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窑家墟出生。父亲在我出生的那条窑家小街上走完他的后半生。
参加工作后，在一次文艺活动上，我认识了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乡，是个小领导，聊起来，这个和蔼的老人说他认识我父亲。他微笑着说，你父亲解放前曾从败逃的国军手里救过一个人。
这应该是我出生之前久远的事情了。我有点惊诧却没有细问下去。父亲的怜悯之心与生俱来。父亲逝后多年，与我年龄差一代人的大姐在我的追问下，才淡淡说了原委。
我们来到窑家小镇定居之前，年轻的父亲流落在窑家附近一小圩开牙科小摊。当时，解放军钢铁洪流即将席卷南粤大地。
一天中午，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一支小部队，灰头土脸一路逃窜到小圩。其实，抢军需保安全撤退到海南岛去做最后抵抗，是主要目的。小圩顿时鸡飞狗跳，老百姓惊吓得战战兢兢，青壮年人怕拉壮丁四散奔逃，老人孩子慌得抱鸡揽鸭，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往山谷深处逃匿。躲兵就是躲贼，是那年月的共识。一队士兵一路放枪，一路咋呼着抓“共党”，闯院拉牛赶猪，砸了几坛罐农妇们腌的萝卜小菜、青鳞魪，一地浓烈的腥咸气味混成一团熏得他们掩鼻倒退好几步。在挨家挨户搜查中，国军士兵从一农户人家床底下拖出一个人来，当成逃避不及的共党嫌疑分子押到父亲镶牙小店附近，绑到大树下当众拷问。
然而，被抓的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农民，他听到枪响来不及逃出门去，赶紧躲到自家床底下。这伙士兵都不懂当地方言，留下来的老迈村民中也没一人懂士兵操的粤语。拷问中双方鸡同鸭讲，叽里咕噜谁都不明白对方说的啥。国军问不出半点共党线索，惹得军官火起，下令用电线接上手摇发电机（供发报机使用）来电那个农民，一定要逼供出线索。不供就枪毙。这个农民的生命危在旦夕。
这时，闻讯赶来的会粤语的父亲挺身而出——粤语是父亲的家乡话。父亲主动向国军军官说明情况。父亲说那个是好人，山乡人没见识，他平时胆子就小，天打雷都怕，大家都知道的，听到国军枪声害怕才躲床下，他绝不是你们要抓的共党。周围住的都是良民，这里没有共党分子。父亲说他愿意担保这个人，军官听懂了，脸色缓和下来，盘问了父亲几句，父亲如实从容作答。军官看父亲一脸诚恳，是个老实手艺人，他相信了父亲的话，随即下令给那个农民松绑……
过了一夜，这支宰了一头耕牛和几头猪，狠狠打过牙祭后的国军部队就向南撤退，往海上逃窜去了。
父亲在世时，我没有听他提起这事。
这个农民的后人在父亲搬离小墟后，一直与我们来往。逢年过节都会骑着单车送来一些土特产……大哥和他儿子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
就像父亲传统而古板的一生。父亲的衣衫甚至也是旧式的，常年穿的是一套民国式样的对襟棉纱布衣裳，腰部开叉，布做的钮扣，整整齐齐地扣着，宽大的灰黑色长裤管垂到脚踝处，走路飒飒生风。除了腰带不再靠宽布条挽起，改进为串皮带的样式，他清濯白皙的脸容，瘦长微驼的身躯配上这身衣服，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旧时代先生塑像。
父亲同情疯子振家——前文已经提过这个人。疯子振家应该事前盘算过，每当父亲和大哥同时在小诊所营业，他不会出现。他搞一对一的借钱战术。这似乎又不像是一个疯子的行为。一年中会有那么两三次，振家会乘父亲一人在小诊所时，急如星火地划着长腿进来，打着招呼：叔呵，借我五元钱。有时他会说买一包烟，有时说是买一双鞋子，有时不说缘由。
父亲嗯嗯应声，从裤后袋子里摸出五元钱递给振家。父亲从不轻易说振家什么，顶多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不咸不淡地劝一句：你岁数还不大哦，能做什么就先找点来做做，这样生活也好过些。
这话，好像是对一个正常人说的。但父亲几乎从不拒绝过疯子振家借钱。所谓借，是不会还的。父亲没有把这放心上。他几乎是看着少年的振家成人。
疯子振家借到钱离开后，父亲望望振家背影，轻轻摇摇头：本来，他不应该落得这样啊……
那是父亲无法言喻的惋惜。
所有窑家人的日子都是差不多的。昨天、今天、明天都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公鸡打不打鸣，天都会亮一样。
每天，起早的邻人乡亲照样扛犁牵牛从我家门前经过；天天到宰场拿牛腩货赶早市的斜对门小贩，跨上挂着两个大铁桶的旧单车，叮叮当当地颠簸在沙土路上，以它的方式撕开孩子们的懒觉；担菜的小贩也肩挂晨露吱呀吱呀走过门前，赶向青翠欲滴的日子；扫大街的大伯推着手推车，佝偻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小巷尽头……
他们无法打扰我的生活，这些节奏不一，音调不同的人畜声，只是与对面屋脊慢慢移近的炫目阳光一起善意地提醒我：
充满活力的新一天又来了！
而父亲，也是一个不甘落后者，蹑手蹑脚地起床，洗把脸，无声无息地坐到工作台上开启他的新一天。
八十年代末期新搬的家，就在小镇十字街头不远处。在我出世前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父母在这条小街的墟头和墟尾前后搬了七次家。头五次是父母租房住，在这条小街每隔几年作曲线搬迁运动，在稻草房、砖瓦房交替的注视下父母白了头发。后二次是由大哥力主买地自建。
拐过南面一根旧水泥电线杆子，前行五十米，一座石米外墙的二层小楼底层的小铺面，就是父亲的诊所。这是同一条街上最后一次购置面积大一倍的地皮建起的——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这块留有三间旧瓦房，前后街道、闲置多年的宽敞地皮，在哥哥看中与原主议定价格拟签合同时，同街与原主同姓的族人兄弟跳出来了，抛出更高价想拿下。哥哥丧气了，这几乎是没有胜算的——我们是外姓外来人。在城里当干部的原主犹豫了，他老母亲一锤定音：毋管其他！就按讲好的价格卖给镶牙伯，别人出再高价都不卖。老婆婆对儿子说，镶牙伯是好人，我们宅地只卖给好人！—―老婆婆早年就认识我父亲，称他镶牙伯。
父亲的诊所是父亲全部的世界，是能够发生许多冷热酸痛故事的另一个“窑家”，不同的是，这些故事的角色，普遍对舞钳拿针的主角——父亲心存善念甚至感激。
父亲在他掌控的“窑家”仿佛一个著名窑工，默默地雕琢着他的日子，常常出炉他的牙模具、牙产品，一丝不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修补、咬模、塑模、铸牙、镶牙…… 父亲力图以他的辛劳帮助四邻八里的乡亲拖延岁月的磨损，在满足人们与时间和生理联手搏斗的同时，父亲结结实实地依这雷打不动的手艺，养活他的一大堆儿女。
人，能斗得赢时间吗？在与虚荣心抗争一辈子的惊涛骇浪里，人们自以为是地过了一生，包括父亲和他那一大群男女老幼的客户都是时间的落败者，不是吗？但他们活过，也更强劲地在窑家咀嚼过生活的原汁滋味，而看似贫弱的窑家，它暗藏一副巨齿，同样不动声色地嚼碎了每个人自以为旺盛的精力。
父亲，以一种古旧的方式巧妙地躲藏在西装悄然流行的岁月褶皱里。
父亲的牙科工具也是那么不合时宜，似乎也没有多少改进，就好比邻居老太拿来我家要开水喝的粗瓷碗，散发着远古的气息。进入八十年代，渐渐长大的我不满这种落后的气息，却又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让父亲进行一场技术革命。
父亲太古旧了，而我又是那么年少，我们中间缺少一个解决这巨大落差的媒介。而时间又是那么无情，不肯把经验和能力一夜之间赐予我，所以父亲和我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仍然循规蹈矩地无视我的高见，无怨无悔地养活我，而我却心高气傲地叛逆他，时不时地顶撞他。
我的顶撞没什么作用，仿佛拳头打在棉花上，父亲是不会与我争论的，依旧低头摆弄他手中的牙模，偶尔，不疼不痒应答一句：你懂个乜呵？你小子吃父饭挂母威……或者，父亲至多也就抬头透过老花眼镜片瞥我一眼，轻笑一声：淡定，你，做事做人淡定好不好？……
然后，父亲不再理我的抱怨。父亲的好脾气是闻名的。待续@*
责任编辑：唐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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