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1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aul O. Carrese撰文／原泉编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公民学”要么是一个模糊的谜团，要么类似于洗牙：我们知道应该这样做，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避免。遗憾的是，在过去50年里，我们的国家选择了回避和忽视，将学校，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公民教育降级，高等教育也认为公民学无足轻重、令人不快或不那么重要。
这一事实上的政策，对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公民文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一些教育工作者、学者和公民领袖对此提出了警告，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纠正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已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十多年前就诊断出美国“无声的危机”，现在仍然是一场危机，即使在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很感激自己出生在一个新移民家庭，父母教导我对美国这个独特的国家的热爱，还有对教育的热爱，在我看来美国仍在完善之中。我也感谢那些维持着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教育的老师，这种传统教育在美国一直兴盛到上个世纪——认真的公民教育，被认为既是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中任何自由人的责任，也是检视一个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定义公民学和公民教育，我引用了最近的一项全国性研究，题为“为美国民主而教育”，该研究的合著者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iCivics（一款在线的公民教育游戏程序）和亚利桑那州教育部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我们有意组成一个混杂的群体，包括了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到保守派的所有观点。然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必须与对美国宪法和政治原则的研究相结合，为公民自治做好准备。
这样的公民教育，对于培养有知识的且乐于参与“美国实验”的人是必不可少的。这需要从幼儿园到高中，再到高等教育（如果有幸上大学的话），教授公民知识和公民美德，以便负责任地对公民社会和政治事务做出贡献。
（译者注：美国建国被称为是一场‘美国实验’（the American experiment），是美国人拒绝欧洲旧制度，尝试在新大陆上凝聚各个种族，建立宪政共和国的努力。）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美国在过去75年中，通过投资K-12和高等教育，并重新设计其优先事项，团结一致对抗了外部威胁。
这包括应对1957年冷战中的“斯普特尼克（Sputnik）危机”和1980年代的经济竞争力危机，教育的受益者主要是科学、技术和数学研究，或称STEM。
（译者注：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是冷战的转折点。这是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上处于领导地位。美国曾经在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前尝试过两次试射人造卫星，但已失败告终。）
然而，美国已经忘记了，林肯在1838年，对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永世长存提出的警告：如果美国失败，那不是因为外国的征服，而是因为自杀——由于公民对我们的法律和宪法的无知，再加上在我们共和国有多元化的观点，而维持不同意见和公民友谊所需的公民美德却在下滑。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所期望的相反，《为美国民主而教育》直截了当地宣布了我们对美国的热爱，并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公民教育的一个基本要素。该报告呼吁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公民，认同公民知识和公民美德的双重必要性，比如在哲学、宗教和党派观点方面的公民分歧和友谊。
我们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社会学著作《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中表达的思想，即通过研究和争论来实现热爱美国的反思性爱国主义；兼有对人民和土地的热爱，并且在我们国家的普世原则和自治基础上提升这些情感。
我们目前缺乏这种反思性的爱国主义和其它公民美德，这与忽视公民教育交织在一起。
如果自由教育意味着对有关人性、自然和神的最基本问题进行自由探究和讨论，那么它也意味着，“自由”本身意味着一种双重现实。只有在享有政治自由和法治的自由人民中，而不是在纯粹的权力统治下，苏格拉底式探究（Socratic inquiry）的传统和制度才能蓬勃发展和永世长存。
那些致力于真正高等教育的人，必须同样致力于研究和维护永久的政治自由；否则，他们只是在搭便车、自相矛盾和行将就木。因此，美国中小学和大学公民教育的衰落，反映并强化了高等教育和其它美国精英机构中真正的辩论和多样性的衰落。
没有知识的多样性和热烈的辩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或公民教育。因此，最具破坏性的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几个关键学科中，从众性和正统性文化的崛起，这反过来又对大学、学校和媒体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不再学习和实践善待不同意见的美德，或者以超分歧的公民友谊来对待多元观点，而这种缺陷强化了将思想分为学派和教派的永久学术倾向。自由教育和公民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既是为了人类灵魂的发展，也是为了我们的公民和教育文化的健康。
避免这种做法被视为党派之争，我们应该注意到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最近在他的《更高的期望》（Higher Expectations）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高等教育误人子弟，因为两个严重的缺陷：公民教育和伦理教育的衰落或缺失。大多数大学和学院的必修课程，不再优先考虑这些科目。
博克不是脾气暴躁的保守主义者。的确，在我们的学术和公民生活两极分化的时代，令人振奋的是，他提出了与（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为乔治‧华盛顿撰写的优秀传记《开国元勋》（Founding Father）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公民品格和修养是相辅相成的。
正如音乐剧《汉密尔顿》的剧迷们最近可能新发现的那样，华盛顿是一位强大而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他在童年时和一生中，都以16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编写的关于尊重他人的《修身准则》（Rules of Civility）来约束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能够建立并服务于公民共和秩序，并两次放弃近乎绝对的权力（作为一个获胜的将军和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为子孙后代保卫这个宪政共和国的关键原因。同样的道德和政治原则，也使他成为唯一一位解放自已所有奴隶，并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和教育的蓄奴主美国总统。
在放任自己的野心而导致失败和流亡后，拿破仑后来说，法国人曾希望他是华盛顿式的人物，也就是为共同利益服务，体现文明。布鲁克海瑟指出，我们的英语单词公民（citizen）、礼貌（civility）和文明（civilization）来自于拉丁语一个共同的词根。但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有意或无意地造成了公民无知，助长了愤怒的不文明行为，进而导致公民分裂和经常性的政治暴力，从而使我们文明生活的基础受到怀疑。
出于礼貌，我将首先批评我自己的职业──那些远离真正公民教育的学者和教授。经验为纠正一些不明智的教育观点提供了新的共识依据。一个极端是纯粹主义和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公民教育必然是党派的，因此要么是威胁自由教育所需的自由话语，要么是低于技术、科学、量化和核心交流学习的更高容量的标准。
另一个极端是后现代主义将所有学习重新定义为政治性、主观性和权力相关性：因此公民教育应该是党派性的，必须以社会正义意识形态和行动主义取代美国虚伪、失败的遗产。
令人遗憾的是，高等教育以及恢复公民教育的健康中间立场所需的关键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持有这些错误的观点之一。
也许，对忽视公民教育和分裂的美国危机的最好的警告，是清醒的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
他创立了一种中庸的方法，纠正了一些著名前辈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过度行为。更多的美国人听说过孟德斯鸠的法国同胞托克维尔，事实上托克维尔是孟德斯鸠的伟大继承者，他主张中庸，在人类自由原则及其体面的目标之间进行谨慎的平衡。
我们应该重新发现，为什么孟德斯鸠是我们立宪时被引用最多的哲学家，1787年新宪法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援引孟德斯鸠的话，认为他对如何将法治、自然权利、自由、宗教信仰和现代商业结合起来，提供了最平衡、最全面的观点。
我们复杂的宪法秩序的“硬件”，即分权和联邦制，几乎完全源自这位18世纪的哲学家及其政治学名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出版于1748年）。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孟德斯鸠解释了公民和宗教美德的“软件”，这些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共和国的运作不可或缺，包括缓和走向极端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倾向，以及走向党派或宗派狂热的倾向。
他的平衡而复杂的哲学对我们的《独立宣言》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它融合了古典、中世纪和现代的元素，比许多最近的学者所认识到的要大。美国一直都不仅仅是一个崇尚“洛克式”个人主义的国家。
对托克维尔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孟德斯鸠政治学的补充和提升，这不仅是因为托克维尔碰上了美国立宪共和国的优势，而孟德斯鸠只能呼吁建立这样的政体。尽管如此，孟德斯鸠还是为美国第一本政治学著作《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对政治家风范或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中高度谨慎的核心作用的赞赏。
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欣赏像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样伟大的美国政治家，以及那些从未担任过高官的政治家，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美国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著名领袖）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如果不否定允许他们接受教育的自由和繁荣的基础，就不能不尊重这些原则、辩论、成就和美国实验中的人物。鉴于美国在使人类历史摆脱奴隶制或法律奴役方面的决定性影响，目前席卷我们精英机构的关于种族正义的意识形态热潮，体现了这种自相矛盾和忘恩负义。这种拒绝或否定的文化不适合于理解或维持美国。
公民教育还必须包括研究美国在20世纪，在建立第一个保障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全球秩序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这一成就如何保护而不是背叛我们的立国原则。
在投票、领导一个组织、发表意见或参加抗议活动时，如果没有接受这些方面的教育，公民能真正了解什么情况？然而，我们的精英们却容忍了对公民教育的漠视。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我们历史上后来的伟大领袖们都强调公民教育。其中一个原因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是现代政治哲学中，第一部将公民教育的讨论与对自由和复杂的政治秩序的倡导相结合的著作。
托克维尔加深了这种温和的共和主义。两位哲学家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警告说，看似自由的政体实际上可能会堕落为专制主义，以狂热的共和政体的爱国主义为特征，或以空洞的民主被动接受精英统治为特征。
两人都看到了良好的公民教育与宪法自由的永久性之间的联系；两人都认为缺乏教育会导致充满激情、欲望和野心的专制、非理性政治。
在我们的领导思想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状况，一个极端是狂热的激进主义，另一个极端是公民无知和漠不关心，而这正是灾难的根源。
自学成才的林肯掌握了人性、历史和政治，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灾难。他将自己余生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都奉献给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他在1838年讲到，“我们必须自己成为毁灭的始作俑者和终结者。”“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国家，我们必须永远活下去，要么死于自杀。”
他的补救措施是对我们国家的法律、宪政和基本原则进行公民教育。他后来强调，《独立宣言》是这种教育的基石。他最终领导了自由的新生，在美国实现了自然法则和造物主所要求的全部意义──所有人的平等自由。
对这些思想和政治家的研究令人激动，因为它对自由的人民来说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我们很幸运，这也是一种乐趣。但所有现在相信这一点的人必须清楚地思考，互相探讨，并在为时过晚之前采取行动。
作者简介：
Paul O. Carrese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民和经济思想与领导学院的院长。
原文：Civic Education as a Duty and a Deligh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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