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14日讯】
当然那会儿活也不好拿，因为最小的男孩子太小，不能上车间，只能在家里纺，就时常没活。他走了这一段，我也没过多地想与他的关系，我从来也没想过干脆离了婚嫁人去。我母亲跟孩子姨他们说过这事，他们说，四个孩子拖累，嫁也嫁不了好主。可是我心里想的是：他过去说“将来我一定对得起你”，现在这样，我带大孩子他将来回来能不对我好吗？他回来还是一家子人家儿。所以他的画帖我从没想卖过。甭管多困难，我也只是死命挣钱，使劲勒裤腰带。
他有一箱子画帖，他也说过你要实在要断顿了，也可以卖。可我想有些画帖都绝版了，有些还是日本人出的，如《南画大成》，所以我更没有想到离婚。可惜的是这一箱子画帖文革时都让红卫兵抄走了，至今也未找回来，虽然他后来探亲时拿到荣宝斋问过价，一本就16块钱（那时期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作者注）。
因为他走时我还不够40周岁呢，要是嫁人即使嫁不了好主，也不会那么苦，文革中又抄家又挨打，两个女儿也不会被逼成神经病。当时我们胡同里就有右派家属嫁人的，也不用挪地方，找个男人来结婚，讲好了一个月出多少钱帮助养家。可我想，郭笃民从小就受穷，也挺可怜的，我要是拆了家，他回来孤身一人也挺难受，所以我从没想离婚。脑子里想的就是挣钱，就是想法养活孩子，别让他们当文盲。
那时有街坊说我傻，劝我：“你是有福不会享，让两个孩子退学纺石棉，你在家看孩子做饭就行了。”因为那时街道上所谓的纺石棉车间，也不限岁数，只要你会摇纺车，多大的孩子都让去。我觉得这种说法特别可笑，我想：东西也别卖一点，孩子也别当文盲，我就使劲苦自己。心想将来孩子他爸爸一回来，瞧见孩子挺好，东西没卖，那该多美。
我们附近东塔胡同也有一个男人送去当右派劳动教养了，走时还舍不得走，撅着屁股往后坐，那也让人拉走了。可是他走了以后，他老婆觉得孩子多没人挣钱过不了，就和男人离了婚要嫁人，她有一次和搞的对象在家谈恋爱，嫌孩子碍眼，就给孩子一毛钱，让他出去玩儿。那附近就是北运河，孩子出去就下河，结果淹死了。我那天从这里过，听见那位妇女在哭自己的孩子：“中秋哎，中秋哎！”（孩子叫中秋）即使这样多的先例，我也没有离婚的念头，还可恨人家：你要不离了婚，搞对象去，孩子就淹死了？不仅如此，我还觉得自从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不管怎么变动，也不能离婚。再说过去他又说过“将来一定对得起你”，既然有这句话，多少钱难买一个人的心，我为什么不等到他呢？
我也没想他只像肃反时似的走一年，因为那次没断工资，这次又停工资，又迁户口，一定比上次厉害，年头多。而且房东马文英也是右派，是从河北冀县弄到通县集合一块走的，通知他媳妇去送衣物。他媳妇回来说，闹半天他们是在监狱集合。因此我知道轻不了。
他走了后，我去学校找教导主任，问他郭笃民何时能回来，教导主任说：“咳，他那没问题，他平时又爱干活，能劳动，有一年多争取得好，就能回来了。”可是那位民主人士校长的夫人街道开会时碰见我了，我对她说：“刘主任说了，郭笃民一年多就能回来。”可她说：“一年多呀，回不来，我听他爷爷（指校长）说，一解放就弄进去劳动教养的人，也说是一年多就放回来，可到现在7年多了，还没放出来呢。”我还不信，心想，老太太的话没准儿，还是主任说得对。所以就没发愁，没想到他一走多年。
那次我还跟教导主任申请照顾，他说：“那也不能照顾你，因为他不是学校的职工了，你就也不是学校的家属了。不过，你要想换小房子住，我倒可以帮忙。”因为他这时住的是两间不大的西房，我们住的是三间大北房，平时学校同事来这儿串门，都羡慕我们住的房子大。这次他一说，我心想，穷死也不能和你换房住。过几天，主任太太来我家看房子了，她说：“我倒想住间大房子。”我心里说：“爱住大房子，上别处找去吧。既然我不是你们职工家属了，还凭什么照顾你们，跟你们换房子？”
就这样，一个月9块钱的房租也照交，而且马家房东比我们还穷，虽然马文英比郭笃民低一级工资，可有自己的房子，还吃房租，但是不会过日子，所以过去一直预支房租。平常他们都在丈夫教书的冀县住，肃反那年害怕，他们就都跑回来了。以后又搬了回去。反右的时候，他媳妇回通州坐月子来了，因为他“解放”前当过几天代理副县长，所以更干脆，学校告诉他带行李到县里集中开会去，让两个学生押着他，从那儿就到了县里，又从县里集中到通县东关监狱里去了。
1958年以前，通县没有什么工厂，我是家庭妇女平时也极少出去，这时就不得不四处找活干了。不久，活路子就宽了，比如做花丝（首饰）。有一年花毛衣票，凭票可以买毛线，可那时人大多没穿过毛衣，不会织，就去办事处找人加工。办事处的人估计我会织，就找我去了，其实我也不太会，可是为生活就应下来试试。我一织就是玩儿命啊。不久，两个大女儿也跟着学。娘儿三个最多时一个月织9件。
还有剁麻刀，把旧麻袋剁开，然后用竹枝抽出绒来当建筑材料。还有拆破鞋，加工一斤2分钱。反正是活全干，不管钱多钱少，全家一起动手。比如织毛衣，我织身，大女儿织袖子，二女儿刚学，织糙的。有一次一个放羊的老头，自己攒了点没加过工的生羊毛，纺成线拿来了，挺粗挺脏的，给谁谁也不织，就找到我们家来，别看我们家穷，还和人家少要钱，平常的毛线加工一斤是4块，我们觉得老头穷，少跟他要钱，二三斤织了一个毛衣，还是开身的，怕老头觉得粗羊毛扎手腕子，还给织的宽袖口的，最后要了5块钱。老头特别高兴。平时我们织开身的还要加五毛，这次也没要。我平时去服务站（街道上管分配活的地方），别人不爱干的活我全干。比如拆洗棉袄，磨刀人的棉袄又脏又破，拆洗别人不干，我干。什么小孩的棉衣服，我也管。那时就是1962年以后，我也不再发愁了。
这一年郭笃民他们也集体摘掉了右派帽子，算留用职工了，连门口教养所的牌子也摘了。比过去松了，星期日可以出去，他们那里离济南30里，可以进城去吃饭馆，一年还有一次探亲假。但还不是普通公民，比方他探亲回家，前脚进，后脚片儿警（分片管治安的民警）就来了，对他说：“不许出去，好好在家待着，要买什么让孩子去。”也不能调回来，他们那儿有的人，家在偏远的地方可以要求回去，通州紧挨着北京，也不能要求回来。
1962年过年他探亲来了，那时刚有东西，比方明太鱼（一种朝鲜鱼），干的，还有干蛆，当然也是死蛆，一会儿街道上来人通知了：“来鱼了，赶紧去买，一人一斤半明太鱼！”也不敢放过啊，赶紧去买，过两天又通知了来了，一人有一斤，反正那年过年，光明太鱼每人就买了3斤半。那年过年，我花了八九十块。现在听着不新鲜，那会儿可是挺多的。把平时攒的钱都花进去了，这不单是为了过年，也是为了他第一次回来，觉得他身子亏，需要补。他也挺高兴，那会儿因为活重，吃不饱，腿都肿了，看家里也比那里舒服，就不想走了，去看腿。可是人家不给开病假。他就把病情写信告诉领导，但领导不让他续假，还让他马上回去，他就马上回去了。这说明他这时挺恋家的。
1958年郭笃民走后，我们搬了几次家。
他刚走几个月，街道组长们上我家来了，说：“你得搬家，这屋子要做大食堂。”那年，农村和城市都办大食堂，他们让我往东塔胡同搬，我知道东塔胡同那个地方在北门里，快出城了，买东西、上学都不方便，全胡同只有一个水龙头，而这边院子里就有水龙头，我家连能挑水的人也没有。而且这地方解放前住的都是掏粪工人一类的人，几乎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所以我不愿意去。可是不去不行，组长说：“不去就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是绊脚石就得批斗。”没法子，我就从贡院胡同2号的三间北房搬到了那边的两间西房。那时房管局刚成立，还没有修建队，这两间房好多年不住人了，特别破。我带着4个从10岁到不满1岁的孩子，像老鼠拖木锨似地好不容易才搬了这次家。因为拿不动，好多东西像郭笃民养花的花盆就扔了。这屋子满处漏，有一夜下大雨，我把所有的能接水的家伙都拿出来接水。一夜都没睡成觉。
没住几个月，街道又挑这两间房做食堂的会计室，让我搬到当院的一间半东房去。
没到1959年过年，又通知我这东房也要做食堂，也得搬。这回又搬回了贡院胡同。这样，七八个月内我搬了三次家。越搬房子越小，间数越少。
最后让我搬到了贡院胡同6号的一间小土房里，也是满处漏。这屋子太小，东西放不下，在家搞副业也不行，我就自己在11号找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也是间破房，漏雨，我又找人抹了房顶。
第一次闹离婚
1964年，四清工作队来了，我再拿活，什么地方也不给我干了。什么意思呢？街道上就会这个，只要听说你有问题，就不让你干活。可警察都不这样，比如胡同里的一个小伙子改造回来了，街道上也是很长时间不派他活，他家又穷，没办法，就去找片儿警。那个女片儿警就让街道上给他活干，后来就去了修建队。
街道上就是这样，别的本事没有，就会掐死人，什么活也不给。我想了个法子，就去法院提出离婚，人家问我什么理由，我说街道上不给我活干。人家又问他挣不挣钱，我说他挣钱，可是挣得挺少。到山上开石头，砸成一百多斤的块儿，放在双轮车上，拉到火车站，再装车，还不能砸坏车，砸坏了得赔。我这么一说，法院的人说，他和平常人还是不一样，还是劳改的性质，不然不能干这么累的活儿，而且挣得这么少。他说：“本来离婚得双方面的，可你这属于特殊情况，不用去他那里，也不必他同意，我就可以发给你离婚证明。可是我不愿意发给你。因为改造人就是想把他改造好，如果你要和他离了婚，他就心想，我都五十多了，还会再有家吗？就会有抵触了，也不会好好接受改造了。”我本来不想离婚，就是要他不同意这句话去了，现在他果然说了，然后他又说，我让街道给你活。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又回到街道服务站找活干，还是什么活都干，一直干到1965年年底。
1966年一开春，街道上就把人们招去开会，说“十四缝（纫厂）要找缝劳保手套的。自带机器，一副0·24元加工费。我本来就会使机器，一听这个，回去凑了点钱，借了点钱，到街上142块就买了一台缝纫机。当天晚上就请人安上了，恐怕去晚了，没地方放机器了，第二天就把机器搬去，开始做了。虽说是0·24元一副，可是又扣线钱，又扣管理费，发到手里连1毛1也不到了。也就1毛多一点儿。不过我手快，挺短时间一天就能做15副了。有人一天只能做3副。结果就有人嫉妒，提出来限数。这样到1966年8月底被红卫兵轰走以前，我每天都做15副，能挣一块六七毛钱。
那时大女儿初中毕业去了顺义县潮白河林场，月工资31块，除了吃，还能剩下20来块帮助家里。二女儿初中快毕业了。眼看一家人就出了苦海，可是灾难又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起初，让我们缝纫组的人一起学习“老三篇”，上面组织学习的人对“老三篇”还有极精辟的解释：“‘老三篇’不是老了，是老得学，所以叫老三篇。”组里识文断字的人不多，会计岁数大，阶级觉悟不高，让她念，她说念不了给我念，可我知道我不配念呀，就没敢接。别人又接过去念，但还得我在旁边当顾问。念了几天，忽然有一天通知我到别处开会去，除我之外，组里还有一个人是地主家属，也去了。在会上就宣布那个人得回农村去，因为文革初期，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得离开城市，要搞红色城市，她算地主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可还没让我走。
那时候，不但在会上宣布，通县公安局还在最繁华的地段，闸桥的县百货商场橱窗上贴出大字布告，公布全县城该滚蛋人的名单。那天晚上，我还派几个孩子去看“黑榜”，回来说没有，我们还有点庆幸。可是没过几天，街道上来了一帮积极分子，给我的屋门口贴上一个白纸条，上写：“在押反革命家属”。告诉我：不许出去，不许乱说乱动。院里有个姓刘的工人阶级，和隔壁的地主分子刘家闹别扭，等不及就把红卫兵请来了。
红卫兵来了就抄他们家，砸花瓶，抄完他们家一看我这屋也贴着条子呢，就进来了，把箱子什么的都贴上封条，但当时没抄走。那天晚上，街道平时什么也不管的组长这回积极了，带着红卫兵挨着门找有渣儿的人，找着（也不会找不到，因为早就被勒令不许出门了），就带走。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李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