款用到哪里都可能，唯独不会到贫困人口手中。中共党媒也曝光过扶贫款被贪污的情况。一个扶贫手册显示，一个贫困户签字确认收到了几千元钱，多少头猪，多少只羊，多少只鸡，多少颗果树苗等等，但是这个贫困户说他只收到几百元钱。被问为何签字时，他说村长让他在空白的扶贫手册上签字，否则这几百元也不给。笔者相信村长贪污的也仅仅是扶贫款的零头，大头早就被上级拿走了，真正到贫困户手中的，就是一点点封口费。这是中共体制的顽疾，连贵为总理的温家宝也无可奈何。旅居美国的大陆资深媒体人李军披露，温家宝为了给缺水的某地打一口井而特批了一千万元。秘书说打一口井有几十万就够了，温家宝说，批的这一千万之中最后能剩下几十万用于打井就不错了。
贫困人口是当地官员的摇钱树，如果官员真正去扶贫，那不等于自断财路吗？争夺“贫困县”的帽子成了中共官场上一道别致的风景。某贫困县县长做报告，得意洋洋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终于又当上国家级贫困县了。”有一个段子，也未必是虚构，两个县争夺贫困县的帽子，落败的那个县长说，没办法，我们县太穷，争不过他们。但是“穷庙富方丈”，贫困县的官员贪腐毫不逊色。河北省的李真案中，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向李真行贿一只金虎。
笔者在中共国家机关工作期间，耳闻目睹许多“扶贫”的怪像。比如中央政府各部门派人到贫困县对口扶贫，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形式主义。一方面，哪个单位也不会把业务骨干派去扶贫，另一方面，派去的人既不熟悉情况，也没有实权去推行什么措施，最后都是吃吃喝喝混事而已。后来有个学历高的同事参加中组部搞的什么“博士团”去西部省份挂职，其实主要是去镀金。
慰问困难群众是中共官员最喜欢做的秀之一。官员坐在农家土炕上笑容可掬地对衣衫褴褛的民众嘘寒问暖，桌子上摆着慰问品，煽情效果一流。官员付出的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而且谎言不容易穿帮，因为被慰问者信息闭塞，而外界有质疑也无法去核实。一位同事曾随同已经退休的副国级的官员去所谓的“考察”，顺路“慰问困难群众”。回来后告诉笔者，在镜头前送给贫困户的电视机、米面油、棉被等等东西，拍摄完毕之后都要收走的。
最接近有实效的一次，单位号召大家捐旧衣物给贫困地区，由几名同事亲自送到村子里去。如果您以为这次村民能真正受益了，只能说您对中共还是缺乏想像力。衣物送到村里后，村长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亲信叫来挑选，剩下的锁到仓库里，留着以后卖给村民。这也是随行的同事回来后亲口对我说的。
中共各级官员对“扶贫秀”乐此不疲，但是毕竟中共篡政已经七十多年了，庞大的贫困人口如芒刺在背，令中共的各种谎言都无法自圆其说。中共也是左右为难，不过既然习近平提出2020脱贫，那么一定是要实现的，当然只是在统计数字方面。其实关于贫困标准的界定，中共就已经在使障眼法了。中共的标准与国际标准差距之大，令人咂舌。世界银行2015年确定的绝对贫困线是每人每日1.9美元，大概折合每人每年4854元人民币。而中共2015年的标准是每人每年2855元人民币。按照国际标准，中国贫困人口超过两亿。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
可以预见的是，年底前各地脱贫捷报频传，党媒开足马力为中共歌功颂德，谀词如潮。极具中共洗脑色彩的“扶贫”也将寿终正寝。从2021年开始，“贫困”就成了中共的敏感词，党媒将绝口不提。在活活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期间，中共派民兵在村口站岗，禁止村民外出讨饭。如此说来，如果2021年有人自称是贫困人口，就算不被判个煽动颠覆政权，至少也是寻衅滋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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