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雨堂主:吴晗的双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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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13日讯】十余年前,拙文《吴晗——不止是个人的悲哀》在网上流传。仔细想来,关于吴晗,还有许多值得谈的话题。作为一位明史专家,吴晗从上世记40年代起,开始偏离学者生活规迹,转而热衷于政治,1948年起,死心塌地抱定宗旨紧跟中共,不料文革初突遭灭顶之灾。个中原因,多数人认为,由于吴晗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而1959年彭德怀在卢山会议上交的“万言书”,正是海瑞在嘉庆皇帝面前冒死进谏的再现。于是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把彭德怀搞臭,就需要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先期拿下,藉以充当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人。

上述说法虽非空穴来风,然而纵观毛与吴晗之间的过从,可发现此前毛早已对吴心存芥蒂。只不过毛对此不愿明言,吴自己也未能明察,世人也就无法窥见其中玄机。在我看,毛、吴二人对明太祖朱元璋评价的分岐,已潜藏吴晗悲剧命运的伏笔。

中国人对古代帝王赞颂的一个专用词,是“雄才大略”。毛对古代雄才大略的皇帝格外关注。雄才大略肯定伴随着一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霸气,其中既含刚愎自用、不择手段、绝无丝毫侧隐之心的暴虐,也含翻云覆雨、猜忌防范、诡计多端的狡诈,这不是一般绿林好汉义气为重的山大王所能比拟的。的确,在中国若缺乏这样的“雄才大略”,难以成大事。这个大事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换成现代语,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自视甚高,在《沁园春∙雪》中,他对古代最具霸气的帝王,毫不含糊地表露出不屑一顾的口气。他对秦皇汉武的评价是“略输文采”,对唐宗宋祖的评价是“稍逊风骚”,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毛真正服膺的帝王是谁?是汉初刘邦与明初朱元璋,原因有二:其一,刘、朱俱是打江山的开国皇帝;其二,刘、朱又都是出生社会底层的农民家庭,靠自己的“雄才大略”、踏着无数尸体夺得江山的开国皇帝。也正因上述缘故,底层农家出生的毛,对刘、朱的“雄才大略”,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与亲切感。不过毛总是欲盖弥彰,他有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内心的真实倾向绝不轻易显露。毛尤其欣赏朱元璋那种杀人如麻、下手绝情、绝不左顾右盼的“雄才大略”。

偏偏吴晗正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暝暝之中仿佛早有定数,也似乎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吴与毛的交往,要从吴的一本书谈起。1944年,艰难的抗日战争已近尾声,在西南联大执教不久的吴晗应朋友约稿,写成《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全书写的是朱元璋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经历。吴晗写此书的初衷,首先是为了影射、攻击蒋介石,显示自己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了得到一笔不菲的稿费,以帮助全家及母亲、妹妹解决生活之窘迫。

《从僧钵到皇权》的第四章,标题为“恐怖政治”,行文中历数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文字狱以及设置锦衣卫以威慑官员与百姓等恶行。1946年西南联大自动解体,吴随清华师生回北平。次年,为弥补《从僧钵到皇权》在写作时资料的匮乏,吴对原作进行改写,改写后的书名易为《朱元璋传》。又下一年(1948年8月),《朱元璋传》定稿。同年11月,吴晗应中共中央之召,带着书稿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与新政协召开,并受到毛泽东会见。交谈中吴将书稿呈毛。

毛细看了书稿,在此后的会面中,指出书中关于彭和尚的不同看法。不过,毛在附给吴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却是毛真正在乎的地方:

……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究竟什么是毛指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吴晗其实没有弄明白,当然也无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书稿作修改。书稿在1949年4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同年吴晗荣任北京市副市长。

共产政权建立后不久,吴作为明史学者与副市长的双重身份,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经常出入毛书房的显耀人物。这对吴是一种无上的殊荣,而对毛而言,既可显示帝王礼贤下士的大度,又可借机从吴这里得到历史知识的补充。吴决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朱元璋传》作进一步修改。修改后的书稿先油印100余本,以广泛听取意见,当然首先是毛的意见。这一次,毛对《朱元璋传》的看法更具体、更明确。毛给吴的信中直接指出:《朱元璋传》的主要问题,是“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全面”。在与吴的交谈中,毛更清晰地告听吴晗:朱元璋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应该肯定,应该写得好些,不能写得那么坏。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来就是要看到朱元璋的农民革命如何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历史进步,而不能过于关注朱元璋杀人多的恐怖政治。

毛看问题,的确比他身旁一同打江山的英雄们更高明。作为命运与朱元璋相似的农民领袖,毛意识到,只有充分肯定朱元璋,他自己在后人的评价中才有可能沾光;否定朱元璋,毛作为20世记的农民领袖,将来在史书上地位也不稳定。这个道理吴晗看不到,因为在吴的认知里,毛是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出现的。

由吴晗出面宣传朱元璋作为“农民革命领袖”,以及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丰功伟绩,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因为吴是著名明史专家,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比一般人更拥有话语权,也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吴晗具有愿意美化、称颂朱元璋的可能,这源自他的双重人格已然形成——吴晗既是学者,又是政客。

关于学者与政客的区别,经济学家张维迎讲得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张维迎指出:学者言论虽有可能出错,但学者只讲自己认为正确的话,而政客只讲一部分人爱听的话。吴晗是否具有学者与政客的双重人格?应当从他的话语与行动中观察。上世记40年代初,吴晗进西南联大任教,易杜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洲出版社 2012版)一书中,对吴有客观的描述:

吴晗专攻明史,刻意影射现实。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国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桩枉法,太监肆意妄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爱国人士和反叛的农民,这一切与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吴晗借古讽今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明史,当他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

显然,吴晗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抨击民国政府以获取一部分人的赞赏。此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民族存亡时期,将历史课变成国内政治斗争的宣讲所,而非赖以学术建树来立足,实在不足取。有人从某一政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将吴晗包装成既是学者又是“民主斗士”。在我看,吴晗究竟是“民主斗士”还是政客?不难辨别。

1953—1954年,吴晗在以天安门为中心建立北京新的行政中心的问题上,与保护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梁思成、林徽因发生冲突。吴在此问题上竟鬼迷心窍,着了魔似地站在共产政权一边,力倡大面积拆除古建筑,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由此也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他作为政客的一面。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给了吴晗又一次表现机会。在批判“章罗联盟”的会议上,吴扮演了反右斗争的急先锋。吴晗在批判会上的发言,杀气腾腾、锋芒毕露,那种必欲置章伯钧、罗隆基于死地而后快的冷漠,那种落石下井、赶尽杀绝的绝情,令在坐知识分子无不毛骨悚然。毛钦点的六大右派中,前三位影响最大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已被吴晗一网打尽。在毛的反右斗争中,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所谓“民主斗士”与“政客”之间,“学者”与“奴才”之间,吴晗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是否已一目了然?

然而,对待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吴晗作为学者的一面尚未完全泯灭。吴既要努力使自己的方法符合毛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不愿一笔抹掉历史的真实。如果把朱元璋的暴力统治,诸如胡、蓝案、文字狱、锦衣卫等史实掩盖起来,把杀人如麻、触目惊心的恐怖铁腕掩盖起来,那么他笔下的朱元璋也就不真实了,这是作为学者的吴晗所不愿看到的。尤其是对朱元璋的刚愎自用的个性,以及一不做二不休的残忍品质的披露,对属下怀疑猜忌防范的阴暗心理的揭示,更是毛泽东的大忌。毛只能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一巧妙说词,旁敲侧击地暗示吴晗:必须把朱元璋“写得好些”。

要知道,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前,抨击朱元璋是明显影射介公,自然获得一部分人喝彩;1949年后继续抨击这位靠“农民革命”坐江山的朱皇帝,必将恼怒一个人,此人正是毛泽东。在毛的身上,明显闪烁着朱皇帝的影子,无论是胡、蓝案,文字狱或锦衣卫,都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只不过类似的血腥屠杀与镇压,在毛这里已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可惜吴晗对毛的心理缺乏足够的认识,更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历史的真实之间的冲突是如此不可调和。吴晗未来的命运也由此注定。吴晗虽步步紧跟共产政权,但作为学者,他无法篡改历史,也无法将朱元璋“写得更好些”。这使吴晗在《朱元璋传》的修改中,下笔显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的因素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发展,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朱元璋)用流血手段进行了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制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

最终定稿的《朱元璋传》中,无奈的吴晗给朱皇帝给出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这就是吴晗对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努力遵循的结果。然而全书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对朱元璋的肯定和赞扬,仅是抽象的、空洞的;而对朱元璋恐怖统治所作的揭示,却是具体的、真实的。

《朱元璋传》的最终修改本,于1965年2月定稿,并再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时毛泽东的贴身打手江青正奔忙于京沪两地之间,与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暗中筹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撰写。江青此举,正出于毛的授意,这一点在今天看,已成无争议的史实。最终定稿的《朱元璋传》,客观上对吴晗已无任何意义,因为此时一根绞索已悄悄套在吴晗的脖子上。这根绞索何时收紧,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文革后不久,吴晗成为最早享受官方恢复名誉的人物,甚至在清华园建造了晗亭以资记念。这似乎是对吴晗屈死阴魂的一种抚慰。依我所见,其中原因并非在于吴晗属文革初即惨遭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倒是恰恰表明中共对“吴晗”的需求是永久的。在我看来,人们最终将发现,这个晗亭其实是对吴晗悲剧人生的一种嘲弄。吴晗的悲剧提醒人们,学者必须在人格上保持独立,一旦放弃人格的独立,或许正是自取灭亡的开端。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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