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0月2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ark Bauerlein撰文／温芳编译）在1965年到1975年，甚至到2010年左右，大学校园都是充满最多新思潮、新观点的地方。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自由言论和反战思潮进入校园，随之，同性恋、双性恋思想在文人用性别平等、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说法的包装下，堂而皇之地有了一席之地。现在，批判性种族理论也进入了法学院和各种教育项目，把这作为培养合格教师的纲领之一（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仍是各类师范院校的课程内容）。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挑战传统价值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的学校更不一样了。今天的高等院校有着一种让人窒息、令人颤栗的霸权主义。高等教育系统内从学者到学生再到管理者，都被这种无形的霸权和惩罚机制控制着。
现在流行一种所谓“觉醒”思潮。教授绝对不敢越界。大学生看到抗议者从身边经过，哪怕自己有一些顾虑和想法也选择低头默不作声。见到“觉醒”派的行动，大学内管理层二话不说马上响应，就像亨利四世上朝的时候仆人接旨办事一样迅速。要快，要小心，注意安全！这就是规则。即使有终身资格的教授也是如此。只要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的终身都有工资保障，但是现在一旦发生任何抗议活动，他们的所为就像没有安全感一样。他们看到同事被处罚也保持沉默，不想帮忙解决问题，只会在心里想“天呐，还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以前不是这样的。学术界偏左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这股政治倾向催生了各种异见人士、不满资深同事用老方法行事的助理教授。但是，那还是以前自由态度下的产物，还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变化是常态，每个人都不知道哪个新生代学者会突然出现，宣布什么新的理论。在传统方式下，只能是权威压制反叛者。这是当时学术界的对手文化，允许弱势挑战权威。这还算是允许批判性思维的年代，不愿意墨守成规、积极挑战任何理念。
可是到了现在面对所谓“觉醒”的思潮，这一套都不管用了。“黑人命也是命”、“川普（特朗普）”、“1月6日国会事件”、“种族主义”、“玻璃天花板”、“变性人权利”等一系列主题，一下子有了铁板钉钉的看法，有着绝对的道德观点，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不一样的看法。所有学者心里都知道这些议题有着明确的政策界限，有着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的一种压制性观点。质疑的氛围消失了。少数有着独立意见的学者，无畏地提出批评意见的文人，越来越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轻则被迫出来道歉，重则被开除回家。这导致所有的学者都看到了“大嘴巴”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社会上对这些议题看法的“一致性”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1985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主导的理论家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全都是敢说话、直言不讳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们绝对不会盲从别人的意见。他们会怎么看因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中世纪研究中发表了关于身份政治的言论，1,50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向他发起攻击？对于一家期刊以令人反感为由，同意撤回一篇为殖民主义辩护的文章，他们会怎么说？“令人震惊和可悲！”他们会对此表示不屑，“挑战公认的智慧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可是今天，所有学者都如此顺从一致的观点。在现在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拥有终身资格的教授比任何人工作都更有保障。疫情都没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去Zoom软件上课，一切照常。他们可以在家备课、写书，工资一分钱都不会少拿。可是奇怪的是，这些保障没能保护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些教授的思想观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特别是对于2021年各种头条和大事。美国的各方面事务都变得如此怪异，广场的自由言论也要受到政治观点的束缚，以至于人们还没注意到学术圈已经突然具有如此怪异的一致性。的确，这是一种软极权主义，却没有几个人有胆量说出这个一目了然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很久以前说：“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世界用不愉快在鞭策你。”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最惊人的是，最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自由言论、自由思想和自由质疑，这些是学者的职责。即使你不是入流的学者，如果你的作品达到学术界的水平，你的同事和上司都应该接受你的意见。他们不应该否认你的智慧。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态度，也是同行审议要保证做到的：不带政治偏见地评估你的才华。
可是，现在一切事情都被加入了政治因素。这就是“觉醒”思潮的终极目标：把政治因素引入它本不应该存在的领域。学术界的守门人（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已经守不住了。左派已经扛起了“道德”的大旗，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信念不够。而这两派，已经把保守主义者几乎完全赶出了学术队伍，可能他们对此很满意。但是，现在的校园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挑战性思维和新想法的地方。其实，“觉醒”听起来更像是陈词滥调，根本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们的确是老掉牙的概念了。）
以前那个充满活力、激情、讨论不同观点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压抑的、具有定势思维的、令人乏味的工作场所。他们玷污了大学。
作者简介：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他的作品曾在《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
原文：The Strange Obedience of the Professorat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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