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理尔、梁珍报导）继《时代革命》及《少年》之后，《红砖危城》也在国际上扬威，获得了纽约电视电影节人道纪录片金奖。本报《珍言真语》邀请到《众新闻》的导演张凯杰Jacky，分享他拍摄纪录片的心路历程。张凯杰直言获奖自然开心，但是因为影片内容是伤痛的，亦很惨烈，所以同时也比较伤感。
张凯杰表示，这是一个人道方面范畴的奖项，参加比赛是因为事件本身是很震撼。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或者日后如何去看待这段事实，他认为如果有很多空白地方，或者很多误传认知和了解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要去参赛，或者带（这个影片）给更多的人看。”
理大园城内外如战场 人身安全抉择充斥数晚
“理大围城里什么弹药你都会见到，还有那些水炮车啊装甲车啊。”张凯杰在拍摄期间，深深感受到香港当时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以往从未有社会冲突，牵连到到一所大学的校园。他回忆校园里很多人受伤，而且很长时间处于围困状态之下，无论身体上的受伤，或者是心灵的伤害都是很大的。“很想将这个事情讲给别人听，其实当时的香港发生着什么样的事呢？又或者是很多人不知道，理工大学围城里边那个状态是怎么样，而围城里边的人，其实都不知道当时外面，整个油尖旺都同样很夸张、很震撼的。”
“决定留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就是新闻现场，一个很大的新闻现场，如果你走了，不知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还有社会很需要你，在那一刻，就是无论里边的人也好，或者外面的人也好，很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
张凯杰说他是合法记者，是全职记者，但他同意当时整个新闻行业或者记者都正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危机。除了法律风险之外，更大、更首要的是人身安全。作为一个记者去到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要如何自处呢？那一刻的报导，会不会激化了任何一方面的情绪，起到一个不好的收场呢？这些抉择充斥无数个夜晚。
警方以新弹药强攻理大 学生兵行险着天桥游绳逃命
“围城的第一晚上的时候，当时政府发布了消息，当天晚上10点之前所有人都要离开理大，否则就当成是暴动的现场，情况是很严峻。”张凯杰指当晚到10点的时候，从校园外面有些弹药射进校园里面，“那些弹药是我这么多个月的采访这个反修例运动里面没有见过的弹药，就是很像闪光那样很大声、很光的，一连射了几发来校园里面。而这种弹药射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味道的，不会觉得是刺鼻还有就是很光。而且很吵好像烟花那样，所以你会耳鸣，当时是有耳鸣，其他当时在现场的人都有。”
张凯杰忆述当日在校门中弹，“看着那个弹药射进来，就被射了一下，打中了脚，是右脚，然后我就马上走了。”他马上转身想爬回校园里面，找些屏障遮挡保护一下，才发现遗下镜头就不得不回头。“当我爬进去之后，然后我再跑啊跑的时候，接着又中多一发，就是在手上，手上马上被擦伤、马上流血了，越跑就越累，越跑就越累，1分钟、2分钟我就中了两发子弹”。
理大被围城后期，校园内有些人通过吊索游绳逃生，在众多社会运动中是第一次出现，张凯杰记得当时大概是2019年11月18日晚上，那一幕是他同事拍到。
他形容，当日被围困的人已经方寸大乱了，清晨开始有很多人想尝试突围而出或者去找离开的路线，结果试了几次都不行，有些人受伤或被捕。他们年纪很小，未必承受得了这种压力。到了晚上，信息混乱，正门有些校长或者教育界想进来，希望去斡旋或者协助带些未成年的人离开。另一边厢校园天桥，有些人则“决定要踏上这条路，就是要在一个很高的、离地很高的地方，也是徒手，下面是没有什么去cover，就是没有什么软垫，就徒手滑下去，那一幕很震撼。”
张凯杰记得同事跟他说，去拍摄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女生，双手合十，恳求现场的摄影师，可否不要拍。“因为你迟1分钟，我们就可能有更多人可以逃走，就是救更多的生命。是一种抉择，但是最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我们最终都有拍到，不过其实我们本身那个过程没有做直播。”他觉得画面怎么用可以之后去想，但是这个画面很重要，若干年之后，历史有机会被篡改，或者被否定发生过，片段就是很有力的证据，也去证明当时（事情）走到这个程度。“一个片段一个画面已经胜过千言万语，描绘出当时情况有多严峻，为何会决定走出那一步，有机会摔伤、骨折的，甚至更严重的后果，那个环境怎么样逼到他们走到那一步，去逃生、去逃命。”
首度公开未曝光画面 肯定学生记者价值
“不只是我自己去拍，也有很多同事的功劳在当中，围城解封之后是很心急的，很想将自己看到的东西剪辑或者想告诉别人，所以连续几个通宵不断地剪辑成一个很短的短片，可能只有十多分钟。”张凯杰解释未经曝光的画面，其实是与朋友或读者一起去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没有见过。“我很惊讶，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些很关注社会的或者很关注新闻的，但原来他们很多画面都没有看见过，不知道发生过那些事情。”那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再剪辑，除了自己的镜头，也拿了同事所有的镜头和所有的片段重新整合成1小时的影片，刚好是理大围城1周年之前剪好了。
“学生记者很重要，我觉得他们有他们优胜的地方，他们优胜地方，是他们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是他们很胆识过人。”张凯杰谈到，两年前在一个声势浩大或者很波澜壮阔的社会事件当中，学生记者走得很前的，很多很重要的镜头都是他们拍下来的，今天主流媒体要引用的一些片段，都是来自他们。“警方或者政府还要提出一些检控，随时都是要靠他们的镜头、画面去佐证的。”他又指政府或者整个公民社会，都需要学生记者，与很多框架或者很多流水作业的主流媒体或者传统媒体是一个互补。
“本身理大这件事情是很独立的，而且很大、很严重，所以本身那些画面或者本身这件事情脉络的发展已经足够构成了一个故事。”张凯杰形容，当日去挑选一个镜头或者一件事情去说的时候，在香港以外的人都没有想过，一个发展到这么成熟的国际社会、国际城市，可以发生这么大的人道灾难的。现在社会弥漫着一种白色恐怖，所以去做纪录片的时候，“困难的地方是因为民众或者受访者已经有了恐惧，所以他未必可以很直白、很坦诚去讲他内心的感受，所以你问他的东西未必是最真诚的那一面，觉得是很可惜的”。
在静默的时代说波澜壮阔的故事
面对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包括《时代革命》、《红砖危城》，以及刚刚入围金马奖的《少年》，都是被官方批判的。张凯杰会否感受到压力呢？他斩钉截铁的说：“没有啊，其实我觉得很平常的，因为其实就是一个长一点的新闻作品。”他指影片中很多画面包括现场直播，或者当时的新闻其实都有报导过，他只是以记者的身份，将发生过的片段或画面再重组，完整去呈现出来而已。
他又强调，继续去做好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对整个社会尤其重要，无论空间是否在收窄，只要继续去做就是在捍卫这个新闻自由，“你如果不做就完全是零、没有了。所以无论（空间）大小，或者还能做多少，关键是你继续做或者继续出版，或者继续去制作，继续去讲你想讲的故事，能做一天是一天。”
张凯杰觉得大众回响很大，是因为近两年大家面对香港急剧的转变，公民组织正在瓦解，所有新闻内容都好像是很不好、很负面，整个社会好像很鸦雀无声了。曾经是很动荡过，片刻就变得这么寂静，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原来大家仍在在自己的岗位里继续去慢慢去做一些事情，“你以为是鸦雀无声的时候，金马奖公布的入围名单，没试过这么多与香港有关的，尤其社运题材作品入围”。所以他觉得在一个意志消沉的社会，有时候未必能做出一些很突破的东西，但给一些信心或希望予别人也是重要的。
责任编辑：邵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